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1期P81—P82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摘自《改革》2023年6期，张天悦摘
现代化研究在世界学术史上曾经是“显学”，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大都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而较少来自经济学领域。这无疑是一个学术遗憾。如果没有足够深入的经济增长研究，就很难对现代化的实质和表征有清楚的认识；如果缺乏足够强劲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现代化不可能成为现实。而足够强劲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蒂内利对世界范围内关于现代化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与概括后指出，对现代化的系统性研究并成为一门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现代化进程大致基于科技的工业化，社会分工和流动性的深化，人口的城市化及基础教育的普及，大众消费的兴起，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平等主义价值观的蔓延，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等等。这种对现代化的认识，被许多学者用于衡量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因此，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研究远比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更有影响。即使那些从发展经济学切入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也较少讨论经济增长问题。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总收入（GNI），特别是人均GDP或人均GNI衡量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最受认可，也最能代表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实际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已经将增长指标直接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联系起来。其实早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各国的经济增长业绩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通过较为完整的数据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造就了国民富裕，而这种富裕不仅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联系在一起，而且与那些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联系在一起。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可以更加全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国家在谋划和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时，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在谋划到2035年及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时，都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视角，都把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人均产值或收入的增长速度，作为极为重要的指标。正是这种具体、明确、可核算的经济增长指标，引导和督促国家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工作向着现代化方向不断推进。
邓小平在谋划中国式的现代化时，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特别是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比较目标，并进行追赶。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就是争取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靠近的追赶过程，也是大致复制先行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迁的过程。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就意味着许多国家对少数发达国家、先行国家进行学习和追随，而且通过国际经贸活动来实现。在这一全球范围内的榜样—学习模式下，一国的经济增长结果常常以发达国家的货币来衡量，现在主要以美元来衡量。
经历约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趋势性议题，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开始得到讨论。一些学者就2035年中国人均GDP能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和阐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所设定的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相差较大，或留有过大的空间。二是都忽略了通胀因素，或者没有把汇率变动因素和通胀因素结合起来完整地考虑。
本文从经济增长视角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可把门槛线设得稍低又不至于太低，将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设为两个档次：2.0万美元和2.5万美元。解决第二个问题，将2019—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分两个档次上调，即上调45%或50%。如此，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就存在四种情形。如果将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设为2.0万美元，2035年该门槛线可能会在2.9万美元或3.0万美元上下，而届时我国人均GDP要达到3.0万美元，年均名义增速必须要在“十五五”时期达到8.0%、“十六五”时期达到7.0%，对应的年均实际增速可能分别为5.0%和4.0%，且人民币币值能够基本稳定。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情景，意味着我们届时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不能出现这种情景，则不易登上人均GDP 3.0万美元的台阶，但也有可能超出2.9万美元。如果将2019年的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设为2.5万美元，到2035年，我国不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通过努力则有可能达到和超过这个门槛线。
应该指出，对未来十几年进行准确预测非常困难。一是实际和名义GDP增速很可能出现较大起落；二是汇率问题，这更加难以捉摸，因为汇率涨跌不仅取决于国内基本面，而且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情况和相关政策变动。总而言之，对于2035年能否成为人均GDP意义上的中等发达国家，以及能否成为经济增长视角下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保持信心，但不应盲目乐观。
当然，从经济增长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发展质量的丝毫忽视。恰恰相反，进一步释放民间活力和市场潜力、不断提高生产率的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不仅不冲突、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就难以促进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民生福祉的增进就缺乏支撑。保持合理经济增速，也意味着不应盲目追求超出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造成严重失衡和扭曲的经济增长。有了合理经济增长作支撑，就应该合理增加研发、教育、社保、生态投入，以及民生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致力于提高发展质量，而且投入成果又会反过来促进可持续增长。中国式现代化，应该遵循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