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耀增

合阳县金水沟西乳罗山下有个村子叫孟庄，村里有两条巷道按照所处位置分别称为南城和北巷。在这两条巷道里有个独特的民俗——“说故事”。此处“故事”这个名词的内涵与我们平时说的“故事”有所不同，凡在过去一年在这两条巷里所发生的趣事、生活小事以及风土民情均属“说”的范围。

每年正月初五一过，这两条巷里的群众文化积极分子便开始在巷院中串联鼓动。进而把锣鼓抬到对方巷里敲一通，好像唱大戏时的开场锣鼓。到初十左右，情绪已基本酝酿停当，那些担任主角的人也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正月十四晚上，一年一度的说故事正式开始了，大约持续三四个晚上。

黄昏时分，主动挑战的一方便敲打着锣鼓向对方巷里进发。孟庄的锣鼓不用大鼓，是那种鼓面直径50厘米左右、高20厘米左右的扁鼓，用布带绑在腰间，一般都有五六面，多至10余面，加上十来副铙钹和铜锣，敲起来响遏行云。行进时的锣鼓点整齐，火铳在前面开路，硝烟弥漫；看热闹的后边紧随，成群结队。到了对方巷里立刻选地方落场子。落场子的地方一要宽敞，可以容纳较多观众；二要两边有台阶，就像体育场的看台一样；三是最好在对方骨干的门前。场子选好，锣鼓队越敲越热，此时的鼓击形式称“撇锣鼓”，鼓点花样亦多，约莫吃顿饭的功夫，说故事的主角就到了。

南城和北巷都有一批农村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群众称为“热好家”。说故事的角色都是自告奋勇担任的，他们是村里的能人，且平时必须是个有心人，处处注意收集对方的素材，编成草稿，以备元宵节用；对于本巷群众平时编的，也要搜罗起来，充实自己的内容，群众也热心地力他们提供素材；更重要的是在说故事时要反应灵敏，能够即兴创作，属于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那一类人物。南城的赵恒利是编故事的行家里手，他大字不识一个，但编出的故事生动活泼、形象感人，群众人人爱听。1980年他已经90岁了，正月里村中闹社火，他卧病在床，但还编了一些故事，可是已经没有力气去说，到二月就去世了。

群众喜欢“说故事”这种形式，是因为它生动活泼、寓教于乐，是一种极好的艺术享受。说故事的时候，一人主说，多是带韵的顺口溜；另一人是搭档，主要任务是解释，俗称“拆讲”。拆讲时像说相声中捧哏一样，或者明知故问，或者指东打西，时而偷换概念，时而重复要点，语言幽默诙谐，富有感情，能够强烈地感染群众，引人发笑，使大家在笑声中得到启发和教育。比如明明是批评一个小伙子不孝顺老人，只晓得在媳妇跟前讨好卖乖，却不明说，而是说成“过去有二十四孝，咱村里如今出了二十五孝，应该表扬”，说到最后才揭了底。批评当事人的缺点，不是用粗暴的指责和训斥的方法，而是运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这正是“说故事”的可贵之处，也是能为广大群众包括被批评者所乐于接受的原因。

这个时候，天空明月映照，地上灯笼争辉，本村和方圆各村来看热闹的七八百甚至上千人挤在巷子里，又是说，又是笑，等到醒木一响，故事开讲，却都十分肃静，这时如果有谁咳嗽一声，旁边的人也要瞪他几眼。虽然没有扩音设备，大家都听得非常清楚。说到有趣处，哄堂大笑，笑过，又马上静下来听下文。

说上约莫一个来小时，但听一声“起身呀”，锣鼓重新响起，队伍又回到自家巷里。如同国际上的“对等谈判”一样，那一方刚走，这一方就要立即组织人力去回说，否则就是失礼，要被人笑话的。说完，当天晚上才算结束。有时兴犹未尽，还有去第二次的。

孟庄村“说故事”的内容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早期纯属图热闹红火，语言中戏谑的成分多，也较粗鲁，甚至有些格调不高的词语；1949年后，开始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批评坏人坏事，鞭挞歪风邪气的内容；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又加上了表扬好人好事。

在乡亲邻里之间开展批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按照农村的传统习惯，说是“肉脸对肉脸，何必揭人短？”“低头不见抬头见，为啥要跟人过不去？”有些老人也常常对孩子说：“又不在一个锅里搅稀稠，管人家的闲事干啥？”千百年来分散落后的个体小生产造成的自私、狭隘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表面上看起来大家一团和气，但背后却嘁嘁喳喳，张家长、李家短地说个不休。对于某些人的不道德行为，大家也只是有看法，却没人直截了当地批评。不揭人的烂疮疤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但在孟庄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人们不但可以利用说故事这种形式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在公开场合批评那些不光彩的事，而且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被批评者决不能流露出不满的神情，更不能用恶言秽语伤人，而要和大家一起听，一起笑。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人家又不吃你的，何必要惹恼？还不是为了你好？批评你对你是一种关心，是一种教育。说故事时并不点名，但因为说的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一出口大家就晓得是批评谁。为了不至于在众人面前挨批评丢脸，这两条巷里的人平时十分注意自己的行动。有的人行为缺乏检点，旁边的人就发出善意的“警告”：“小心上了故事！”所以这两条巷的巷风特别好，在远近是出了名的。

说故事的人既要不留情面地批评有毛病的人，也要热情洋溢地表扬好人好事，为大家树立起榜样。他们常常把同类中的正反两方面事例放在一起来说，这种对比方法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有一段表扬和批评儿媳妇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四个老汉门前坐，开言先问吃的啥(方言念suō)？

拆讲的问：“吃的啥嘛？”

答：“家中只有我一个，拃的拌汤泡冷馍。”

问：“你屋里再没人？”

答：“人家把我分开咧！”

“搭的捞饭炒的菜，吃了两碗美得太！”

问：“儿媳妇对你还不错哩！”

答：“经常是这向！”

“吃了黏面嫌风大（方言念tuō），压了半个黄芋馍。”

问：“媳妇想得真周到！”

答：“人家娃把咱当事着哩！”

“搅团比馍差一级，不能撼（方言，拿的意思）在手里吃。吃的搅团凉水和，把我吃得怪难过。”

问：“醋咋咧嘛？”

答：“人家媳妇不爱吃醋么！”

在这里，说故事的人根本不讲明谁好谁坏，却借用四个老汉的口说出事实，让听的人自己去品评、去体味。就像在大家眼前摆出一盆清水，清澈见底，该学习哪个，该唾弃哪个，人人心里都清亮。你要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那就赶紧看好样子。这是一种不成文的“乡规民约”，它没有贴在墙上，也没有刻在碑上，但却刻在群众的心中。人们自觉地用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去规范自己的举动，借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摒弃悖于情理的陋习。应该说明的是，这些顺口溜都是用合阳方言的音调押韵的，只有用方言念，才能念出味儿来。

在说故事的场合里不看面子，不走后门，不论穷与富，不分领导和群众，上不上故事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你做的事情如何。说故事的人都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根本不怕巷里那些歪人。你做下了瞎瞎事，我就要把它当众揭开。吃“大锅饭”时，有的妇女随便拿集体的庄稼，说故事的编了一段《有个妇女想生娃》，批评偷棉花的队长家属，其他人一听，都自觉遵守纪律，这种现象大大减少。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大量的民俗存在，但是在民俗中不可避免地杂糅着一些陋俗，是我们应该注意革除的。孟庄的“说故事”在革除陋俗方面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的合阳农村家家在大门外都有个粪堆，清早起来，就把尿倒在粪堆上，不过必须在天麻麻亮大家还都没起来的时候进行。但是有些人爱睡懒觉，太阳冒红了，巷院中满是人，他才睡眼惺忪地端着个尿盆走出大门，实在观之不雅。针对这种不注意公共道德的行为，说故事的就直接批评：

“有个妇人不害臊，太阳出来才倒尿……”

谁起来得迟，自个心里明白，以后就留神起早一点，免得再上故事。

孟庄村北的乳罗山上有个罗山寺塔，建于唐代，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但不知从何时兴起的风气，说是砌牲口槽时如果能有一块塔上的砖，就可牲口平安，槽头兴旺。于是你一块，我一块，在塔的下面拆去许多砖，给古建筑带来了破坏。塔在旷野里，就是寻上个人也不好看管。说故事的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就编了一段保护文物的说词，而且批评槽内砌砖全是迷信，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来听故事的方圆各村人都有，回去一宣传，居然把从塔上搬砖的歪风刹住了。

孟庄村隔几年就要搞一次“社火”，而说故事则是年年少不了，从客观上起到了杜绝赌博、抽烟等歪风邪气的作用。一方面，说故事时揭露赌博抽烟对人们的危害，对有这些毛病的人直言不讳地批评；另一方面，闹社火是广泛动员群众的娱乐形式，有了正能量宣传，歪风邪气的市场就大大缩减了；加之人们一忙，也就顾不上想那些事了，所以这里的人们乐此不疲，年年都要搞。

说故事曾被作为“四旧”打倒，中断了好多年，但群众怀念它、欢迎它、支持它，后来又被恢复起来，而且更加生机勃勃，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1991年元宵节，《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孟庄村，现场采访了“说故事”，赞扬这是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极好形式，应该大力弘扬。相信通过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因势利导，“说故事”这朵山花一定开得更加烂漫，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兴农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