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永（曾任新华社编务会成员、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

我与穆青、郭超人等新闻前辈相识，最初是在1991年9月的新华社第一届青年记者读书班上。

读书班动议是时任河北分社采编主任任贤良向总社党组建议的。任贤良认为，一线记者埋头采访写稿，忽视了知识贮备，建议召集部分优秀青年记者到京，一边读书充电交流体会，一边聆听总社领导教诲指导。任贤良后来做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如今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

第一期读书班18人，来自总社有关编辑部和相关分社。读书班执行班主任是吴劲秋，曾经担任过武汉军区空军文工团政委。作风朴实，热情洋溢。

那一年，穆青70岁，是当时新闻界年龄最大的在职领导。第一次与读书班见面，他讲到了走上新闻之路的经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穆青正在河南开封两河中学读高一。炮声越来越近，中原大地已经难以放下一张书桌。恰在这时，一位参加了八路军的同学给穆青的来信遭校方扣押，穆青也被校方“训导谈话”。穆青与几个同学一商量：当八路去！16岁的穆青就这样来到山西抗日前线，成了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的一员。1939年11月，穆青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反映根据地人民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红灯》，引起各方关注。第二年，穆青被选送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同学之中有后来成了“山药蛋派”作家三剑客的马烽、西戎、孙谦，还有后来创作了《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诗人贺敬之以及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在简陋的窑洞里，有博学的文学大师指导和点拨，周扬讲《文学概论》、茅盾讲《中国市民文学》、周立波讲《中外名著选读》、何其芳讲现代散文和诗歌……两年之后，当穆青梦想着重回前线做一名作家的时候，却被选调到解放日报当记者。穆青说，自己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不适合当记者，也不想当记者，但鲁艺副院长周扬的一番话让他没有了拒绝的理由。周扬说：“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当记者，就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性格不是问题，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克的城堡！”

穆青还讲到了初做记者时的一件窘事。

一天，延安各界邀请支援中国抗战的阿洛夫医生讲述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故事，每到动人之处，会场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年轻的穆青与大家一样热情鼓掌。感动之余，报道一气呵成，穆青本人也特别满意这篇带着感情写出来的稿件。谁料，博古却把他叫了过去，手中拿着的正是穆青自认为满意的稿子——当时，新华社与解放日报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博古同时担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办公地在后来被称为红色延安“新闻山”的清凉山。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清凉山诞生，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广播电台脱离新华社序列，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博古问：“你去会场没有？”穆青答：“当然去了。”“那阿洛夫作报告了没有？”“作了，很精彩。”“你都认真听了？”“是的！”博古脸一沉，严肃地说：你看你这里怎么写的，“会场上自始至终掌声不断”，既然自始至终大家都在鼓掌，那阿洛夫还怎么作报告，大家还怎么听报告？穆青恍然大悟，脸也通红了。穆青说，尽管博古并没有严厉批评，但这件事让他记了一辈子：“靠形容词不仅写不出好新闻，而且还会让新闻失真甚至违背事实和常理。”穆青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语气平缓，而我却分明感到了一种震撼，这是一代新闻大师曾经的窘事，又何尝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忠告？

事实上，内向的性格并没有影响到穆青新闻作品激情四溢。1943年8月22日，穆青采写的通讯《雁翎队》在解放日报刊发，标志着22岁的穆青已经成了一名成熟的记者。那篇通讯的语言像诗：“秋天，数十里纵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雪白的芦花。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剌剌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便带着低沉的鸣叫，来回地从湖面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因为穆青的这篇通讯扬名解放区。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诗人李季还记得当年在延安读到《雁翎队》时的情景，又向穆青索要原稿，在他主编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穆青感慨：“现在回过头来一想，还是党给我设计的好。”

1945年10月，穆青奔赴东北，担任新成立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记者，同时兼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

在冰天雪地的吉林磐石，穆青采访了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那是周保中与中央失去联系十多年后，第一次见到延安来的亲人。周保中含泪讲述，穆青含泪记录。1946年2月2日，东北日报刊发穆青采写的长篇报道《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东北建设意见——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3月17日，穆青撰写的长达1.2万字的《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略》在东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同时刊出。这也是东北抗联英勇悲壮的事迹，第一次为全国所全面了解。

在东北战场，还有两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与穆青战斗在一起。一位是当时发表了《人民与战争》的刘白羽，一位是抗战时期就创作了《鸡毛信》的华山。他们三人的署名被冠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头衔，那是当时优秀记者的一种标志。穆青曾经回忆,“凡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对华山气势磅礴的战地通讯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华山三次到奔赴前线，留下了著名的《朝鲜战场日记》。后来我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华山的日记成为重要的历史细节。而他的亲历式、沉浸式的战地采访方法，则成了我一生受益的教材。

“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如何做人！”穆青以他毕生的经验对我们谆谆教诲。

“我这一生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些人的才华相当出众，我们与之相比，简直自叹不如。可惜这些人最终没有成才。为什么？就是在做人的问题上没有过关，这些人到处想占小便宜，到处钻空子走捷径，到处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遇上事总是变着法儿整人，把别人压下去，把自己抬得高高的，两面三刀，见风使舵……要不就是在生活和工作中经不起各种私欲和权势的考验，犯了这种或那种错误。这种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把自己的才华葬送了。”

1992年底，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到我所供职的解放军分社调研，顺便看望刚刚从新华社社长岗位上退休的穆青。于永波解放战争之初在东北参军。两位老战士相见，自然离不开战争年代的话题。于永波提到，当年在辽沈战役战场上读到穆青、华山、刘白羽等人的战地报道，很受鼓舞。穆青感慨：“军事报道就是吹冲锋号、进军号。”于永波深有同感：“对，就是要吹冲锋号、进军号，召唤战斗队伍，凝聚战斗精神。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期同样如此。”穆青的这一观点，一直为军分社所秉持。

1996年，穆青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出版。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工人旗帜”赵占魁，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植树模范潘从正，红旗渠除险英雄任羊成……虽然大多数人物的事迹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就曾反复学过，再一次重读，依然有一种直抵心灵的感动。后来，为这本书作装帧设计的候书明先生打算以这十位共产党员为素材，做一部电视片，邀我参与撰稿，因此便有了更多的与穆青接触的机会。听他讲小时候在蚌埠学武术；听他讲穿越封锁线赴陕北，13天路程只用了9天的经历；听他讲延安时期利用采访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抢救运动”扩大化；听他讲如何用地道的农民语言与乡亲们拉家常，谈麦子、棉花、芝麻。当然，讲得最细的还是采写十个共产党人的经历——

采写焦裕禄的时候，家住开封的大姐得知穆青来家乡写稿，便到宾馆看他。见弟弟双目红肿，两颊塌陷，站在那里一动，裤腿上直往下掉沙土，再看看一行人，个个都是一副模样。大姐心疼得不得了，赶紧回家烙了一摞饼，又在街上买了一只烧鸡，送到宾馆给他们当夜宵。

写出1万多字的初稿，穆青回京向吴冷西汇报。吴冷西当时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一人主管两大新闻机构，同时还是中宣部副部长，日程排得满满的。穆青说那就只汇报半个小时。半小时汇报后，吴冷西被打动，连声说：“写！发！”吴冷西让穆青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个报告看看效果。结果，台上的穆青泣不成声，台下的听众哭声一片。修改稿子的那几天，穆青“满脑子都是焦裕禄，耳朵里回响的是焦裕禄的声音，眼睛里看到的是焦裕禄的形象，如醉如痴一样”。稿子改到第7遍，送到了吴冷西家。吴冷西看罢，流着泪对家人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

穆青说，“大家都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写得怎么怎么好，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写作技巧。就写作技巧而论，比起你们现在的文字表达手段来，也不见得怎么出色。但有一条，我们是把焦裕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写的，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我们是含泪写这篇文章的，我们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情感都融入到焦裕禄的事迹里边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体现了我们的理想。”后来，我在很长时间里专注于军队先进典型的写作，穆青的这次讲话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南振中在为《穆青传》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接待过不少专门研究穆青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认为翻开20世纪中国新闻史，穆青这个名字是一个象征、是一种标志。他们希望了解穆青是怎样介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勇敢前行；他同哪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产生过联系。他们更多地希望了解新闻作品之外的穆青是什么样的人。我曾对他们说过，研究穆青的作品，首先要了解穆青的为人。“堂堂正正，别无所求”，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穆青。

晚年的穆青有些驼背，走在新华社人流熙攘的大院里，平凡得如同邻家的老人。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被新华社上上下下称为“老头儿”的人，有着压不垮的脊梁。

1957年“反右”，穆青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上海分社是当年沪上唯一没有划右派的新闻单位。1975年秋，江青在大寨讲话，胡说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影射周恩来总理。穆青感到事态严重，让与会记者整理出讲话记录，与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果断地在信上签名，向中央领导反映，受委托转交此信的外事记者李琴也随之署名。这便是新华社历史上有名的“朱穆李”事件。“朱穆李”也成了接下来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

由于种种原因，原本计划好的十个共产党员的专题片没有完成。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种愧对穆青老人的内疚。后来，我从新华社调离，每逢路过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新闻大厦，都会不自觉地想起穆青，想起老社长回忆往事时那满眼的泪花；想起老人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沉浸在历史细节中的情景；想起冬日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老人脸上，坐在他的身旁的我们所感受到的老人身上散发着的温暖的力量……更想起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对老人的那段真切感悟——

“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养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他能用最底层的事感动最高层的人。他有我们许多记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