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王弘君绘制《文王》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戊子岁安阳咏文王·七律
至诚二字重千金，亿万苍黎系念深。
左掌魁罡安社稷，右擎北斗定天心。
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
世代流传公故事，至今仍在响雷音。
韩天佳教授赏析：
廖彬宇先生作此诗于2008年秋，其时安阳周易学会秦文学会长邀请彬宇先生参加易学领域的国际论坛，并考察殷墟博物馆及文王庙。彬宇先生早就景慕文王，在安阳有感而作此律。
本诗赞美周文王，文王是中国人心目中尽善尽美的形象。我们常说“文武之道”“宪章文武”。这个“文”，就是文王。也被儒家称为元圣，是儒家心目中的第一位圣人。
周文王，名姬昌（约前1152年—前1056年），姓姬，名昌。商时为西伯，亦称伯昌，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人。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武王之父，周朝奠基者。
首联：至诚二字重千金——品格；亿万苍黎系念深——仁爱。
姬昌少时参加农牧，关心民间疾苦。任西伯后，礼贤下士。曾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被商王约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因重赂得免。在任五十年间，积善累德，教化推行于南国。晚年，东进翦商。先后攻灭黎（今山西长治）、邗（今河南沁阳）、崇（今河南嵩县）等国，翦除商的羽翼，建立新的前进基地——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为武王灭商打下基础。。后卒于程（今陕西咸阳），葬于毕（今陕西咸阳），享年97岁。
姬昌至诚有信，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广罗人才，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其创作《周易》，成为中国最早的经书，是诸子百家之源，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导引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影响了后代的文化发展机制，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在政治上，姬昌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中国几千年王朝体制之先声，孔子赞其为“三代之英”，后世把文王姬昌当成“内圣外王”的典型，作为判断国家管理是非曲直的标准。武则天称帝时自称为姬昌后代，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
周部落的开基之祖是古公亶父，他觉得自己的少子季历最为贤明，更为可贵的是，季历的儿子姬昌有圣瑞之兆。古公亶父赞叹道：“我的后代当有成大事者，大概就是昌吧。”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虞仲知道父亲古公亶父想立老三季历，以便将来能传位于昌，所以两兄弟便携手逃亡到了荆蛮，按当地风俗身刺花纹，剪短头发，从而顺利让位给老三季历。司马迁著《史记·三十世家》之首就是《吴太伯世家》。孔子著《论语》其中也有《泰伯》篇。历代对于老大泰伯的家族都是赞不绝口。
殷王祖甲二十八年（约前1231年），季历即位，他即位后称公季，周武王灭商后追尊他为王季，也称周王季。是金子总会发光，没曾想太伯和虞仲后来在太湖流域又创建了吴国。
季历秉承古公亶父遗道，治理周宗，发展农业，推行仁义，使周逐渐强盛，诸侯很多都拥护他，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霸主，号称西伯。
在商王武乙时，周部落和商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又与商朝贵族任氏通婚，娶太任为妻室。积极吸收商文化，加强政治联系，同时他还对周围戎狄部落大动干戈，不断发展军事实力，使周部落成为商朝后期在西方的一个强大的部族。他在商王武乙的支持下，对今山西境内的戎狄部落展开了进攻。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时代，季历曾“讨伐西落鬼戎，俘虏了十二个翟王”。文丁四年（约前1108年），他又领兵先后征伐燕京之戎，余无之戎，文丁七年（约前1104年）破始呼之戎，十一年（约前1099年）打败了翳徒之戎，多次立下了战功。商王太丁（文丁）因而封季历为商的“牧师”，即商朝西部的众诸侯之长。
季历率众击退周围的游牧部落，缴获了大量的财物，俘虏了许多俘虏，成为了显赫的大家族，巩固和发展了周部族在渭水中游的统治，许多诸侯前往归顺，使周成为商西部的一个强大的方国，并与挚仲氏联姻，势力发展到今河南西部。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族势力，以封赏为名，将季历召唤到殷都，名义上封为“方伯”，号称“周西伯”，实则软禁了一段时间后将其杀害。
周人葬季历于楚山。儿子姬昌继位，是为西伯昌。《唐语林·卷二·文学》载：“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姬昌广招人才，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在渭水边偶遇吕尚（姜子牙），相谈之下大为惊叹，遂拜吕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发布“有亡荒阅”的律令，规定奴隶逃亡就搜逋，谁的奴隶归谁，不准藏匿逃亡奴隶。于是诸侯叛纣而往归姬昌。
《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
姬昌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周国。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商纣王发明了名为炮烙的酷刑，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油的铜柱上，一滑倒就会跌落到火坑里，顿时皮焦肉烂，死于非命，但商纣的宠妃妲己看见此惨状却笑个不停，所以商纣就一直强逼犯人这样做，以博得妲己一笑。姬昌很是气愤，诸侯和人民无不痛恨的咬牙切齿。姬昌向纣王表示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以此换取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西伯的要求，废除了炮烙之刑，姬昌得到了天下百姓的爱戴。
姬昌受封为三公，拥有雍州之域，势力扩展到江汉地区（丹江汉水流域），诸侯归附者有六州之众。周的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关押在羑里（拘于羑里）。
周国大臣散宜生重价购得驺虞、鸡斯之乘、骊戎文马、有熊九驷及有莘氏美女给纣王。纣王大悦，“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此之多！”于是下令赦免姬昌出狱，赐给弓矢、斧钺，使姬昌得专征大权。
纣王囚禁西伯一案相当诡异，真相并非《封神演义》里的那般简单。《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
此时姬昌也还是一介诸侯，却已成为天下诸侯们的道德楷模。西伯昌断虞、芮之讼，也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周人将这一年称为西伯昌受命元年。“告邑”的命名无疑也有着秉承这一制高点的意义。诸侯纷纷拥载，于是西伯昌称王，史称周文王。
清华大学收藏的竹简《保训》篇是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篇中讲述“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周文王五十年，崩，葬于毕。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这就是文王的一生：品格和仁爱。
颈联：左掌魁罡安社稷——安危；右擎北斗定天心——文明。
周文王受命二年，周讨伐犬戎，受命三年，伐密须，受命五年伐邘，受命六年伐崇，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后顾之忧。周文王六年，周灭崇（今西安市户县境内），建立丰邑（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筑灵台，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称丰京。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天下诸侯多归服于周，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王朝体制之先声；而《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有着巨大而深刻的根本性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影响了今天的文化基质……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与主导性作用。
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保训》，“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礼记·文王官人篇》提出了“六征观人法”――这是一套记载最完备、最系统、最成熟的鉴别人才的方法，既是“观人术”、相人术，又是“官人术”、用人术。周文王教导太师用来考察人品之高下、评定才能之优劣的“六征观人法”，对于后世识别人才、考察人才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周公、孔子、庄子、吕不韦、曾国藩、刘劭、诸葛亮等识人、相人大家，无不深受文王“六征观人法”的影响。孔子非常推崇周王朝的开拓者文王、武王，判断是非曲直往往以文武之道为标准。他曾说过“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评判人、鉴别人的观点，集中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中。这就是文王的两手：安危和文明。彬宇先生在《大成之道》一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题为《中华文化最伟大的智慧核心在于如何知人和做人》，用洋洋洒洒几万字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可谓深得文王精髓。
腹联：青山不墨千秋画——无字天书；流水无弦万古琴——千古绝唱。
作为打响推翻商朝第一枪的先行者、演绎了伏羲八卦的传奇人物、周朝的圣人与明君，周文王的身上有着太多耀眼的光环！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们也不遑多让。姬发重用贤能，开伐纣大业；周公摄政开疆拓土，制定礼乐制度；即使最不济的管叔鲜也不甘示弱，挟持武庚发动了“三监之乱”。然而让人懵圈的是，除了姬发，周文王的其他儿子看似跟他都不是一个姓？这些儿子们个个能力出众，怎么没爆发类似“九子夺嫡”的惨剧？
姬昌除了是圣人外，还有一个隐藏身份——生儿子专业户。他生下的全是儿子，没有一个女儿。根据目前的文献统计，虽然不像小说中有一百子那么夸张，却也生了足足18个！他13岁就有了长子伯邑考；15岁时，又有了次子周武王（《大戴礼记》）。然后就开始了仿佛小品《生产游击队》里不断生生生的历程。周文王神奇的基因，让他生了18个儿子，没有一个女儿。
周文王和正妻太姒一共生了10个儿子，分别是：伯邑考、姬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和其他姬妾又生下了郜叔、雍叔、毛叔郑、滕错叔、毕公高、原叔、酆叔、郇叔等8个儿子。奇怪的是，这些儿子看似姓氏完全不同，给人一种姬昌喜当爹的既视感。实际上，这只是名字叫法不同而闹的。
姓氏二字看似普通，却深藏着老祖宗们的智慧。姓者，可以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看一个人的姓氏就知道他祖先是谁，是哪一支族群的后裔。姓的起源能追溯到原始的母系氏族时期，那时的很多古姓都用女字旁或底，比如上古著名的八大姓：姬、姚、妫、姒、姜、嬴、姞、妘。这些姓主要来自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作为区分氏族的特殊标志。
“姬”姓的来源就非常高大上！远古时期，黄帝住姬水之滨，于是就以姬为姓，后来的五帝少昊、颛顼、喾（kù）、尧、舜以及夏禹、商族的祖先契、周族的祖先后稷等，都是黄帝的后代。但只有后稷承继姬姓，姬昌就是他的后裔。
周文王儿子虽多，但真要拼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还是伯邑考、姬发、周公旦最强！这三人不仅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周朝的历史走向，还演绎了或辉煌、或悲剧的人生。
一、最惨伯邑考——被剁成肉酱的“伯式悲剧”。姬昌的儿子中，要评谁的地位最尊贵，伯邑考绝对是第一。他是西伯侯的嫡长子，母亲是正妻太姒，地位不可谓不高。在文学和影视中，也多以敦厚仁爱的孝子形象出现，但就是这样一位贵公子，竟被残忍地砍去四肢，剁成肉酱！
传说伯邑考为了解救父亲曾向纣王献宝在老爸被纣王囚禁后，伯邑考也被迫到殷商做人质。纣王为了试探姬昌，丧心病狂地将他烹杀做成肉羹。姬昌没有中计，装傻吃了几口。纣王看后哈哈大笑：“谁说西伯侯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尚且不自知！”伯邑考简直是男默女泪的人间悲剧。传说西伯侯逃回封地后吐出了肉羹，伯邑考的三魂还化作兔子不愿离去。姜子牙念其忠孝之心，代玉虚元始天尊将其封为中天北极紫微大帝之神，命为尊贵之神。
二、最猛姬发——建立西周，父恨兄仇一起报。无论是皇室，还是平头百姓，家中的老二都是最憋屈的，但姬发完全没有这样的待遇。作为西伯侯的嫡次子，哥哥伯邑考的早逝使他成了众望所归的继承者，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继承老爸的伐纣大业。姬发主导的牧野之战成功推翻了商朝。
囚父杀兄之仇是压在他肩膀上的一块大石。文王去世，姬发继位号称武王，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shì）等人，周国日益强盛。时机成熟后，约公元前1046年，他联合庸、蜀、羌、髳卢、彭等部族，讨伐暴君纣王。殷商大败，姬发成功建立了周朝。
三、最神周公旦——超强助攻，摄政平乱制定礼乐。比起微博上花式吹捧爱豆的粉丝，几千年前的孔子才是真正的“周吹”。不仅逢人就夸赞周公的礼制仁政，还在所创的儒家学派，把周公倡导的仁政视为最高理想……能让孔圣人秒变小粉丝，完全是因为周公旦实在太伟大太优秀了！
父亲周文王在时，周公仁爱孝顺；周武王继位后，他留在王朝辅佐，安定社会、建立制度；年幼的成王登基，他摄政当国，平三监之乱，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制定礼乐。汉代名士贾谊也大赞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古人讲究多子多福，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周文王儿子众多，分封他们为诸侯，能统领一方镇守边境，还有利于开疆拓土；但如果儿子们个个有能力，各自又不服气，问题就来了……作为传说中《周易》的作者，文王难道通过算卦推出姬发称王？
众所周知，按照史书记载，姬发是在其哥哥死后，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后世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太子朱标死后，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太子，这完全合乎封建王朝的继承法，那为啥伯邑考死后，不立伯邑考之子，非要立姬发？
一些史籍认为，文王是先废了伯邑考的太子之位，才有姬发的上位，其中有不少猫腻（《史记·管蔡世家》《尚书中侯》）。而王国维先生认为，文王之所以舍弃伯邑考及其子，主要还是遵循殷礼的缘故，臭名昭著的纣王就不是嫡长子。
然而，如果说伯邑考与姬发的太子之争还只是捕风捉影，那西周初年爆发的“三监之乱”，就可谓是兄弟多了皆为祸害的典型了。
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周文王的儿子大多都是贤能之才，偏偏管叔鲜就是个天生反骨加柠檬精。他自出生后心里就始终憋着一口气，论重视，他比不上大哥伯邑考；论魄力，拼不赢二哥姬发；论才能，也不如弟弟周公旦……虽然都是太姒所生，排行老三，资质平平，自然落不到什么好，只好妒贤忌能，剑走偏锋。
父亲、哥哥在时，他被封于管地，建立管国，与弟弟蔡叔度、霍叔处协助、监督商纣王之子武庚，一同治理商朝遗民，还算得上安分守己。但等到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周公旦摄政后，他就超级不爽了：论资排辈我年纪最长，按照原来殷商兄终弟及的惯例，谁比我更有资格摄政？他认为，绝对是这个弟弟在背后搞事，篡改了武王的遗命，又制定礼制严格限制他们诸侯的势力！于是越想越不服气的他，干脆联合同样看周公旦不爽的两个同母弟弟，撺掇着纣王的遗子武庚作乱。
周公摄政掌权是三监之乱的导火索。这场叛乱声势浩大，持续了整整3年，最后周公旦不得不亲自东征，杀掉武庚和管叔，又把另外两个弟弟废为庶民，才算彻底平息。其他弟弟们也安分了，周初的局势重归平稳。
尾联：世代流传公故事——精神；至今仍在响雷音——永生。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崇古并不非今，厚古也并不薄今，恰恰是执古而御今，使古为今用。将古代圣人的伟大智慧与伟大精神传承下来，使今天的后人引为榜样，为当下和未来做出伟大贡献与创造伟大事业。
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数不胜数。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生平事迹等各方面了解未必很多，但是作为人们对圣明之君、圣明之制与圣明之道的一种向往，意义是积极的，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三千多年。
后世的儒家，从周文王身上发现了他是真正“内圣外王”的典型，所以积极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孔子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
《诗经·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
孔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孟子：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韩献子：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季札：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刘安《淮南子·修务训》：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
曹操：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
彭羕：西伯九十，宁有衰志。
唐太宗问：“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是助纣为虐。使纣得志天下，流毒百姓，文王为也，何不仁之甚乎？孰若直辞正谏以匡其志？”虞世南答：“夫机者动之征也，非圣人弗能见也。于时历数虽改，殷众尚强，纣刚猛暴虐，饰非拒谏，岂文王所能动乎？及文王既殁，武王为主，周公佐之，太公为将，犹且还师孟津，曰纣未可伐。故圣人见机而作，动必万全，不疑滞于物以失机也。于时纣恶未稔，三人尚存，文王屈道事之，盖时宜也，龙蛇之蛰四是其义乎！故《左传》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圣知时也。’ ”
薛居正《旧唐书·太宗本纪下》：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上·列传第一百三十五》：栾布哭彭越，义也；周文王掩骼，仁也。《新唐书》：栾布哭彭越，义也；周文王掩骼，仁也。
苏辙《历代论》：文王用人，其广如此，而坚何尤焉！张居正《帝鉴图说》：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于枯骨，况于人乎？”
明·王圻《三才图会》中绘制有周文王像。明·朱天然《历代古人像赞》中也绘制有周文王。
围绕周文王有些历史疑案。如《史记·殷本纪》称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但顾颉刚否认姬昌是纣之臣子，王慎行则指出先周与殷商的关系只能是方国军事联盟的形式，西伯昌与商王纣也只能是周方军事首领与方国联盟最高军事统帅的组织关系，而绝非后世“大一统”观念中的君臣名分。
司马迁称“西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相传在上古时，伏羲氏创造先天易（先天八卦），神农氏创造连山易（连山八卦），轩辕氏创造归藏易（归藏八卦）。后来，据说经过姬昌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
也有观点认为，周文王时六十四卦早已存在，“文王演《周易》”并不是指重《易》八卦、演绎出六十四卦。商代之《易》已经使用六十四卦占断，是以七八不变之数为占；周代之《易》同样使用六十四卦，却是以九六变数为占。“文王演《周易》”演的并非《周易》之卦，而是《周易》之数。还有观点主张，《易》中的爻辞不是文王而是周公所作。更有人认为，无法确定文王和周公是否是《周易》的推演者。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了解，但总体而言，“世历三古，人更三圣”，这其中文王作易的圣迹是毋庸置疑的。
周文王陵位于咸阳城北6公里处渭城区周陵镇周陵中学内。周文王陵底部周长310米，高11.8米，墓前有清代毕沅所立的碑石。陵丘保存基本完好，献殿、木牌楼经过修葺和彩绘。
周陵是传说中的周文王、周武王陵，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方将其作为周代陵墓，但学术界则认为是秦代陵墓。唐宋以来，历代政府均有在周陵祭祀周公的习俗，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手书“周文王陵”石碑；民国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前来谒拜周陵，设祭植树，西京筹备委员会在此栽植了大量柏树，周陵似乎已成定论，名副其实。但考古界、历史界却认为，按西周墓葬制度，王族墓穴十分集中，不封不树，没有任何地面标志，历史上从未被人盗掘。但是，咸阳原的陵冢“皆大作丘垅，多其瘗芰，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因而分析周陵应在周原遗址或西安市长安区、鄠邑区一带。
这其实也是侧面反映出文王精神的永生！
彬宇先生常说：“文王的功业博大无比，他创造的政治制度影响了此后几千年的王朝体制；他创造的易学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他创造的礼乐文明，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分裂、不野蛮、不堕落，而中华民族此后生生不息、代代涌现的圣贤豪杰之士，以孔子和历代雄主贤君等为代表的伟大人物们莫不是文王的隔代传人，使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盛、走向幸福、走向光明，继承他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延续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道统，形成了一个不朽的传统，在未来必将引领全人类走向大同！”
张红星教授注：
苍黎： 平民百姓。黎通黧，与苍都是黑色。古时官吏有冠冕，士子有巾帻，只有百姓露出黑发。清·蒋士铨《临川梦·遣跛》：“怨天公意歹，苍黎困水灾，屈煞刘聪、石勒没箇安排。”清·昭连《啸亭杂录·纯皇爱民》：“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於翰墨。”
魁罡： 指斗魁与天罡二星。汉焦赣《易林·睽之渐》：“魁罡所当，初为败殃。”马总《意林》卷五引三国吴杨泉《物理论》：“岂有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乎匹妇之室。”元邓玉宾《端正好》套曲：“天一和太一，分七政布魁罡。”
北斗： 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因七星曲折如斗，故而得名。北斗七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又称作瑶光）七颗星组成，古代也分别称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甘石星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
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 表达青山绿水都在记录、歌颂着文王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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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