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专著外，这一时期我还重视学术文章的写作，发表的文章比较多。仅在 《中国社会科学》 就发表了十篇文章：《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1982 年第 2 期）、《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1984 年第 1 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1997 年第 2 期）、《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关于人文科学性质与创新问题》（2003 年第 6 期）、《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学者的责任》（2004年第4期）、《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2006年第 2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2007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2008年第6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2011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研究的双重视角》（2014年第11期）。在 《哲学研究》 发表五篇文章：《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1981 年第 8 期）、《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1984 年第 3 期）、《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2009 年第 4 期）、《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010年第2期）、《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财富观》（2010年第10期）。这时期的所有文章都收集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处在夹缝中的哲学》《问题中的哲学》等著作中。

        这些文章现实性较强，不少都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相关。这是我重返讲坛，再度执笔碰到的第一次大讨论。起因是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周年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报告。那次报告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座无虚席，我也是其中的一名听众。由广播员代念文稿，结束后掌声雷动，会场上没有什么低头耳语的议论。散会后的第二天，听说有不同意见，要继续开会。我不是被应邀的发言人，具体情况我不知道。胡乔木的《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出版以后，理论探讨似有转向批判的趋向，但观点分歧并未弥合，对立由公开讨论变为好友私下交心。

        1984 年我在 《哲学研究》 发表于 《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篇学性较强的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倡人是出发点的观点，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此文被 《哲学研究》 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后来，我又发表过 《论人道主义的历史演变》《论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趋向》 等文章。在 《中国社会科学》 发表的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 不是为了“参战”，而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儿研究。从北京大学学习班结束后，我有近三年时间钻研 《手稿》，对讨论中的问题和分歧并非一无所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原本应该是学术问题却转变为学术批判，阻碍了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至今，什么是人道主义、什么是异化、人道主义和异化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和可不可能异化，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是没有讨论清楚，留下很多理论困惑。学术批判代替学术讨论有其负面作用，甚为可惜。学术问题应该通过学术讨论，即使是争论，也应该充分展开，各抒己见，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而学术问题政治化，不利于分清是非，反而使学术分歧成为永远解不开的理论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