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广州，王女士上班第一天办理完入职后，因已婚被辞退。王女士介绍，当时刚入职在熟悉日常的工作职责，而后被人事叫去谈话，说看到她入职资料上写着已婚，觉得她后期会要小孩，并以此为由将其辞退，对此王女士表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

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的人事称现在公司的通知和决定就是这样，就希望招一个稳定的不会怀孕的。这是因为掌权者担心工作与家庭之间无法平衡导致工作效率低，从而影响公司盈利。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远见2》这本书中，新闻制作人保罗所在的工作单位就以女性居多，而且大多数女性是单身。

“我们称她们是‘新闻修女’，我想她们不会喜欢这个称谓，但我们一直都这样称呼她们。”保罗刚到这家媒体时，部门有42个“新闻修女”，5年后，只剩下了12个。保罗是唯一有孩子的已婚人士。出现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原因。在保罗离开电视台之后，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女儿聊天，女儿曾经对他作为新闻制片人感到十分自豪。

保罗说：“我不在这家媒体工作了，你觉得很遗憾吗？”

她说：“不，我很高兴。因为现在你可以在这里听我说话了，现在你可以在这里听我讲故事了。”然后她突然发现自己说错了话，闭上了嘴。过了片刻，她又忍不住说：“当然，你以前也听过别人说话，你总是会听斯克罗利先生的话。”

天！斯克罗利先生可是我的黑莓手机啊！

当人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时，我们把这一境况称为“角色过载”。当人们扮演的某个角色（比如，作为一名员工）所要求他们做出的行为，与他们扮演的另一个角色（比如，家庭成员）所要求他们做出的行为发生冲突时，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角色冲突”。

对角色冲突和角色过载的长期研究一再发现，那些遭遇了行为期待冲突的人及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角色冲突和角色过载与糟糕的后果有关，包括员工离职率上升、员工工作绩效下滑。

工作与家庭冲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通常被称为“家庭对工作的干扰”，员工会因为家庭事务分心，会因为参加与家庭有关的活动而放下手头的工作，如照料或者安排如何照料生病的家人，可见家庭需求会影响工作表现。第二种形式被称为“工作对家庭的干扰”，这种情况表现为工作需求影响了员工履行家庭义务的能力，比如，会见孩子的老师，为孩子所在的体育团队提供指导或帮助，花时间与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交流。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实证研究一再表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会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比如，针对纽约伊利郡近2 000名成人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排除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等因素，工作与家庭冲突越严重，抑郁程度就越高，身体健康状况也越糟，饮酒量越大。针对纽约水牛城约700个家庭的第二项研究重现了前述结论。两项研究都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影响是相似的。

一项针对2700个成年职场人士的研究提到，相比于自称没有经历过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受试者，那些自称经历过这种冲突的受试者遇到具有临床诊断症状的心理问题的概率高出2～30倍，受影响程度取决于具体的情绪强度或者药物滥用情况。当然，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身心健康问题导致了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非相反。

为了考察这种可能性，从而更好地建立因果关系，有研究者进行了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对工作的干扰与更糟糕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更严重的抑郁症状有关，而工作对家庭的干扰则与饮酒量增大有关。

研究还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所表现出来的角色过载特征，会影响夫妻交流和婚姻满意度。角色冲突则通常会促使员工撒谎。这一发现是讲得通的，因为平衡冲突、调和不兼容的需求的一种方式就是撒谎。

身心健康问题、撒谎、婚姻满意度下降以及类似的后果，都是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努丽娅·钦奇拉所说的“社会污染物”。她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她想表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会让因病休假的情况增加，而这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让工作时间更加灵活，让员工有更多机会因为家庭事务丢下工作，让员工的工作时间缩短，所有这些既符合企业的利益，也符合公众利益，而无论是企业还是公众，如今都在承受由超时工作和工作与家庭冲突所导致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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