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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边随想

我喜欢书画，是儿时玩出来的。　

大约五岁时，在我家阁楼上偶然发现一只祖父盛绘画颜料的小木箱，里面五颜六色，好看极了，于是我便东涂一个色、西抹一个色地玩起来，越玩越有趣，当家里人寻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满身色彩斑斓了。从那以后，我对胡涂乱抹更加喜好了。

擅长隶书的父亲常给人家写楹联，磨墨牵纸便是我的差事，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习字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每当夜晚，一盏小小的桐油灯伴着我完成每日的习字课程。先临颜真卿楷书，后来父亲为我找来一本何绍基的隶字帖，便成了我学习隶书的第一个范本。出于对这“蚕头雁尾”隶书的偏爱，练至十三四岁时，又有人来请父亲写对联，父亲说：“湘伢子，你来写吧！”就这样，我便“粉墨登场”了。这是头一回得到父亲的认可，父亲的意思是要练练我的胆，而我则感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从那以后，直接来请我写字的人也就多了起来，我习字的积极性、自觉性也就愈来愈高了。

《墨池记》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投考军政大学参军入伍。毕业后留校工作了八年，写写画画有了用武之地。后调入广州军区美术组，从美术创作员到美术组长前后从事了十六年专业美术创作，其间到广州美术学院进修，补充了绘画营养，先后创作了多件作品参加全国全军美展或出版。七十年代中期被调到总政治部负责全军美术、书法工作。随着工作调动，地区环境改变，眼界也开阔了，为我学习书法绘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参照，懂得了学习隶书必须师法“汉碑”。

在前后十余年间的寻寻觅觅中，我依次接触了点画圆润的《曹全碑》、工整规矩的《乙瑛碑》、笔力劲挺的《礼器碑》、粗犷朴拙的《张迁碑》、结体随势的《鲜于璜碑》，还有《史晨碑》等。我本着“察之尚精、拟之贵似”的原则进行临摹学习，不论寒暑，耐得寂寞地沉潜涵泳其间。通过广临博取，不仅熟悉了各碑的个性特点，同时也把握了隶书的共性规律和基本技法，逐渐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形成了对不同汉碑的审美倾向，我偏爱高古朴拙、自然天成的格调。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一本《石门颂》，使我眼光突然一亮，如同邂逅久违的故人，它那苍劲率意的线条，那宽松奔放的结字，那字里行间的潇洒自然，流露出一种天趣，这正是我心系多年的审美追求。从此，我奉为拱璧、爱不释手。当年我在总政上班，每天来回几趟班车要浪费不少时间，我便随身携带它在班车上边翻边读，从笔法、字法到章法逐渐地心领神会。几年过去，人们便开始认为我写的隶书是嫡亲的《石门颂》后裔了。《石门颂》与其它属于“庙堂气”的汉碑八分书不同，它带着“山野气”的民间自由气息，有“隶中草书”之称。清代张祖翼曾跋此碑云：“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告诫初学者不宜取法。而我偏对它情有独钟，吃透消化变为己有，不能不说是长期广临博取汉碑而进一步升华的结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自那以后的二十年间我连任三届常务理事和创作评审委员，书法活动日益频繁，随着接触面的拓宽和学养的积累，我对书法的认识也得到深化。

如今，爱学隶书的人多了，但部分人师法当代名家的趋向比较明显，甚至有人摹仿我的字，我总是劝他们不要学今人，应该“取法乎上”去直接师法汉碑才会少走弯路。历史上凡是在书法上有造诣的书家，无一不是“溯本求源”的探索者。

学习隶书传统，除东汉时期的碑刻外，还有古隶阶段的木牍、简帛、刻石，其风格之多样、造型的奇特、趣味的多变，会给学隶书者提供丰富的信息。如果我们能领悟其审美上的异同，找出规律，我们便能在创作上获得较大的自由。“学古变古”、“学法变法”，营造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才有可能，是单学一本帖无法做到的。

法是可变的，“变”是书法的生命，一部中国书法史由篆而隶而真而草的演进就是不断变法的历史。汉碑“各出一奇”就证明了不受成法的束缚，各自创造出个性鲜明的形式美。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可变”是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要以为“任笔为体”的自由挥洒便是书法。苏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这是智者之言，他厚积薄发达到了“非法法也”的境界。

线条是书法艺术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结字的构件，而且自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呆板、僵直、无变化是线条的大忌，应表现出力感、动感、节奏等艺术效果，才能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因此控笔技巧是书家的基本功，轻重缓急、提按顿挫、逆顺使转尽在腕指之间。

个性风格是书家书艺成熟的表现，是指作品能给人提供新鲜的美的享受。书写有高低之分、美丑之分、雅俗之分。美的雅的作品才能引起欣赏者的愉悦和共鸣，而丑陋低俗的书写，人们是不屑一顾的，更谈不上什么个性风格了。

我就是基于上述认识进行学习和探索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于容易却艰辛”。用王安石这两句诗来形容书法学习和创作的全过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文/夏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