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王跃文 当代著名作家 

    ■ 记录：陈  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人物简介·

    王跃文，1962年10月生，湖南溆浦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南省作协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朝夕之间》《苍黄》《大清相国》《爱历元年》《家山》等、散文随笔集《喊山应》《我不懂味》等。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我喜欢写作，文学创作是我生命的存在方式。

    迄今为止，写小说有30多年了，也出版了十几部小说，可以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作品的时候，也是在创造自己。

    回首一路走来的岁月，从乡村走到省会城市，从一名不谙世事的少年成为一名作家，那个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文学的原乡。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感恩回馈故乡，于是就有了这部长篇小说《家山》。2022年12月，这部小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家谱的气概给了我创作的冲动

    谈起《家山》创作的初衷，那还是十多年前，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家谱中读到我的爷爷辈，我的伯父辈的故事。那时候，他们风华正茂，在一个老地下党员的带领下一起成立一个武装队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我们村一批革命青年志士，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拉起革命武装参加“湖南人民解放军湘西纵队”，他们英勇无畏、浩然正气的气概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家谱上读到前辈们的事迹，不由得心生崇敬之情，一一点读他们的名字。读完家谱，再回想自己小时候从奶奶、母亲和村上老辈人那里听过的旧事，萌生了写这部小说的冲动。

    创作《家山》这部小说，我有个基本态度就是“史笔为文”。我花了几年的时间，研读大量的史料，包括对当时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些专著，小说里面很多细节都是有出处的。比如在《家山》中，描写沙湾村物产丰富，他们以稻作为生产生活方式，万溪江从村前流过，江边宽阔的沙地上，橘园连着橘园，穿插其间的是甘蔗和棉花。这些描写也确实起源我故乡的一山一水，一村一貌。

    不管是基于田野调查、研究，还是结合自己从各方面掌握的故乡的乡邻关系、风俗风情、乡村秩序，以及乡村在过去百年时光中的变化，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乡村的影响，这部小说融入我自己对于乡村历史、乡村文化、乡村社会等各个方面具有个人体验的认知。我出生在乡村，成长在乡村，直到19岁那年，才离开家乡，到城里读大学。从小就亲近乡村，对乡村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对创作这部小说也是极其有影响的。

    《家山》里的故事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二十余年，但其时代背景是中国百年巨变。小说写的是在南方乡村沙湾这个地方，以佑德公为代表，还有黄埔军校毕业的劭夫、留日归乡的扬卿、省城求学回来的齐峰等先进青年，他们倡办乡村小学，义救“红属”，修建水库，和村民一起经历了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乐输抗捐、婚丧嫁娶等等人间悲喜剧，人、事以及时代都在故事的演进中不知不觉发生着变化。

    塑造女性人物蕴藏生命的力量

    小说第一要务是塑造人物，几乎在所有的经典小说中，我们都会看到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我的文学根魂在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只不过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是自己未必意识到的。我描写人物好用心理活动，用细节，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鲜明的对照，又有参差的映衬。

    《家山》主要写了沙湾陈家五代人远字辈逸公、达公、放公，扬字辈扬卿、扬高，修字辈修福（佑德公）、修根、修权（四跛子）、修碧、修岳，齐字辈齐美（劭夫）、齐峰、齐树、齐岳，有字辈有喜、有仙（五疤子）等，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刻画人物性格。这些人物个个精彩、事迹彰明。比如劭夫避过身祸回乡休假，与村上同道兴办乡村小学，佑德公义救“红属”，扬卿主持修建红花溪水库，齐峰、克文组织人民武装迎接解放，由此展开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二十余年波澜起伏的一部地方史志。

    同时，小说也塑造了不少女性人物，比如刘桃香，人称“乡约老爷”，一个女人独自上县知事公署替村里打赢了官司；十五六岁的少女贞一向县长呈文解除缠脚陋习，单纯勇敢稚嫩；童养媳来芳聪慧能干隐忍顺服等。这些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在她们身上都能找到一种女性的果敢与顽强。

    值得一提的是，刘桃香的原型有我奶奶的影子，也就是我的娘娘。在我故乡，奶奶叫作娘娘。我的娘娘曾经真的为村里去打过官司，不同的是桃香是大脚，我奶奶是小脚。我娘娘当时获得最高的荣耀，就是村里人用轿子把她抬到县知事公署去，请她帮村里打官司。她凭自己的一张嘴，就像书中写的桃香一样，把官司打赢了。村里人佩服她，尊称她“乡约老爷”。

    我老家那边，对母亲、对娘娘等家中女性亲人都非常尊重。比如，乡人对母亲的尊重还惠及舅舅，所谓“娘亲舅大”，舅舅有绝对权威教育外甥，因为他是你娘亲的弟弟。

    正因如此，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在小说中蕴藏着乡村一份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对乡村的发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在小说里，写她们的故事，是为表现生命的力量，讴歌女性的伟大。

    用真实的生活呈现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

    创作《家山》这部小说，感受最深的是乡村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我的观察当中，我成长的那个乡村，到目前为止很多传统文化依然保存得非常好。

    我在小说里面写的各种民俗，包括哭丧哭嫁，包括婚丧嫁娶之间请客怎样请的规矩，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在这方面写的，从小说来讲是虚构，但虚构是建立在我所了解的真实生活的基础上。

    我认为，文学的第一要义就在一个“情”字，我爱我的家山厚土，我爱我的父老乡亲，我写作的时候可以说用心安放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倾注了我所有生命当中最深沉的情感和最深沉的热爱。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没有遵循单一叙事的逻辑，而是用心用情地深描细述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欢共哭泣。写作《家山》的过程中，我每天以泪洗面，每天会哭好几次，我甚至怀疑我这个年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眼泪？我后来想到刘鹗在《老残游记》序言里面的一句话，才稍可安慰自己。刘鹗说：“人品之高下，以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就有一分哭泣。”我理解刘鹗讲的所谓灵性，应该就是张岱讲的深情和真气。我很庆幸自己至今还能葆有灵性，葆有深情和真气，我更希望自己的这份灵性、深情和真气永远保持在今后的创作当中。

    写《家山》时，我抛弃了对生活和历史的概念化的先验定义。一切认知其实都有历史时空的局限性，都会过时，只有事实本身是永恒的。所以，我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刻意要回到原生态，回到日常，回到真实的生活本身，从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伦理、乡村经济模式以及一方水土的民风、民情、民心，在日常生活叙事中一一体现，呈现一部我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同时也是乡村繁衍史、时代变迁史，用一个乡村去展现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山》虽然写的是一个村，但它是扎实、丰富和辽阔的。

    作家的所谓责任感，既有社会责任，也有文学责任。文学的社会责任是被天然赋予的，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按照我的理解，乡村中国是最大的中国，也是最真实的中国。我用文学表现乡村，就是在最大意义上表现中国。

    《家山》就是一部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结合我熟悉的乡村历史与文化，运用了颇有乡土气息的语言，追求中国式美学意境，用文学的手法去呈现时代变迁、乡村巨变的作品。

    我写的《家山》，固然是我心目中的家山，但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家山，我写的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