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75—P76
作者：李平亮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摘自《学术月刊》2022年8期，周学军摘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变革与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族与国家是用以协调多种生产方式的政治力量，共同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职能。无论家族、行会和义仓，还是文会、庙宇和会社，都是“乡族”中的重要一环。明清时期，这些民间社会组织既借助独立的财产与管理机制为士绅之外的社会群体参与公共事业提供制度基础，又通过取得政府“授权”和社会认可而获得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晚清时期，宗族、文会、义仓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了乡村权力网络。
自明中后期以来，宗族组织逐渐与国家制度融为一体。它们不仅充当起征收国家赋税的角色，还成为地方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和代言人。为了加强对宗族组织的管控，自雍正时期开始，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了“族正制”，要求族正承担“宣讲圣谕，以兴教化”之责，禁止宗族将公共财产用于诉讼。除宗族外，会社也是清代乡村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会社组织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历史过程。从汉唐时期的民间宗教结社，到宋明时期的文人结社与行业性团体，会社组织的类型和功能日益多元化，渗透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诸多领域，并逐渐与基层社会的行政体制联为一体。清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政策的演变以及基层行政组织的转型，会社组织与宗族组织一道，成为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乡村治理与社会控制普遍采用的组织形态和文化方式。在清代乡村控制体系中，社仓、常平仓和义仓构成了控制饥荒、维护安全的工具。这套仓储制度在清前期发挥着积极作用。自清中期之后，吏治的腐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仓储体系的崩坏和恶化。就江西而言，到了清中叶，社仓和常平仓日渐衰微，士绅创设社区性的义仓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他们借助义仓的施行与管理，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总之，随着赋役制度的改革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宗族、文会、义仓乃至水利组织、行帮等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导者，导致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虽然这些组织有的以血缘为纽带，有的以地域为中介，有的结合血缘和地缘，还有的以职业为准绳，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超过界限，相互糅合，不断扩张，编织成为一张绵密而具有弹性的权力之网，成为清末“新政”必须面对的“传统”。
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为了推行各种“新政”，清政府不仅在中央设立了督办政务处、陆军部和商部等组织机构，制定了发展实业、奖励工商、推动新学、城乡自治等政策，还要求各省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发展工商业和新式教育，推动地方自治。
“新政”在江西的推行，由振兴实业开始，以“保商为兴利之要”。除振兴实业外，大兴学务和推行宪政也是“新政”的重点。从实业到教育再到宪政的改革，催生了商会、教育会、自治会等各种新式社团。教育会和学务所是另一种普遍成立的新式社团。此外，这一时期江西出现的新式社团还有“农会”和“自治会”。自治会的出现，是地方自治推行的结果。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府厅州县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各地必须设立自治公所，各省及府县、城镇自治运动随即展开。随着“新政”的推行，各类新式社团呈现由城市向乡镇扩散的趋势。至民国初年，江西各县城乡均创办了为数不等的新式社团。有的县内各类新式社团多达十几个甚至数十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上而下逐级分设的各类社团，虽有明确分工，但在士绅、宗族和其他文化传统的联结下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立体的新式权力网。
总之，清末时期，江西地方政府为了推行“新政”，设立了一批新的行政机构，促成了商会、教育会、自治会、劝学所、农会等各种新式社团的形成。这些社团的创建既来自国家的制度设计，又在实践中发挥了辅官的功能，因而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推动地方自治的重要力量。这些社团的设立，需要不同程度地依托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从而导致它们与乡村社会的“传统”之间呈现出糅合的状态。
清末民初新式社团的层级化，是“新政”自上而下推行和士绅积极组织的结果。就这些社团的目标、职能和章程而言，无疑与民间社会组织有着鲜明差别。但是，当我们从运作的实态去看，这些新式社团尤其是县和乡镇一级的新式社团，与民间社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治会是清末民初“传统”与新式社团糅合的机构之一。新式社团的成立既有阶段性，又存在城乡差异。
乡镇自治会议员的构成，与宗族、书院等民间社会组织交织一体。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吉安县乡自治会的历史中。乡镇一级自治会领导权的获取，除了政治身份外，还深受文会、宗族的制约。同样，从清末民初南昌县各乡镇自治会领导层构成来看，新式机构带来的权力资源仍然掌握在少数宗族手中。有的是一族控制乡镇议会，有的是多族联合自治。
新式社团与“传统”的关系，还集中表现在学务所或教育会由宾兴组织转化而来。行帮、宗族与商会的关系，也是民间社会组织与新式社团交织的体现。明清时期，作为“业陶都会”，景德镇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工匠和商人，从事瓷器烧造、商业贩运和钱庄经营。随着行业性与地域性的结合，景德镇形成了“都帮”“徽帮”和“杂帮”共治的格局。自清至民国时期，塘江的商业组织虽然经历了从“宗族性行会、公所到商会的变迁”，但是宗族的力量一直存续在不同的组织体系中。这一点既反映了商会的这一新式社团的时代性，又表明民间社会组织的适应性。
总之，清末民初江西各地出现的新式社团，既是源于“新政”的推行，又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结果。无论是自治会，还是教育会乃至商会，它们的创办或是从宾兴、文会组织转化而来，或是深受行帮和宗族组织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景象。新式社团既能成为创办官方行政机构的组织，又可以吸纳宗族、行帮以及会社等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因而成为地方精英竞逐的对象，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新的乡村社会权势。
在清末“新政”中，作为“立宪之基础”，地方自治成为朝野双方关注的焦点。随着《府厅州县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地方自治自上而下逐级推行，形成了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新的权力秩序。进入民国后，地方自治仍在乡镇层面推行，清末形成的权力秩序得到维系。
宣统元年，安福县推行地方自治，道南镇成立自治会。道南镇自治会在乡村自治中扮演了多种角色。首先，镇自治会成为创办官方机构的母体。其次，创设村自治会，将自治延伸到村级层面。最后，镇自治会接管了传统时期延续下来的义仓、育婴等公共事务。除整理义仓外，镇自治会还针对盛行的溺婴、赌博和吸食纸烟等不良风气加以改造。
总之，道南镇自治会凭借官方辅助机构的身份，既成为农林分所、警察等行政分支进入乡村的“启动器”，又对传统的义仓、育婴、禁赌等公共事务进行全面接管与整治。而承担义仓、育婴等公共事务，正是传统社会时期民间组织成为政府联结民间的纽带与中介、在基层秩序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有效途径。换言之，正是民间社会组织与新式社团的有机结合，使地方精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和全面控制。
晚清时期，在王朝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共同塑造下，江西乡村社会形成了由宗族、义仓、文会与会社等构成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网络，这种权力格局成为清末民初政治变革面对的“传统”与乡村社会演变的基调。尽管新式社团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具有内在的延续性，但“调查户口风潮”等事件表明，民间社会组织与新式社团之间仍有冲突和矛盾的一面。风潮的发生实际上是宗族、会社和宗教团体等民间组织对地方自治的冲击。因此，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从民间社会组织向新式社团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新式社团完成了对社会文化传统的消解，而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延续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