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去银行，准备新年的压岁钱。包红包，须得用崭新的钞票，这是父亲建立的家庭传统。平日用惯了电子支付，身边基本不带现金，唯独过年马虎不得。从纵向看，上有老，下有小，需要这样一个郑重的仪式增添幸福感；从横向看，三亲六戚，总有许多不能不用心应对的人情往来。

冬日的气温很低，人潮却热闹而拥挤，似乎一切秩序都因着年的到来发生了变化。排着队，恍然惊觉，我已从热切盼望过年的孩子，成为年逾不惑，需要承担家庭重任的人。从前过年，是心安理得等待大人给予；如今过年，更多是心甘情愿为老人孩子付出。

压岁钱，何尝不是催着人长大又老去的见证呢？

许多的场景，会在这个时节不经意复现脑海。那聚族而居的亲情，那贫穷却满足的新年，那明亮又温暖的灯火，仿佛还发生在昨天，并一直萦绕在生命中。

老家麦菜岭是个不大的屋场，算上分家单过的，也才二十来户人家。屋舍连着屋舍，左右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于是每到除夕，每家每户都要裁好红纸，准备好全村所有小孩的压岁钱。再穷的人家，都不能失了礼数。父亲总是早早地计算好村里有多少未成年的孩子，去银行换出一沓新崭崭的零钱。有时候，那零钱领回来，竟是连号的，让我和哥哥直咋舌。别人家都是发旧钞票，唯独父亲准备了新钞票，孩子们便最喜欢我们家封的红包，那挺括的质感，简直让人不舍得花出去。

孩子们还喜欢香生爷爷发的压岁钱。大家还在发1分2分的时候，香生爷爷就开始发5分了。他是村里唯一的生意人，经营着油漆筷子的生计，颇能挣些小钱。其实，他的几个儿子已成家立业，大可不必另发一份压岁钱，但他照发不误。香生爷爷平日里严厉，不大爱搭理小孩子，也许，发压岁钱是他表达慈爱的独特方式吧。

除夕夜，父亲往往要外出放电影。吃完年夜饭，我和哥哥就跟着母亲提香烛篮去开岁火，祖厅、老屋、猪栏……凡是和我们家有关的屋宇，每扇门都要插上香烛，点得亮堂堂的。开完岁火，母亲去别人家发压岁钱，我和哥哥就迫不及待地回家，坐在床上等人来给我们发压岁钱。进门来的叔伯兄长，无一例外脸上堆着浓酽的笑意，红纸儿圈着零钞，一边派红包，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过了年发狠读书，考到大学来哟。”我与哥哥一齐不迭声地应着，回祝他们身体健康，新年发财。两下里吉祥话说了一箩筐，派压岁钱的又走马灯似的去了别家。

趁无人在，我和哥哥会猴急地拆开红包看金额，评新旧。若遇上个外出打工的大方叔伯，封得多一些，心里就乐开了花。坐在床上无聊时，我们就一张一张数钱，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谁家发过了，谁家还没来。有人来得晚，我们强忍着瞌睡等啊等，听见门吱呀一声响，精神头儿就起来了，预备着说好话，讨长辈的欢心。直等到每家都发完，我们数了又数，叠得整整齐齐，再拿红纸小心地裹住，压在枕头底下，才安心入睡。

大年初一，我们的压岁钱会被母亲收走，美其名曰代为保管。毕竟我们的压岁钱是母亲发出去的红包换来的，便很乖觉地配合。实在想买些吃的玩的，再向母亲要一点，一两个小小心愿，还是能得到满足，兀自欢天喜地。后来懂点事了，我估摸出一些道理：我家兄妹两人，村里多数家庭都有四五个小孩，母亲发出的压岁钱要比收回的多一两倍，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

十八年，我领着压岁钱一年年长大，面额从分到角，再到元。最多时领过百元大钞，那是在南昌工作的四舅五舅派发的。他们回家乡过年，是我最盼望的事。可惜没领几年，我从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很自然地失去了收压岁钱的权利。

时代推着人一程一程地往前赶。如今，人们发压岁钱早已不屑于元角分那样的小面额，动辄几百上千，多的发几千上万。厚厚一个红包塞到孩子手里，大人也不收走，任孩子随心所欲地花。

除夕之夜，轮到我给父母包压岁钱了。父母在，便永远觉得自己头顶上还撑着一把大伞。每递出一次红包，我都在心里祈祷他们健康平安。只要他们一直在着，我就还是那个幸福的小女儿。

（作者：朝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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