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依据”“不敢转”“不会转”“路不通”，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对于当前医学医药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普遍存在四个现实困境的总结。他呼吁，亟待制定针对性改进策略。

成果转化面临政策冲突

在张伟滨看来，“缺依据”主要表现为公立医院在转化关键环节无据可依。这是由于公立医院无形资产管理涉及后勤、信息、财务、资产管理以及科教等多个部门，难以综合定价，导致公立医院在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缺少依据，难以适用。

同时，科创人员因为担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不敢转”。即使科创部门出台了支持成果转化新政，但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仍按旧标准执行，科创人员和管理者担心成果转化触发财务风险。现实中，由于生物医药行业有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权威定价体系未形成，因此，大量前景不明的医学成果，估值时不确定性大，一旦后期实际市值高，极可能在事后审计中，被认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医院和医学院普遍缺乏专职辅助转化团队，使得高水平公立医院医生有了好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转”。

此外，2012年人社部和监察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从事、参与经营类活动或兼任职务领取报酬。各地公立医院也多有“不允许医院以代持方式成为股东”的规定。一旦医院作价入股，医生研究成果最终会形成产品进入医院使用，会带来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风险。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的作价入股投资“路不通”，而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又往往不适合高水平医学成果转化。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百米

张伟滨建议，要统筹多部门制定政策，厘清政策模糊地带，共同商定免责条款，共同划定转化过程中的“红线”。可借鉴华西等医院转化经验，明确转化规章，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百米。

高校应成为专职辅助转化人才集聚的场所。“依托高校”组建专职辅助转化团队，可更好沟通上下游、辐射学校/附属医院及科研院所。

斯坦福的OTL模式已成为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标准模式，主动出击寻找有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并设立技术经理人对每项成果全权负责沟通、专利、谈判及收益分配等，增强成果转化效率。这一模式值得国内医学院和医院借鉴。

政府还需加大力度畅通相关渠道，清除影响作价投资方式落地的规则阻碍，畅通“产学研”创新链条，推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