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默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7期

日常生活语言暴力

与网络语言暴力的区别

网络暴力行为中最常见的就是网络语言暴力，恶性程度不高，也很难通过法律来制裁，却非常普遍。语言暴力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经常发生的，简而言之就是“谩骂”“诋毁”“嘲讽”等，但日常生活里的语言暴力发展到网上产生网络语言暴力，不仅是语言场景的变化，而且产生了三个重要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参与的匿名性，这不仅在于网络交流双方不是真名，更重要的是网暴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网名符号，所以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网民在网络语言暴力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种玩游戏的感觉，降低了道德感的触发阈值。第二个区别是攻击的集聚性。日常语言暴力往往是个体之间的攻讦，即使是集体行为，也要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实施；但是借助网络空间的开放特性，网络语言暴力往往是一哄而上，万箭齐发，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巨大的负面能量。第三个区别是伤害的持久性。日常语言暴力发生时，双方都处在激烈的情绪状态中，情绪宣泄结束，恶性话语也就随风而散，伤害只是一时的。但是网络语言暴力生成的话语是文字形态的，可以长期留存，受害人每次看到都会进入当时的情绪，不断地受到继发伤害。所以，网络语言暴力具有特殊的危害性，不可等闲视之，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治理。

网络语言暴力的治理难题

网络语言暴力治理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界定，要劝阻、禁止、处罚都必须建立在清楚定义的基础上，但这个定义非常麻烦，到底怎么样算是“谩骂”“诋毁”“嘲讽”？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是语言暴力？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从发话者的主观恶意去定义，比如用辱骂的方式来谴责社会不良现象，只要动机是好的，就不是语言暴力。但主观恶意是无从判断的，而且这种定义方式无疑会给施暴者提供诡辩的保护伞。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从受害者的内心感受来界定。受害人感觉受到精神伤害了，就算是语言暴力了。但个人的内心感受同样是主观的，是无法评测的，以此为据也会陷入无标准、无止境的争论。

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网络语言暴力的界定提供了一种理论进路。[1]该理论认为，我们说话不仅仅是发出一串语音流来表达一种意义，而且是用语言在做一件事情，即实施一个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是依靠某种力量在行事，这种力量称为语力。语力是言语行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根源，也是言语行为分类的标准。按照Searle的论证，语力不是通过语言符号的意义来界定的，而是来自约定俗成的社会性规则，简单说就是一种社会共识。[2]举个例子，某人说了一句话——“我保证明天还钱”，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承诺”，说话人通过说话做了一件“承诺”的事情，这个话语具有相应的“承诺语力”。这个“承诺语力”不是来自说话人的内心意愿，也不是来自听话人的主观感受，而是来自对语言规则的社会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当一个人言及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包含了说话人自己将来要采取的一个对听话人有利的行动时，这个言语行为就是“承诺”。

网络语言暴力也是一种言语行为，按照言语行为理论，一个人的话语是不是属于语言暴力，不取决于发出者，也不取决于接受者，同样应该取决于大多数人的集体判断，取决于普通公众的社会共识。其实，大众对于典型的网络语言暴力，还是有比较一致的认识，有一些基本要素恐怕大家都有同感：第一，使用了一种强烈的攻击性表达；第二，攻击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包含虚假成分；第三，作为网络特色，网络语言暴力具有匿名性和聚集性的特点。但是，这种共识被用来进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困难：何为攻击性表达，网络中常见的阴阳怪气、冷嘲热讽算不算攻击性表达？表达是否符合事实如何判断，我们能否真正了解全面而客观的事实？不同人群的评判标准是否一致，如不统一又如何取舍？……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所以，定义网络语言暴力的社会共识和我们定义一般言语行为的社会共识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什么是承诺、保证、批评，或者再复杂一点的倡议、求婚、恐吓，相关的社会共识已经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基本成型，一般人都会有大致相同的感受，可以做出一致性的判断。在语言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这些言语行为已经具有单独的词语用以描述，在词典中也能找到明确的概念意义。但是对于网络语言暴力，就可能存在众说纷纭的判断，远没有获得一致性的认可。“网络语言暴力”这个表达也是一个隐喻性的短语，从本来就含混的“语言暴力”引申而来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出现的时间还不长，没有广泛、长时间地影响到我们的社会语言生活；另一方面是由于网络语言暴力行为本身比较复杂，涉及因素众多，同时边缘模糊。因此，定义网络语言暴力所依赖的所谓社会共识，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而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模糊感受。对这种形成之中的社会共识，我们要进行的就不是一个归纳、描写、分析的静态研究过程，而是一个讨论、塑造、宣传的动态语用过程。

网络语言暴力的治理对策

首先，社会共识的形成需要社会大众进行广泛而理性的讨论。对于一些公共性的热点事件，新闻媒体可以约请专家展开专题研究，引导形成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舆论场。而对于网上随处可见的个体事件，网络平台也可以发布一些典型案例，通过案例的讨论来形成一种局部共识。比如在一个视频下面发布的评论，是不是属于语言暴力，恶劣程度有多高，采取惩罚措施是封杀、禁言还是警告，都是展开讨论或者投票的。这要比单纯地禁号，或者宣布禁用语会更加有效。在讨论中尤其应该重视典型案例的作用，“网络语言暴力”是一种原型范畴，对它的把握不是借助非此即彼的逻辑特征，而是依赖从典型形象出发的类推比对。网民不是语言专家，他们对严肃的定义不感兴趣，只是凭借朴素的语感参与公共事务。所以，辨析一个个案例，推进一个个场景，才能有效促进公共意识的成型。

其次，在社会共识初步达成之后需要通过相应规定将其定型。近年来，法律部门已经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和指导意见，但是对于应对实际操作中的各种复杂情况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很多网络语言暴力还没有违背法律，更多涉及的是社会公德问题。因此，我们在理性讨论形成一定社会共识之后，就必须在可控范围内把模糊的认识变成板上钉钉的文字条款，以补充法律规定的不足。比如各种网络平台，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平台特性出台管理和惩罚网络暴力行为的明确规定，并且积极贯彻执行。

最后，积极地宣传社会共识，使之被更多人接受。言语行为的规则和其他社会规则一样都是要学习的，很多青年网民、学生网民，并不是有意要参与网络施暴，很多人是真的不知道发表某些话语就是网络语言暴力，这就需要法律部门、媒体和网络平台来共同进行推广普及的工作。法律部门可以提供一些经典的判例，给出鉴定和处理的意见。媒体通过科普文章，网络平台通过站内提示信息等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提醒网暴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危害，未雨绸缪，先疏后堵。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也要了解网络语言暴力和每个人密切相关，积极地以理性态度参与社会讨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公共讨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回避激烈的争论，在可能的范围争取形成共识。也不要放过每一次身边的小事件，帮助每一个施加者去反省自己的言行，每一个受害者去梳理自己的感受，所有被社会讨论所教育的人最终都将为社会共识提供自己的理解力。用哲学观点来说，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基于“社会交往理性”的公众讨论[3]。

结  语

总而言之，现今网络语言暴力的危害日益严重，然而仍然缺乏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我们认为这个定义必须基于言语行为的语力共识，但这个共识目前仍在形成过程中，不是目前的法律或者专家能够提供的。因此，治理网络语言暴力的破局之处就在于讨论、塑造并宣传这种社会共识，通过立法机构、传媒单位和网络平台的协作，在塑造怎样的共识、怎样塑造共识以及如何推广共识上形成合力。只有对网络语言暴力的社会共识不断地往前推进，网络语言暴力问题才能获得逐步的、长效的解决方案。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徐默凡.网络语言暴力的界定方法和治理对策[J].青年记者,2023(17):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