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武王伐纣吊民伐罪》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甲申岁读史咏武王五律

昏君极暴淫，天下恨深深。

周武王中国，苍生秉一心。

吊民须伐罪，继古以开今。

宗祖垂家道，千秋景命临。

韩天佳教授赏析：

这是一首五律，赞美周武王。因为周文王生前尚未完全统一山河，而是后来的儿子周武王追封，所以武王是周王朝实际上的开创者。

首联“昏君极暴淫，天下恨深深。”揭示出商纣王的倒行逆施引起天怒人怨。据《史记》，辛是帝乙的小儿子，兄长为微子启。微子启因母亲地位低贱，不能继承王位，而辛作为嫡子被立为继承人。约帝乙二十六年（约前1076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下同），帝乙逝世，辛继位，这就是帝辛，历史称之为“纣”。

帝辛二年（即“帝辛二祀”，一“祀”约相当于一个“太阳年”，下同；约前1074年），帝辛命令邲其去夆地发布政令，在雍地田猎，并赠送夆地酋首一双兽皮。（据二祀卣铭文，真伪曾有争议。

帝辛四年（约前1072年），商历四月乙巳日，帝辛下令祭祀父亲文武帝乙；适逢太乙（商汤）的翌祭（周祭的五种形式之一）之日，帝辛又在此后三日连续举行祭礼。帝辛为祭奠者，邲其陪王行祭。

帝辛十年（约前1066年），帝辛征伐夷方，商军进至淮水流域的攸国，与攸国攸侯喜合兵进攻，击败夷方军。帝辛十一年（约前1065年），返回商都附近，前后费时达250天。

帝辛十五年（约前1061年），帝辛复征夷方，一说这次征伐在帝辛十四年（约前1062年）十月即已开始，延续至帝辛十五年（约前1061年）四月，历时约九个月。

帝辛二十五年（约前1051年），商历六月庚申日（羽祭之日），帝辛在阑（一释“管”）地，赏赐随从他的宰椃（“宰”为官名）贝五朋。

商纣王内政不修，荒淫征敛。帝辛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辩才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他嗜好喝酒，放荡作乐，宠爱女人。他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媚的歌。他加重赋税，把国家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养殖在里面。他对天地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子聚集在沙丘，用酒当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男女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

帝辛如此荒淫无度，百姓们的日子却很艰苦，都十分怨恨他，有的诸侯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格（又作“炮烙”）的酷刑。帝辛又任用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帝辛，她不喜淫荡，帝辛大怒，索性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酱）。鄂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制成肉干）。姬昌闻知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得知西伯侯同情他们，便向帝辛告发，帝辛就把西伯囚禁在羑里。

姬昌的僚臣闳夭等人，将大量美女和奇珍异宝和好马献给帝辛，帝辛才释放了他。西伯获释后，向帝辛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帝辛答允了他，并赐给他弓箭大斧，使他能够征伐其他诸侯，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即西伯昌。

帝辛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国人都不来亲近。帝辛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毁谤，喜进谗言，诸侯因此与商越发疏远了。

西伯回国，暗地里修养德行，推行善政，不少诸侯背叛了帝辛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帝辛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比干劝说帝辛，帝辛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帝辛却黜免了他。

后来，西伯攻打黎国（《史记》作“饥国”，此据《尚书》）并将它灭亡，帝辛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帝辛那里去报告说：“天子！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预测，还是用大龟占卜，都没有一点好征兆。我想并非是先王不帮助我们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使我们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了解天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我国的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早早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你的威灵？灭纣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来？’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

帝辛说：“我生下来做国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吗？”（也有观点认为，应理解作：“我命在天，何必担心！”）祖伊反驳说：“唉！您的过失很多，又懒惰懈怠，高高在上，难道还能向上天祈求福命吗？殷商行将灭亡，要指示您的政事，不可不为您的国家努力啊！”祖伊回去后说：“纣已经无法规劝了！”

西伯昌死后，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诸侯背叛帝辛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八百国。诸侯们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国了。

帝辛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帝辛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做臣子，不能不拼死争谏。”就极力劝谏。帝辛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箕子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又把箕子囚禁起来。殷国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急急逃到周国。周武王得知帝辛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见时机已到，即率诸侯联军伐商。《中国史稿》称，此时帝辛正以其主力对东夷采取军事行动，而这也给武王伐纣创造了机会；对此，学术界存有争议。

约帝辛二十九年（约前1047年），周军出师伐商。约帝辛三十年（约前1046年），周军行孟津之誓。帝辛派出军队在牧野（地点含义有不同说法）进行抵抗。周历二月二十二日（有争议，例如一说为二十八日）甲子那一天（据断代工程，即前1046年1月20日），帝辛的军队被打败，其原因可能与帝辛一方前敌部队倒戈有关。帝辛逃到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跑到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赶到，砍下他的头，挂在白旗竿上示众。后世有学者认为，自焚与斩首存在矛盾，并推测帝辛是被斩首而死；郭沫若还曾推测其系自刎而死，但也有学者认为帝辛系自焚而死，且自焚与斩首并不矛盾。

帝辛死后，周武王又处死了妲己，释放了箕子，修缮了比干的坟墓，表彰了商容的里巷，让帝辛之子武庚（禄父）继位，并责令他施行盘庚的德政。此后，殷商成为周的属国。周成王即位后，武庚因与管叔、蔡叔联合叛乱而被杀，周改封微子于宋国，来延续殷的后代。

帝辛在位期间，在内政上有明显调整，这些多被作为帝辛的恶政记录下来，但后世学者也从中解读出了新的意涵并做分类讨论，包括：政治上的政策和制度调整、对朝歌的营建和可能的迁都，以及经济上的搜刮政策和糜耗浪费等。在对外政策上，帝辛继续进行对东夷的战争，其他见载史册的战争还有很多。所有这些，都未能挽救商朝，甚至适得其反，加速了商朝的衰亡。

近年来，有学者对帝辛的种种罪行、恶政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是政治变革之举。例如，将“不敬神”解读为他“反对神权”、“改革旧俗”，将其“任用罪人”、不重用贵族，理解为“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从中下层提拔了一批新人”以“为其革新路线服务”。

《商代史》也认为帝辛进行了完善制度的尝试，包括：变更用人制度，重用“小臣”集团，提拔了一批非世官大族的人员，见于史籍的有飞廉、恶来、费中、左疆等；加强对外服的控制，具体包括将西伯昌等三人任命为三公、羁縻于朝廷，以及举行军事演习等举措；推行法律改革，通过法律惩罚的方式使内、外服各族人口脱离族组织而纳入自己的直接掌控之中，从而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削弱贵族势力，同时以严刑峻法镇压贵族反抗；严格推行周祭制度，固定和缩小致祭神灵的范围，以此疏远旧贵族，等等。

但是，在学术下移尚未发生的时代，帝辛提拔的人员对商王朝典章不熟，加之出身较低，缺乏政治经验，唯帝辛马首是瞻，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而排挤世官大族的做法也导致商王朝内部离心离德。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对于商王朝的灭亡起了加速作用。

多种传世文献反映出，帝辛在沬邑（或“妹邑”）或朝歌（今河南淇县）拥有琼室、鹿台、玉门、酒池肉林等活动场所，其中有的是帝辛所营建或扩建的；就帝辛是否迁都于朝歌，史学界则存在争议：①一些学者认同传世的辑本《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盘庚迁殷后商王朝“更不徙都”的记载，即不认为曾有帝辛迁都之事；不过，也有部分学者怀疑相关文字是“以张守节释《史记》语为《纪年》本文”，另外也不排除朝歌为“别都”的可能；②一说，殷商于帝辛之父帝乙时徙都沬邑；或是认为帝乙将该地作为辅都，而至帝辛时都城地位更加明显，与安阳殷墟并立；③一说，帝辛可能迁都于朝歌。即商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史稿地图集》）

有支持帝辛徙都说的学者推测，纣王对朝歌的营建早已开始，但迁都应是在其在位晚期，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规避周戡黎（今长治附近）、伐邘（今沁阳）后对位于今安阳的殷都所形成的两面夹击的形势，并借此喘息之机再次对东夷用兵，但由于周消灭崇侯虎、占崇国（约在今西安沣水西），打开了沿渭水东进灭商的道路，使帝辛的计划落空。

199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淇县境内和鹤壁市直接管辖区域内的一批晚商遗址进行了调查，考古调查报告显示，该次调查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商周遗址，但没有找到商代朝歌遗址及其切实存在的证据。 有学者结合相关考古成果及文献梳理，认为妹邑或沬邑在晚商时已为繁荣之地，但并未被纣作为都城，亦未得“朝歌”之名；学者卢中阳则认为，考古调查毕竟在淇县境内发现了分布密集的晚商遗迹，可与传世文献所说纣都朝歌相合。

还有观点认为，朝歌是殷末重要政治中心之一，但尚无法界定其是离宫还是陪都。就地望而言，有学者虽使用“纣都朝歌”的说法，但将朝歌与妹邑或沬邑进行辨析，认为后者既可以泛指朝歌，也可以指代朝歌城附近的小地名，该地距牧野更近；学者晁福林则认为认为沬地即牧野，早在武丁时期就有宫室类建筑，帝辛在该地的离宫别馆，只是延续以前的建筑进行扩大而已。

传世文献反映出，帝辛在位期间，加强了聚敛、搜刮的力度。其臣子中，费仲能够敛财，而胶鬲亦被认为与鱼盐交易有关。帝辛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此外，他还失民于时，长年劳师远征，影响农业生产；而以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大量酗酒，又可能会造成粮食的大量消耗。

对于帝辛的经济举措的影响，《中国史纲要》及《中国通史》均认为：帝辛的搜刮与骄奢，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周武王姬发代表人民的意志灭商。武王姬姓，名发。周文王姬昌与太姒的嫡次子，岐周（今陕西岐山）人，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

周文王崩逝，姬发继位。他继承父志，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人治理国家，周国日益强盛。约前1046年，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行在朝歌，讨伐暴君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是为牧野之战。殷商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殷商灭亡。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克殷三年后（约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安葬于周陵。

综上所述，不论对商纣王的研究如何深入，或者商纣王的主观意愿如何，他的很多暴行是无法否认的，也是人们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根本动因，也就是“天下恨深深。”

颈联“周武王中国，苍生秉一心。”如同“秦皇”“汉武”等简称一样，周武王也可以简称为“周武”。后面的“王”字也可以读去声理解，名词动用为“统治”。“苍生”亦即“苍头”的生民，指的是没有冠冕巾帻的“黑头发飘起来”的百姓。

周文王姬昌时期，国力逐渐强大，姬发登基后，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姜太公（即姜尚）为军师，并用弟弟周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壮大力量。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周武王在沣水东岸建立新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

腹联“吊民须伐罪，继古以开今”，正面评价武王的历史功绩。周武王即位后的第二年，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有八百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因时机还未完全成熟，还是班师回朝了。这次灭商预演，史称“孟津之会”。

孟津观兵后，武王一面加紧练兵，一面派人去探听殷商的动向。他们听到探子的3次汇报后得知，殷商已是“谗恶进用、忠良远黜”：王子比干被剖胸挖心；箕子装疯，被罚为奴；微子感觉无望，已经出走，隐居起来；百姓们不敢口出怨言了。武王觉得殷商已是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了，征伐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

武王即位后第四年春天，发动了空前的灭商战争。拜姜尚为帅，发兵五万渡过黄河东进。大军到了盟津，八百诸侯也率兵前来助战，武王便在盟津举行了誓师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姬发左手执掌象征军队指挥权的黄钺，右手握着用以发号施令的牦尾杖，在吕尚和叔旦的左右护卫下登上土坛，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被后人称为《牧誓》的著名誓词：

诸位友邦君长和将士们，殷纣荒废国政，不敬神道，离弃同胞，肆暴百姓，天怒人怨。现在，上天命令我向殷国行使惩罚。众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拿起你们的盾，要像虎那样威武、如熊一般雄壮地去战斗。努力啊，将士们！

誓师典礼结束后，盟誓后，武王便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商都朝歌，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离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双方军队就在牧野附近摆开了阵势进行决战。

纣王认为自己有军马70万，可周军只有5万，这简直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可他哪知武王的军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之师，作战勇敢顽强，而他那70万大军中，一多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捉来的俘虏，他们平日受尽了纣王的压迫和虐待，对纣王恨之入骨，又有谁肯为他卖命。所以两军刚一交锋，奴隶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投降，配合周军攻打商军，纣王所谓的70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姜尚便指挥周军，乘胜追去，一直追到朝歌。

牧野战败之后，纣王逃回朝歌，感到已没有回天之力，就命人将宫里珍宝都搬到鹿台，然后放起火来，自焚而亡。朝歌的百姓闻听纣王已死，便列队欢迎周军入城。武王入城来到鹿台，看到纣王的尸体便连射三箭，并砍下纣王与妲己的脑袋，悬挂在宫廷外的白旗下示众。纣王的两个宠臣恶来、费仲也被枭首。群凶斩除，人心大快。从此延续了600多年的殷商王朝，随着恶贯满盈的纣王的自焚而彻底灭亡，史称武王克殷。

关于武王伐商的史实，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的利簋可以证明。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为周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 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当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觉得很荣耀，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纪念这件事。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

《诗经》中对牧野之役歌咏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牧野之役，以武王为统帅，太公望为总指挥，可能是持着绘有鹰徽的军旗，随风飘扬，士气高昂，故曰“牧野鹰扬”。

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追封父亲姬昌为文王，并分封诸侯。由于过度的辛劳，姬发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病倒了。当时，天下尚未安宁，周室大臣们都担心姬发的逝世将会带来动乱。姬发的病情一度稍有好转之后，很快又恶化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尚未安宁的天下，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姬诵年纪尚幼，缺乏政治经验，不足以担起管理天下的重任，便把辅政的大事全部委托给了叔旦。不久驾崩。

牧野之战后，武王进入商都，分商的畿内为邶、鄘、卫三国，以邶封纣子禄父（即武庚），鄘、卫则由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合称三监（一说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以监视武庚）。随后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商朝诸侯，据记载征服者有99国，臣服652国。

武王四年（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后，还师西归，在他新迁的都邑镐京（即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北沣水东）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

周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相当严峻，武王以“小邦”之君统治如此大的区域，担心诸侯叛乱。为了巩固政权，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武王决定按功行赏，调整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实行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分封政治制度。先后受封的功臣主要有：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等。为了控制广阔的新征服区，周初沿用商的分封制，把王族、功臣以及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先后分封的有鲁、齐、燕、卫、宋、晋、虢等71个诸侯国。

周武王这种封建其主要的目的有三：

一、安抚商人：封纣子武庚于殷，并在殷的周边，设邶、墉、卫三国，封给霍叔、管叔、蔡叔，用来监视武庚，此举明告天下，灭纣是吊民伐罪，无灭殷绝祀之意，以安抚东方的殷人。

二、兴废继绝：把焦、祝、蓟、陈、杞这些封国，封给有功德于人民的古代帝王的后裔，表示崇德报功之意，鼓舞民心。

三、移民实边：齐、鲁、燕三国，为周在东方新的领域，这些封国为移民实边攻策，而寓有区域的开发，足食足兵的用意，同时在政策的运用上，也可以说在殷民族的后方，建立了牵制的力量。

宗法制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统一天下后，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管理体系。

宗法制是一种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权利继承制度，源于父系氏族家长制，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主要用于区分嫡庶、亲疏关系，目的是在家族内部确立地位、财产的继承权，完善和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大宗在家族内部因有财产的继承权，所以受到庶宗的敬奉，即所谓的“尊祖敬宗”。

配合政治组织中的分封制，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制，文化思想中的礼乐制，周武王在经济方面实施了井田制。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赋，以此，周王有效的控制着广大的国土，并将人民约束在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中。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西方的庄园不同，伴随着相应的政治制度不同。西方的庄园制度，大块的耕地由农民合作公耕，农民附属于土地，所以是农奴，也就是奴隶制。土地拥有者即是贵族。中国的井田制是把土地划分为井字形，农民并不附属于土地；土地所有权虽是贵族的，但农民并非农奴，所以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也不同。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奴隶社会，也没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拥有短暂的封建社会。从商鞅废除井田制度之后，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

周武王建立西周后，开创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伟大措施，其核心思想为“敬天保民”，从此陕西姬周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政治组织中的分封制，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制，经济组织中的井田制，文化思想中的礼乐制，影响中国长达三千多年。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周礼严格区分和限定了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处的地位，从国家制度和宗法层面对国民予以强制性约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差异化社会，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统治者采用音乐，用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来作为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

尾联“宗祖垂家道，千秋景命临。”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和长远的眼光，同时有着果断地处事能力，在看到商朝的无道，他打出了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旗号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大大的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伐纣的过程中，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自带领兵马直捣朝歌，打了纣王一个措手不及。同时周武王有着很杰出的个人魅力，他也因此受到人们的爱戴，这也是他获得人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武王的文治武功，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如《诗经·雅·文王之什·大明》：“时维鹰扬，凉彼武王。”《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尚书·君牙》：“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

《荀子·议兵》：“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

《商君书》：“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孟子》：“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者也。”刘禅：“是以汤、武脩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

虞世南：“四时平分，冬夏有暄寒之辩；五常递运，水火有刚柔之殊。至于利物成务，其道同矣。文王夷明，晦迹藏用，所以显仁；武王果毅，发扬龚行，所以静乱。然则，济世庇民，其揆一也。奚必修文为是而允武为非乎？期于至公而已矣。”

“宗祖垂家道”，我们且看周武王的家族成员：父亲：周文王姬昌；母亲：太姒。同母兄弟：长兄：伯邑考，早卒。三弟：管叔鲜，与蔡叔度、霍叔处并称周初三监，监护殷商的顽军遗民，后发动三监之乱，声讨周公。兵败被杀。封国被废。四弟：周公旦。五弟：蔡叔度，与管叔鲜、霍叔处、武庚发动了著名的三监之乱，声讨周公。兵败后被流放于郭邻，卒于迁所。周公命蔡叔度子仲继位于蔡。

六弟：曹叔振铎。七弟：郕叔武。八弟：霍叔处，与管叔鲜、蔡叔度、武庚发动了著名的三监之乱，声讨周公。兵败后被贬为庶人，周公旦命霍叔处的儿子继任霍国君主。九弟：卫康叔，平定三监之乱后，于前商朝故墟朝歌建立卫国，徙封康叔于卫。十弟：冉季载，由四兄封季载在聃国，在今河南省颍州西，为周司空以辅佐周成王。

异母弟弟十一弟：郜叔。十二弟：雍伯。十三弟：毛叔郑。十四弟：错叔绣。十五弟：毕公高。十六弟：原伯。十七弟：酆侯。十八弟：郇伯。十九弟：赖叔颖。

王后：邑姜，姜姓，齐太公吕尚之女。长子：周成王姬诵，母邑姜。次子：邘叔，母不详。三子：唐叔虞，母邑姜。四子：应侯，母不详。五子：韩侯，母不详。长女：大姬（大音太），母不详，为陈国君主陈胡公之妻。

周武王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北郊五陵原，行政区划归渭城区周陵街道，距咸阳市区5千米。由于周武王陵在周文王陵之北，周文王陵西南方向约1.3千米陵照村北有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陵，周文王陵东南方向约1.6千米新庄村西有周成王之子周康王陵，周成王陵西南约1.8千米还有周康王重孙、西周第六代国王周共王陵。因此民间用“背儿抱孙”形象总结这一带周陵分布形式。

周武王陵位于周文王陵北，陵前有新修水泥台阶，平台上是高大的碑楼，上书“周武王陵”4个大字，为清陕西巡抚毕沅所立。

关于周武王，民间流传许多轶事典故。如骈齿望羊：史载周武王“骈齿，望羊（阳）”。即有双重牙齿，视野广阔。后人解释是武王灭商需要武力，多长出一重牙齿，以示刚强，望阳表示能高瞻远瞩。

再如武王封貔貅：姜子牙助武王伐纣时，一次行军途中偶遇一只貔貅，但当时却无人认识，姜子牙觉得它长相威猛非凡，就想方设法将它收服并当做自己的坐骑，带着它打仗屡战屡胜。周武王见貔貅如此骁勇神奇，就给他封了一个官，官号为“云”。

又如武王与臊子面：臊子面起源于周朝。相传周武王伐商时在岐山遇到像“龙”的怪兽。杀了怪兽，为了鼓舞士气，决定每人分吃怪兽肉。但是人太多，不够分，就煮汤每人分喝一碗，感到很好喝。这也是岐山臊子面的雏形。

还有巨桥发粟：巨桥，古桥名，位于今河北省广宗县张葛集村。周武王灭纣后，遣南宫括散发巨桥仓的粮食，赈济饥民，史称巨桥发粟。巨桥发粟表明了周王朝与殷商王朝截然不同的施政方式，即由“敬神贱民”变为“敬天保民”，是周武王实施仁政的具体体现，为周初稳定民心起到了表率作用。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未竞的事业，推翻了暴君商纣王的统治，开启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值得赞美学习。

所以最后一句“宗祖垂家道，千秋景命临”是高度概括与赞美的诗句，赞扬了周武王继承了父祖的家道，而姬氏家族也有很好的家风家训与家教，都被武王继承弘扬开来了，给后人们树立了榜样。周武王带领人民革命，推翻商纣，改变了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这就是“千秋景命临”。

张红星教授注：

昏君：昏庸无道的帝王。《新唐书‧宦者传序》：“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

暴淫：凶暴淫佚。《隋书‧天文志上》：“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贵人之牢也，主愆过，禁暴淫。”

王：此处为动词，指统治、称王。《诗‧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史记‧高祖本纪》：“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张楚 。”

秉：执、持。《管子‧轻重乙》：“有一人秉剑而前。”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

一心：一条心、同心、齐心。《书·泰誓上》：“受（商纣名）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韩诗外传》卷六：“故近者竞亲而远者愿至，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后汉书‧朱俊传》：“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

吊民伐罪：慰问受害的百姓，讨伐有罪的人。《宋书‧索虏传》：“兴云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积后己之情。”后蜀·何光远《鉴诫录‧陪臣谏》：“臣伏闻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

宗祖：即祖宗，先祖。《礼记‧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余不变也。”唐·韩愈《元和圣德诗》：“正月元日，初见宗祖。躬执百礼，登降拜俯。”

家道：成家之道。指家庭赖以成立与维持的规则和道理。《易‧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隋·王通《文中子‧礼乐》：“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

千秋：千年。形容岁月长久。旧题汉李陵《与苏武》诗：“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宋·王安石《望夫石》诗：“还似九嶷山上女，千秋长望舜裳衣。”

景命：大命。指授予帝王之位的天命。《诗‧大雅‧既醉》：“君子万年，景命有僕。”郑玄笺：“天之大命。”唐·元稹《献事表》：“臣窃惟陛下以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贞观致理之后？” 清·张廷玉等《上＜明史＞表》：“我国家丕承景命，肇建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