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石刻左行书写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民间性，以官府名义刊立的石刻罕见采用这一格式；其二，具有较强的文本选择性，各种类型的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运用这一格式相对较多；其三，受石刻形制的影响，摩崖刻、洞壁题刻、附刻类石刻和墓志较为常见，而其他石刻形制罕见。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唐代石刻左行书写的推广运用与皇室、文人官僚有较大关系，正是他们的接受、使用和宦游迁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拓宽了这一书写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丰富图景。
关键词：唐代 石刻 左行 书写格式 梵文佛经
作者刘琴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P162—P182
责任编辑：张云华
关于中国古代书写格式的研究，学术界以往关注的是自上而下、从右向左书写的成因，相关成果颇为丰硕。然而，中国古代还存在少量自上而下、从左至右的书写，其研究虽然有学者涉及，但主要集中于对甲骨文和敦煌文献的探讨，石刻方面的系统研究则付诸阙如。关于敦煌文献书写格式的探讨，往往旁涉石刻文献，如杨森文章列举北齐至宋代石刻11例；朱瑶文章列举南朝梁至北宋，以及少数民族碑志15例；曹培则专门研究莫高窟的壁画榜题。上述诸文争论的焦点在于敦煌文献左行书写产生的原因（杨文认为源自外地，朱文认为受藏文和平衡对称审美心理影响，曹文认为受多语言文化背景和中国古代反左书影响）。在石刻文献研究中，也有少数论著涉及左行书写，如美国学者巫鸿列举南朝梁的4件神道柱石刻，认为从左向右书写是从“反书”发展而来。毛远明列举15例左行碑刻，认为汉魏南北朝时期“数量有限的左行碑刻都应是民间手书。……民间俗书，追求方便实用，书写时左行为便，故尝试左行。只是习惯势力强大，正统文人坚持旧制，对左行书写方式予以抵制，因而没有推广”。胡可先提到，中古墓志“偶尔可见自左向右书写的特例”，这样的实例虽然很少（列举12方墓志），但“也是应该重视的”。由于诸家涉及的石刻门类和数量有限，时代也较为分散，并缺乏对石刻书写格式的深入探讨，故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唐代石刻文献为分析对象（不含同时代少数民族政权地域内的石刻），探究其从左至右书写的内部规律。
在展开研究之前，须厘清上述诸文中的“左行”“右行”概念。关于从左至右的书写格式，诸家命名并不统一，或曰“左行”，如曹培、毛远明文章，清代以来的金石著作也常用“左行”来指代，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或云“右行”，唐代僧人道世撰《法苑珠林》较早使用这一概念，前述朱瑶文章也袭用此观点。鉴于从左至右书写格式的概念不统一，故文章在搜集材料时，以图版优先；无图版者则根据相关著作的简介作为判断依据；若简介不清楚，则该书的“左行”或“右行”概念须有图版作为佐证，否则一律不采用。由于本文以石刻文献为研究对象，故沿用金石学的概念，用“左行”“从左书”来指代从左至右的书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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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行书写形成的外来因素
毋庸置疑，唐代文献的主要载体是纸张，而不是石头，只是纸张脆弱，故留存至今者不多；石头则因其坚固特性，迄今可见者数量不少。唐代纸质文献的留存实物，以敦煌文书为大宗，其从左向右书写者，杨森所列文书有15件，绢画、佛画题记22件；朱瑶共列43件文书，其中写卷（即写经）题记3件、佛画题记30件、社司转帖和契约文书10件。朱氏对这些文书分析后认为，“敦煌文献右行书写者以佛画题记为多，写经题记和私人文书仅见少数。右行书写的私人文书，一般写在正规抄写的佛经或其他文献的卷背，旁边常有杂写内容……这些私人文书具有草稿的性质”，即正式的纸质文本一般不采用从左至右的书写格式。曹培文章提到，史岩编著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中，“左行书写的榜题就占有十分之一左右的数量”，而这些榜题“以供养人题记为主”。朱文、曹文都认识到，左行运用佛教类题记占据多数，而本文统计的258例左行石刻文献中，佛教类（88例，含1方塔铭）占比约34.1%，超过1/3。而且这一书写格式从石刻文献来看，从东汉晚期、西晋、北魏至隋都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唐代更是屡见不鲜，并分散在各地，尤其是佛教圣地较为突出。这些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左行书写的形成是否与佛教有关联。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上述学者提到的唐代左行书写的形成原因有几点无法解释：一是为何这种书写格式以佛教类题记较为突出？二是为何左行书写在中古时期呈现出多点现象，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敦煌？三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左行造像题记早于敦煌莫高窟百余年，也稍早于南朝梁的《瘗鹤铭》和南朝梁皇室的几方神道柱题刻。故若将视野仅囿于唐代敦煌，或者南朝梁的都城建康及其附近地域，恐怕很难探求到左行书写形成的真正原因。但如果我们把梵文佛经传入中国及其翻译历史嵌入中古时期，这一书写格式的形成原因则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梵文为从左向右书写，东汉至唐代，梵文佛经一直持续不断地输入中原。王翔认为，魏晋时期“从竺法护到达长安开始，大批的梵僧带着贝叶经跻身于道安和鸠摩罗什的译场……他们留下的大教梵本，也因此为唐代长安的寺院所继承”；唐代玄奘时期的慈恩寺，甚至有“梵本图书馆存有上座部、大众部、三弥底部、弥沙塞部、迦叶臂耶部、法密部、说一切有部等各部派的经、律、论三藏，以及因论、声论等梵本520夹，共657部梵经”。如此众多的梵文佛经进入中国，必然对中古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道场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洛阳一地较为突出，从东汉至唐代，洛阳都是重要的译经场所。如东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中天竺人摄摩腾来华，汉明帝“于（洛阳）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译经场所有敦煌、凉州、建业、广州、洛阳、邺、长安等地，其中北魏“洛阳译经之盛，前代所无”。隋朝时佛经翻译馆“一在长安大兴善寺，一在洛阳上林园”。“唐代的译经地点主要就是长安、洛阳，也有人在广州、安西、庭州、甘州、太原等地从事过翻译”。
佛经翻译无疑会让部分汉地僧俗对梵文的左行书写有所了解，从而对惯行的从右至左书写格式产生影响。因为参与译经者除外来的番僧外，还有大量的汉地僧俗加入其中。如东汉桓帝（147—167）、灵帝时期（168—189），有参与译经的“河南清信士孟福”和张莲；西晋时期，参与译经的清信士聂承远及子道真还独立译经。唐代中国本土高僧主持或参与译经者就更多，最著名者莫过于玄奘和义净。李映辉对唐代本土僧俗翻译的佛教典籍做过统计，唐代前期本土僧俗翻译的佛教典籍共167部，后期9部；而来华的外国僧人唐代前期翻译者有115部，后期有121部。唐代前期本土僧俗的佛经翻译数量甚至一度超过外国僧人，故唐代部分僧俗对于梵文佛经的左行书写并不会陌生。
唐朝与前朝的不同之处在于，梵文佛经因密教的兴盛而在社会上流行，而不局限于译经之地。刘淑芬曾对密教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做过考证，认为此经“超越佛教宗派、普遍地流行于唐帝国广大地域”；而念诵该经时，“要求回归梵音”，故出现专门到僧人那里学习梵音者。迄今考古已发现6件唐代雕版印刷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其中西安4件，1件为盛唐时代；四川成都1件、安徽阜阳1件，后二者均为晚唐时代。西安盛唐时代那件梵文《陀罗尼经咒》，为“梵文（悉昙体），分四个板块，每板块横书13行”。西安另一件梵文陀罗尼为单页印刷品，“从左向右书写”，上下印文均横书13行，左右残缺，行数不详，潘吉星判定是7世纪初印刷品，但文章也提到赵永晖判定为中晚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梵文经咒，其页边右侧印有“成都府浣花溪报恩寺□□生敬造此印施”，可知刊印地与出土地相距较远。印本发行数量较大，这让普通信众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梵文佛经的左行书写格式，故盛唐以来部分佛教信徒对于梵文书写格式是比较熟悉的，从而将之应用到汉文书写中，这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唐朝以前的石刻文献左行格式虽然存在但并不常见，重要原因是之前的梵文佛经主要局限在译经场所。而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助推了梵文佛经在社会上的流传，故盛唐以来左行书写不断出现。
雕版印刷的梵文《陀罗尼经咒》表明唐人追求佛经的原本文字，故有阅读或书写梵文佛经的僧俗信众，如卒于开元十三年的鄎国长公主，“手写金字梵经三部，躬绣彩线佛象二铺。贝叶真偈，现心相于银钩”。显然公主所写为梵文佛经。王维《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一诗云：“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楚辞共许胜扬马，梵字何人辨鲁鱼。”诗文提到苑咸既能书写也能释读梵文佛经，苑咸在随后《答诗并序》中回应王维，云自己“尝学天竺书”。可见有世俗唐人因为信仰佛教而主动去学习梵文者。又天宝十载清江郡太守夫人吴嘉，法号金刚藏，丈夫去世后，“夫人荤羶绝茹，精恳梵文”。其所修习也是梵文佛经。姚合《寄灵一律师》：“梵书钞律千余纸，净院焚香独受持。”上述事例表明，至少唐代社会上层和僧众是比较推崇梵文佛经的，甚至连信佛的上层妇女也不乏修习者。故不能忽略梵文书写格式对当时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甚至有将梵文佛经刊刻上石者，如中唐时期西川节度使韦皋以俸钱捐建宝历寺，“刊梵文于贞石，炳万字于云幢，所以导瞻仰之目也”。天宝元年《梵字尊胜幢残题》，“高三尺，四面……每面梵汉字各四行，年月一行”。现今留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从上往下竖写，且夹杂汉文。只是梵文佛经从左往右横写，而石刻左行绝大部分是从上往下竖写，但也偶有个别石刻采用与梵文佛经完全一致的左行横写格式，表明汉文化在接受外来书写格式时，并非一味地照搬，而是会对其做适当改造，并将其运用到佛教以外的书写领域，尤其以旅行题记、祭祀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最为典型，这是中外文化交融以及融合后重构的例证。
概言之，唐代石刻的左行书写受制于石刻形制和文本内容，在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的传播轨迹，运用场域逐渐从宗教推广到其他世俗领域。其推广运用与盛唐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印刷技术等有一定关系，也与皇家寺庙左行书写碑文的示范和带动、文人官僚的接受和推广密切相关，因为正是文人官僚宦游迁徙的传播（甚至还有商人的身影），拓宽了左行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左行书写形成原因复杂，但我们不能忽略梵文佛经的从左往右书写可能对之产生的重要影响，唯其如此，才能对诸多现象作出合理解释。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