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世易，古人的生命体验与今人不尽相同，退休也有不同的意味。随着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飞跃，退休制度已经高度体制化，成为国家治理、经济调控和人口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譬如关于法定退休年龄的变更，关于不同人群退休待遇的争议，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往往关联着社会的公平与公义，百姓的福祉与服膺。毋庸置疑，今日的退休制度显著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福利水平、生活品质，畅通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循环，这个承诺和保障，让个人生命与国家更加牢固地嵌套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的“国家·公民”有机体。而在治理能力有限的古代世界，老和退是两件事，老要有所养、退要有所为，这也意味着“退而不休”往往是古代国人的常态。退休与老迈关联，古人也往往以老病作为退休的借口，但更多却是作为其个人的一种道德实践、一种政治策略，通过身份转换，完成自身生命意义的全面建构—既关乎宏旨，也无关宏旨。在这个层面上，古人“退休”那种道德、功业上的自觉，对当今身处时代变局中的中国，不无启发。

朝·野

朝野是进退，是《岳阳楼记》中的“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无法断开的关联，是在上忧其民，在下忧其君，所以说朝野早已是一体，两者互相生成。既有离开朝的伯夷叔齐践行己志不食周粟，隐退绵山的介子推抱老母而亡，也有遭贬谪的韩愈、苏轼积极昌明地方文教佳话流传，而易代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的深沉思考亦穿透古今，当然，也有如袁世凯等政治野心家的以退为进，宦海沉浮。无论如何，古人的“还乡”牢牢系于传统王朝帝国的朝野系统，形成了君、士大夫、民的天下结构，天子以四海为家，而天下又是天下人之天下，其兴亡甚至系于匹夫。这种责任担当，让士大夫的“乡”无比辽阔，全天下皆可驰骋，带去的是文明、是开化，生成的是哲学、是思想，留下的则是高度人文化的地方，至今遗迹存留发人深省。朝·野意义上的还乡，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大开大合，势大力沉，以猛虎精神做绣花功夫，用一己之力变俗移风—正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东汉介休郭泰是太学生领袖，为避党锢之祸，还乡设席讲学，志述天下，及殁会葬者众，蔡邕为撰碑文，文脉火种赖此流传—朝、野声气相通。近代南通张謇，仕途畅达，有感于甲午之变国家疲弱，弃儒从商，还乡大兴实业，创立公司、引进科技、开办学校，表率全国，国家之近代化离不开这些退居乡里者的振拔奋起、哪怕只是涓滴之力—朝、野此时也同心戮力。地方和乡野，是文明的播种处，也是文化的试验场。

家·乡

“修齐治平”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立身处世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尽了一位儒者的终生所求。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的最高纲领，而修身、齐家则切近可行，也为进阶提供了门径，治平与修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朝野之别。虽然说不能离开治平谈修齐，但修齐本身，逐渐成为绝大部分儒者的底色，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中国人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结，甚至是个体生命的意义所系。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灿若星汉的无数个前贤锚定的时空坐标点，分布在广袤的国土上。这些事迹与言说，超越了个人的生老病死，抒写着地方的英雄世范，乡的传统因此而立。

汉承秦制，在乡设“三老”一名，年五十以上方可担任，主政乡里，也是道德表率。《礼记·乐记》载“食三老，五更於大学”，郑玄解释说：“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年长、有德、能孚众望，就是当时“三老”的候选标准，构成了帝国基层的权力根基。而这些“三老”人选，往往是地方的豪强世族，权威由来有自。是故究竟有多少礼乐教化能够渗透到社会底层，尚觉可疑。而到了宋代的《蓝田吕氏乡约》，由理学大师吕大钧规划推行，又经朱子增损，其“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礼俗相交”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组织社会互助、风俗改良的箴言。明清以来，经济发展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膨胀，朱元璋对礼教的强调有力地重塑了乡里的空间意涵，于是在家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将乡里作为自己施展抱负的场域。明代通儒王阳明曾修订《南赣乡约》，门人多所践行。其同时代的岭南大儒湛若水退休后，更在其故里增城县沙贝村创立《圣训约》，斥资供田，躬身实践，仿“乡饮酒”的仪礼，敦睦乡里，以正人心、表风俗。该约共同发起人乡宦伍克刚盛赞湛氏谓“孔子返鲁，万世之彝教以明；先生之居乡，孰为不遇也”，须知湛甘泉先生致仕还乡参与乡治绝非孤例，只是其中的卓荦出群者。吕、朱、王、湛等国家精英的示范性实践，将古老的乡治智慧延续、丰富，述与作之间，旧邦社会底层的面貌赖以维新、乃至日新。他们的工作和思想，影响甚至波及梁漱溟等乡建先贤，生命力之畅旺，可谓历久弥新。难怪郑振满先生提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化乡”的概念，以补“修齐治平”之阙。

小家不过祖孙三代，有父母、夫妇、子女之义，家族的兴起，以宗族为勃兴代表。通过祭祖聚宗收族，一直是贵族的特权，朱子倡导祭祀高祖以内的四代祖先已是突破，一直到明中叶，才允许百姓祭祀远祖。可以想象，所祭祖先追溯愈远，则族群愈广大，一人一户所不能为之事，宗族则可以在共同体内调度资源、做长远打算、谋宏大篇章，针对宗族的“齐家”，也是退居乡里或退休居里的士大夫精英的广阔舞台。遍及各地的宗祠、大院，留下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忠实佐证。徽州宗族极盛，呈坎村的罗东舒先生祠，以族中拒不仕元的清流名贤表于宗祠，可谓立意宏远，到衣锦还乡的族人罗应鹤续建宝纶阁，更让家族的荣耀臻于极盛。保存至今的呈坎古村见证了罗氏的功业和辉煌，成为徽州地方社会发展的缩影，背靠宗族的徽州子弟或商、或儒，构建了牢固的社会网络，其优势在古代中国可以对任何族群“降维打击”，能人辈出也就不奇怪了。山西的晋商大院聚族而居保留了晋地古老的坞壁传统，商人们用合族的财富进行广泛的投资和创新，以茶为宗打通蒙俄、新藏等长途贸易线路，嵌套在平祁太古城所连接的商业网络中，这些巨商民居及古城遗产今天则成为地方屹立不摇的文化符号和信用想象。广东的宗族就更神奇，为了合作开发珠三角的沙田，经历了异姓合宗，以及瑶、壮、疍民改从汉姓汉俗自立宗族等文化巨变，他们撄围守土，精耕细作，将土地的价值开发到了极致，创造了广府地区宗祠打头、民居随后的梳式村落文化景观。谁能想象，得益于家族荫庇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从这片土地上走出。

综上，家与乡既互相依存，又各自独立，在不同的叙事逻辑和文化根基上，对还乡者个人参与乡治带来挑战和机遇，这有限的开放性，蕴含着多元的可能性。

功·言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西方公共知识人的角色，是道德的载体，是社会的良心。《左传》中就提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是个人修为功夫，功和言也足以垂范后世。古代还乡的退休者们，要面对这三个选择。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神明般令人感奋的英雄行迹，卷帙浩繁的传世著作，卓然而立的荒墟古迹，无不是这些创造者们的创造，难以磨灭、常读常新。

广东西樵山脚下，佛山被西江、北江包夹的桑园围，是古代超大规模的水利和国土开发工程，政府督办、士绅主理、村社出资、商人赞襄，朝廷特批于东莞采石，千万人役作，累百年而成。今日行走围上，人工之意浑然不觉，良田美塘早与自然混为一色—大象无形，可以一哭呵。张謇主导的江苏实业开发亦是巨大事功，其滨海围垦，投入无逊于早先粤人所作，而体制已完全更易，利国利民。至于小到修桥铺路，兴学行善，更难枚举。

西樵山上湛若水的书院确实湮没了，连废墟都难寻。但游走在南海各村邑，古社学、书舍、家塾栉比，岭南社会熙熙攘攘又秩序井然，可知文教之浸化，已告一段落，而豪富如甘泉先生，其营商理财之奥，也已尽为佛山人得之。幸运啊，这就是大音希声吧。近代寂寂无闻的太原晋祠，在清末偏出了一个教书先生刘大鹏，他在太谷有钱人家任塾师退休后，热衷于地方事务—修缮晋祠、参议政务，甚至还创业开过煤矿—但今天之所以他还被我们记得，是刘先生留下的跨度长达52年的日记，这是一部小人物视角下的晚清社会实录，名字很应景，叫《退想斋日记》。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是《周易》中的刚健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自画像。

余论：回得去的家乡

古人还乡，好像没有我们今天回去这么难。

我们与故乡隔着世界、隔着历史，难免因久别而情怯，或是怨恨。

那时候，与土地的根源还没有切断，城乡的分野也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他们就那么来来回回，把朝廷的带到地方，把笃信的带给乡民，坚定而温和。地方就这样人文化，空间都变成有意义的。

好在，乡愁没有变——还是小桥流水人家，彼处有风俗之美，鸡犬相闻，而且老有所养。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秘书长、考古博士   杨兆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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