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6期

驰骋湘渝川 威震华蓥山

记革命先烈王璞

李松林 滕明雁

有这样一位革命先烈，他曾是毛泽东同志家乡——韶山的中共特别支部委员、区委书记，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中共川东临时工委书记，更是叱咤风云、威震川东的华蓥山起义最高领导者。他的革命事迹彪炳史册，写进小说《红岩》，搬上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他，就是王璞。

少年革命：磨光宝剑莫踟躅

1917年2月，在湖南省湘乡县城前铺庙托里（今湘乡市龙洞镇城前铺村）一个佃农家庭，一个可爱的男婴呱呱落地，父亲孙桂辛、母亲沈烈为他取名孙子仁。子，是他的字辈，大家平时叫他孙仁。孙仁在5男2女的同胞中排行第四，自小聪明好学，5岁便进入族校读书，9岁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湘乡县城名气最响亮的涟滨小学。

1925年6月，毛泽东回到家乡主持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点燃了韶山地区的革命火种。孙仁的大哥、罄子冲小学教师孙子刚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湘乡地方执委会委员、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大嫂张桂英任当地女界联合会主任，二哥孙子明加入共青团，姐姐孙子英也加入女界联合会。受到家人和学校进步老师的熏陶，小孙仁尚未脱离稚气，就参与站岗放哨、发传单、搞募捐等革命活动。他表现积极，10岁就当上了劳动童子团（今中国少年先锋队）团长。

正当小孙仁茁壮成长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湘乡等地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孙仁大哥受到敌人通缉，由党组织安排转移到苏联，大嫂被捕入狱，二哥生死未明。孙仁一家迁往距毛泽东故居2千米的韶山铁皮冲重新安家。孙仁也辍学回家。12岁时，他到《湘乡民报》社当报童，后因性格刚直得罪报馆负责人而被解雇。他凭借超常毅力，一边务农，一边自学了初中全部课程。

光阴似箭，16岁的孙仁考入湘潭塾师训练班，3个月后做了一名农民夜校教师，不久受聘到孙氏祠堂小学任教。孙仁除讲授文化知识，还教学生做扇子、编草篮、雕砚池等，培养动手能力，受到县教育部门嘉奖。第二年，他参加湖南省小学教师检定会考，因成绩优异转任湘潭花园冲小学校长。孙仁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结交社会贤达、仁人志士，接触进步思想的机会增多了。他常与共产党员毛特夫、进步青年胡毓等聚会，纵论时事，针砭时弊；1935年秋，与书友捐书建立“农村小型流动图书馆”，藏书达1000余册，其中不乏马列主义著作；于1936年5月撰写的《乡村的企业家》一文，被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收录。文中写道：“今天是丽丰百货号开张的一天……它开在一个农家的堂屋里，一看到庙宇式的房子就知道还充满十足的封建农业气味——如今也涂上些资本主义色彩了……假如佃农的痛苦永远日益加深，农村经济日益在无法维持的下面崩溃，终恐饥饿的烈火是会要刺激起民众的脑筋的。”孙仁用平实而辛辣的语言，抨击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表达了对革命的期待。

1937年12月，共产党员邹祖培回韶山恢复党组织。一个月后，孙仁实现梦寐以求的心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感到意气风发，即兴赋诗《述志》：

“磨光宝剑莫踟蹰，自有通身血似珠。顺乎人间除黑暗，翻身世道扫崎岖。伤心不算英雄汉，为己何为大丈夫。冲冠一怒为天下，纵马冲锋正此时。”

诗中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想象自己为了崇高理想驰骋疆场、斩破黑暗、奋不顾身、一往无前，革命情怀跃然纸上。

1938年1月，孙仁任韶山特支委员，6月任湘乡县工委委员，10月兼任（湘）潭（湘）乡区委书记。他贯彻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组织新建党支部5个，发展党员60余人，并把妹妹孙子文等党员输送到延安；编写《怎样做群众工作》教材，举办党员培训班数期；成立“战时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救治伤兵、募捐赈灾等活动。这一年，孙仁与同为共产党员的表妹贺建修成婚，夫妻俩志同道合，携手投身革命。

1939年3月，孙仁任湘（潭）宁（乡）中心县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他积极发展壮大湘乡、湘潭、宁乡、望城、新化5县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6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岳阳制造“平江惨案”，掀起抗战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湘宁中心县委被迫迁入农村，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孙仁采取隐蔽措施，有计划地转移暴露干部。

1940年1月，孙仁夫妇奉命转移到衡阳，经营一家烟卷店，以此为掩护继续革命。从教书育人的先生到精明强干的商人，孙仁迅速转换社会角色，革命意志也更加坚定。夏天，衡阳形势恶化，上级通知他俩向四川转移。他俩约定，妻子送女儿笑柯回韶山老家后赶来与他汇合，不能超过3天。谁知敌人封锁了水陆交通关卡，孙仁没有等到妻子，只得独自动身。这一别竟成永诀，此生他再未能和妻儿及家乡的亲人相见。四川的斗争环境更为险恶，但他抱定信念，没有踟蹰，一路向前！

青年入川：驰骋川东展宏图

孙仁于1940年10月来到重庆，接受中共南方局川康特委代表、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钱瑛的直接领导。从此孙仁在党内化名为王璞，成功执行了一些临时任务，还深入西康省①开展社会调查，历时一年，撰写了《关于西康地区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得到钱瑛和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赞许。王璞回到重庆，继续与钱瑛保持单线联系。党组织安排他住百子巷108号，又以湖南长沙已故商人王慕斋为公开化名，在不远的米花街（现属八一路）开设了一家新货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在川东大地上，一个中等身材、黑红脸庞、风尘仆仆、一口湖南话的青年身影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王璞还运用石果、石夷、老沈等多个化名，机智灵活地与国民党特务周旋。

1942年初，年仅25岁的王璞挑起大梁，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事地下工作，容不得丝毫大意。经商虽能掩人耳目，但长期单身也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王璞慎重考虑，并报组织同意，与23岁合川姑娘、地下党员左绍英组成了新家庭。左绍英对外做老板娘兼总管，对内做王璞交通员，代号“大宋”。他们生活简朴，新房简陋，连新婚被褥也是战友彭咏梧送的。

王璞认真贯彻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南方局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工作方针，要求重庆市委实行划片领导、单线联系，散到各地的党员通过定期接头或通信的方式与组织保持联系，一般只许上级找下级，不许下级找上级。比如，1943年南方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钱瑛对王璞说：“老王，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呀？”王璞风趣地回答：“是你不准我来嘛。”一天，一名年轻党员向王璞打听一位基层组织负责人，王璞严肃地批评：“乱弹琴！如果我不想当叛徒，绝不打听别人地址。这是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也是多少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啊！”比起《潜伏》《伪装者》等影视剧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桥段，现实中的地下工作更复杂、更危险。

王璞工作上对同志要求严格，生活上却对他们关怀备至。1944年秋，王璞得知铜梁县委杨发丁患肺结核，便亲自带他到重庆治疗，后杨发丁终因病重过世，令王璞悲痛不已。王璞担心与杨发丁生活在一起的战友江伯文受传染，又赶赴铜梁带他检查，确诊江伯文没有患肺结核，才笑逐颜开地说：“老江，我现在放心了！”

1945年10月，王璞兼任刚成立的重庆工人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积极配合重庆谈判，组织开展反内战、反独裁斗争和罢工，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使工人运动得到快速发展。他与敌人斗智斗勇，成功营救出温静涛等被捕的工运小组成员；清理北碚中心县委，恢复了与部分党员的联系。王璞的工作得到组织充分认可。1946年3月，南方局改组重庆市委，王璞继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何文逵、骆安靖为委员。当时重庆市委的当务之急，是清理、恢复各级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王璞十分熟悉各地情况，他奔赴江北、璧山、合川、铜梁等地一线指挥、亲力亲为，推动市委工作有序开展。

1947年3月，公开成立的四川省委被迫从重庆撤回延安，重庆市委失去了与上级的直接联系。王璞沉着应对，一方面按既定方针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积极联系上级组织。他派刘国定到上海，与分管四川工作的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接头。钱瑛责成王璞除领导重庆市委外，还要联系川东、川南地区的党组织。王璞临危受命，陆续与萧泽宽、涂孝文、邓照明等地方组织负责人接上关系。7月，王璞又派骆安靖到上海带回原由省委和《新华日报》直接联系的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同时，秘密发行《挺进报》，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璞身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了！但他毫不退缩，信念弥坚，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在他头脑中逐渐酝酿成形。

早在1946年6月，朱德、任弼时在延安研究四川工作，安排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红军曾霖等人回川，并嘱咐说：“中央要求你们回去后，搞点武装，发动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扰乱敌人的后方，打烂蒋介石后方的坛坛罐罐。”11月，中央就南方各省的工作发出指示：“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1947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历史转折点，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和发动农村武装斗争，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9月，王璞洞察时局，与萧泽宽等反复研判和讨论川东的形势与任务，提出了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意见，形成《川东农村工作提纲》。王璞巧妙地将提纲藏在小说《七侠五义》中，顺利到达上海向钱瑛汇报，得到批准。10月，根据钱瑛的指示，中共川东临工委成立，统一领导重庆和上、下川东，以及川南、黔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萧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此后不到半年，川东地区党组织得到空前发展，发展了大批党员。

11月，王璞住进广安北门郊区的拱桥院子，以跑单帮、做匹头生意为名，直接领导上川东地区的革命工作。他不畏劳苦，跋山涉水，奔波在华蓥山周围各县，发展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农民翻身会、姐妹会、生期会等外围组织，建立“两面政权”；开展抗丁、抗粮、抗税和抓政权、抓武器、抓武装人员的斗争，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他为县级工委以上干部作报告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地区，全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华蓥山上，牵制敌人，破坏他们的兵源、粮源，配合野战军解放大西南。”同志们受到极大鼓舞。起义的枪声马上要打响了！

壮年起义：喋血武胜志未酬

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重要领导人陆续被捕后叛变，产生一系列破坏。王璞组织研究善后事宜，并不顾个人安危到上川东各县部署应变措施，通知干部转移隐蔽。但形势恶化很快，江竹筠等130余名党员干部相继被捕，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遭受极为重大的损失。特务于7月4日赶到广安抓人，所幸王璞、曾霖在乡下躲过一劫，但上川东地委委员骆安靖被捕，随即叛变，形势万分危急。

王璞当机立断，在岳池罗渡乡伍俊儒家紧急召集川东七、八工委负责人开会（即“罗渡会议”）。鉴于大量组织遭到破坏或暴露，难以隐蔽，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华蓥山周围数县联合大起义，背水一战，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的逮捕和镇压。起义队伍统称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以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王维舟为名义司令员，王璞任政委，曾霖实际负责军事指挥。纵队下辖三、四、五、六、七、八6个支队，共2000余人。王璞兼任第四支队政委，亲自修改起义的布告、宣言和标语。战前，王璞形象地发出动员令：“要像放鞭炮一样，在多县同时起义，使敌人惊慌失措。然后把各地的武装力量汇合起来，建立游击根据地……”

在王璞的组织领导下，武装起义接连爆发：8月12日广安代市、观阁起义，17日武胜三溪起义，22日岳池伏龙起义，特别是王璞亲率四支队于25日发动武胜真静起义、合川金子起义，与第三支队于28日联合发动武胜石盘起义，武装夺取政权，开仓放粮，令百姓拍手称快。敌人派警察、乡丁在真静黎家花园、康家垄等地围追堵截，结果大败而归。30日，王璞率三、四支队进驻岳池黄花岭。31日，敌人集结500余名警察、保丁等发起围攻。起义部队边打边撤，设下埋伏，当场击毙南充警察局局长林廷杰，敌人抱头鼠窜，仓皇逃命。

起义引起了四川省国民党高层的极度恐慌，他们急忙调集新7旅、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等正规部队前来镇压，地方警察和团丁也参与联合“清剿”。起义部队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斗争形势极为严峻。

9月2日，王璞带领400多人转移到岳池三元寨。3日早上，2000余名敌人围攻上来。王璞率部坚守阵地，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4日晚，王璞率部突围，分散转移。7日下午，王璞率50余人来到岳池排楼和武胜石盘交界的木瓜寨。木瓜寨石墙森立，后面悬崖峭壁，左右狭沟，正面平坦宽阔。500多名敌人从三面围攻起义部队。黄昏，战斗缓和下来，王璞组织研究对策。政工人员罗文新在一旁修理卡壳的手枪，不慎走火击中王璞下腹，王璞当即昏倒。战友立即用白药敷住伤口，并做担架准备送王璞到重庆医治。王璞醒过来，忍着剧痛吃力地说：“分散隐蔽。”又昏了过去。部队两次突围都未成功。同志们抬着王璞在黑暗中从悬崖摸索下山。行至半山腰，王璞因失血过多停止呼吸。同志们悲恸万分，将烈士遗体藏入岩洞中，趁着夜色悄悄转移。次日，敌人发现王璞遗体，残暴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石盘上场口的杨槐树上示众。3天后，群众悄悄地取下烈士头颅安葬，又将烈士遗体掩埋在大石头下。1957年，重庆市委和武胜县委将烈士遗骨移至武胜革命烈士陵园安葬，并立碑纪念。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年仅31岁的王璞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甚至妻儿的生命。9月9日，怀孕7个月的左绍英不幸被捕，被关入渣滓洞监狱，敌人惨无人道地对她动用夹竹筷等酷刑。10月，左绍英早产诞下女儿，取名卓娅，成为《红岩》中“监狱之花”的原型。1949年11月27日，母女两人在敌人的大屠杀中遇难。

王璞领导的华蓥山武装起义，是在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被捕叛变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的，虽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它牵制了敌人的四川兵力，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风范，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血脉赓续：自有人才代代出

时光倒回1944年8月，一个可爱的女婴降生在重庆，父亲王璞为她取名凯渝，这名字果然吉利，第二年重庆就奏响了抗战胜利的凯歌。不到2岁，凯渝就被父母寄养在袁尊一、谢以思夫妇家。袁尊一像父亲一样对待凯渝，无奈家里贫穷，一家人挤在朝天门码头蚁巢一样的吊脚楼里，墙壁裂缝，地板豁洞，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难得来看望一次，袁尊一也经常在外，还有特务常来打探父母的消息，小凯渝不敢答话，心里感到十分孤独和害怕。袁尊一被捕后，凯渝更是处境危险。

共产党员杨汉秀与左绍英同时入狱，十分同情左绍英的遭遇，并了解到小凯渝的情况。1949年4月，杨汉秀利用伯父是大军阀杨森的关系得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便托请地下党员贺医生找到凯渝，自己又到渠县找佃农李自才帮忙。李自才受托来到重庆，用箩筐挑着凯渝，翻山越岭回到偏远的渠县农村，像亲生女一样照顾她。但这里条件更差，凯渝头上长虱子、脓疮，只好剃成光头，得了耳炎后没钱医，左耳渐渐聋了。11月底重庆解放，凯渝被送回重庆，由共产党员雷雨田夫妇收养，更让她高兴的是，3岁的弟弟凯民也来到了雷家。原来弟弟一出生就被送到合川乡下外公家抚养，姐弟俩才得以平生第一次见面。新中国诞生了，苦难终于过去，姐弟俩终于有了一个安定而温暖的家。

1954年，王凯渝改名雷咏雪，王凯民改名李小雷。他俩在养父母的精心呵护下，继承父母遗志，发奋学习，勤奋工作。雷咏雪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任教，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李小雷于1961年入伍昆字121部队，1979年作为营级干部转业到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任处级检察员，后调任省侨办侨汇公司副总经理，直到退休。孙笑柯也历经旧社会的苦难岁月长大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日报社工作，现已去世。

王璞的孙辈有国企工程师，也有大学教授，还有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曾孙辈不乏研究生学历、高层次人才，有的已担纲重要职位；玄孙一代也在茁壮成长……烈士的红色血脉和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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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松林 滕明雁（中共武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