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正是李鸿章所称的“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代，外则强敌入侵，内则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他出身于晚清“四大买办”，是近代粤商中极具救国思想及维新观念的企业家和思想家。他对西方文化持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吸取的积极态度，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西学东渐的先驱人物之一。
■蔡登山
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陶斋，号杞忧生，晚号待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但不失为读书世家，以设帐课徒为生。郑观应因得以自幼涉猎书史，奠定其国学基础。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买办原是葡萄牙语Comprador）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快捷方式。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做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咸丰八年（1858），十七岁的郑观应参加香山县的童子试落第，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跟从在新德洋行当买办的叔父郑廷江，边听差边习英文。
咸丰九年（1859）入宗兄郑济东服务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见习蚕丝买卖，兼管轮船揽载事宜。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这是他日后能以英文而掌握泰西情势的基础。
在宝顺洋行期间，他还自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这是他从事买办生涯之始。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上海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并受洋商士多达（Stoddard）等人举为公正长江轮船公司董事，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郑观应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而同年，中国大型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同治十三年（1874），郑观应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账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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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但直至光绪十年仍未开工），光绪七年（1881）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光绪八年（1882），郑观应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李鸿章、唐景星（招商局总办）其所以如此礼遇他，是因为郑观应自入英商宝顺洋行开始，即参与轮船客货揽载事宜，直到二十六岁才告一段落。稍后，郑观应又任职于太古公司达八年之久，总理揽载诸务，业绩辉煌，从创办时仅有两船往来长江的局面，经过他八年的努力，便增加到二十余艘轮船，往来长江及南北洋各埠，船务日渐兴旺，与另一洋商怡和公司几乎尽占中国航运之利。招商局当初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外国轮船公司手中争回航运利权。而怡和、太古两公司为与招商局竞争，特于光绪三年底，招商局接收旗昌洋行船只后，联合跌价以为竞争倾轧，致使基础薄弱的招商局受到严重影响。李鸿章因而于光绪四年，奏陈整顿招商局办法，获准将各省官物统归该局承运，俾使维持。但是局面仍未改善，李鸿章与招商局股东群起恐慌，为挽回局面，亟思得郑观应揽载之长才以为助，期能扭转颓局。
光绪九年（1883）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部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一八九三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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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光绪十八年（1892），李鸿章再度委任郑观应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郑观应到局后，即设法与太古、怡和两公司修好，重订合同，照从前办法摊分。从此，水脚日多，栈租益增，公积渐厚，股票价格愈涨。又添买各处码头栈房及机房。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开战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甲午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督导全厂总董、委员、洋匠、华工，以及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李士墩煤矿员董等人办理厂务。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郑观应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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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赴桂，署理左江道，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实际从政经验。
他在任内所施行的措施几乎都是他在《盛世危言》所主张的，尤其是对人才教育、地方安宁、社会秩序等的主张，均逐步付诸实施。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郑观应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不久因“守制”去职。
宣统元年（1909），郑观应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一九一四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一九一九年六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一九二一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九二二年五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一九二三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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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羡冰指出，郑观应十七岁厕身商界，从杂工开始，卅一岁成为“腰缠十万”富商；从外商洋行买办到投资贸易、航运、矿务、电线、机械等行业，跃为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家，其才干和胆识不但使他的事业有不断的成就，其识见和经验更为洋务派所赏识，先后得到盛宣怀、李鸿章等的器重，委办官方商务和军事活动。在中法战争时，被委派向美国购买枪炮军火，被派到南洋诸国暗探敌情，到港澳查缉私贩军械案，可见他是洋务派中一位精明的实干人才；一八九二年招商局被外资怡和、太古夹攻，情势恶劣，盛宣怀也想请郑观应“稍出奇兵”克敌制胜……可见他对“商战”也是颇有经验和气魄的。
“商战”一词，是清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首先创用的，其后晚清的改革派人士相继沿用，藉以表示他们对现代富强之术的共同理解。但真正能够赋予它真实可行的生命内容的则非郑观应莫属。也只有他能够认清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真实情势，并在丰富的阅历基础上，指出唯有经由“商战”而非“兵战”，才能真正抵抗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挽救中国的危亡，进而使中国富强起来。
一八六二年，廿一岁的郑观应开始搜集资料，酝酿撰写政论文，其中不少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到了一八七三年，他把这些“触景伤时”的作品编成《救时揭要》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到一八八○年，郑观应又完成《易言》这本书，从商业、科技、法治、敎育等方面，因“思挽时局”而抒发“内心积感”。《易言》的题材比《救时揭要》更为丰富。当时他身为买办，视华人地位之低下，痛心疾首。他写道：“我华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议罚，绝无宽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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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六年，郑观应开始酝酿《盛世危言》的构思，从执笔、辑录、删正、补充、修订，一直到一八九三年，五卷本才刊出。《盛世危言》是一八九○年代初一部警世醒时、震动朝野、传诵数十年的巨著。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政论专集中获得教益和启迪。该书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罕见。清朝洋务派干将张之洞读后评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
郑观应在五卷本《盛世危言》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何以故呢？郑观应就两者做一比较说：“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弊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他又进一步阐释道：“夫兵战之日短，商战之日长。兵战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风吹灯灭；商战之亡缓而无形，譬如油尽灯灭。有形者易备，无形者难防。而人反畏兵战，而不畏商战。吾知二十世纪因商战之败而亡国者，必较兵战为尤甚。兵战恃船坚炮利，火器巧捷为战胜品，商战之制胜品则在扩充实业，振兴商务，推广制造，以维持国货也。”
商战既在兵战之上，而其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因此郑观应建议清廷应迅速改弦更张，不要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兵战，而应移作商战的准备。他指出：“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所耗海防经费，及购枪械炮船，与建设炮台之价值，岁计几何？胡不移彼就此，以财战不以力战，则胜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敦。兵民安乐，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耳。”
而决定商战是否得胜的核心在于人，所谓决策、营运策略都源自一个精明的决策头脑，人的素质才是制胜的关键。因此“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裕无形之战”。从而，郑观应从“兵战不如商战”的思想延伸为“商战不如学战”的思想。
学者刘羡冰认为郑观应高瞻远瞩地提出：“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根本原因是“强于学，非强于人”。因此，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材，就成为他富强国家的基本建设。他分析西方国家“士有格致之学，工商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学用一致，就有力量；他反对依赖洋工洋匠，反对把敎育大权交到洋人的手上；他主张学堂要以“天球、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言语、政事、律例”等丰富的、现代的、各专门的实用学科，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自强运动开发智力资源，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要由政府带头领导，透过教育训练及其它奖励措施，改变中国人轻商、贱商、视工商为末作的传统观念。唯有从重视学战，培养近代企业所需的各类人才，中国才不致受外人掣肘。有了自己的人才，且能使人尽其才，必能使地无遗利，而物畅其流。他认为“欲攘外，拯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同时，他还强调了商战的三个战略：“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奚仁独擅之利，思何以分之。”
学者范振干指出，郑观应的商战办法是以清政府的大力协助保护为基础而设计的。但只是协助保护，而非控制。他所要求的是仿效当时的西方列强，听认商民自为筹划，而非事事为之经理遥制也。政府至多订定商律作为必要的管理而已。这种态度，和西方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国家扮演“守夜者”角色的看法相似，这一点对于了解他的商战主张不宜忽视。最后要注意的是，他所谓重商战，是把商战摆在第一优先，并非舍弃兵战而不为。因为练兵将、制船炮，属有形之战，治标而已。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则可裕无形之战而固国本。若遗其本而图其末，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中国将无能力与各国争衡。
一九○○年，郑观应又花了不少心血增订新编《盛世危言》八卷本问世。一九○七年，他回澳门隐居期间，忧国忧民之情更殷，开始编辑《盛世危言后编》，至翌年下半年，这部倾一生心血的力作，才在“澳门郑慎余堂寓所”续成，分为十六册。他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说：“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君相同德，上下一心，亟宜善承其变而通之：仿泰西，复三代之法。广开民智，以御外侮。”把西方文化融合于三代之法，已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他同时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郑观应的救国思想来源于不间断的学习与实践，即使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极具启迪性！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