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农业社会在土地的制约下，村庄、农田构成村民的生活圈与生产圈，从村庄进入集市从事交易构成社交圈。三个圈层中，社交圈的空间范围不仅成为村民行为边际，而且通过集期相互交错的集市，将参与交易的村庄纳入共同的集市交易空间内，并构成共同客源区。客源区的边界就是村民社会行为的边界，与村民相关的婚姻、基层管理、祭祀等社会交往均在这一范围内。中国乡村依托集期的相互交错，构成的客源区并非一个，每个客源区都具有独立性，彼此之间交往甚少，平行存在于乡村大地上。

关键词：传统乡村  村民社会空间 村民行为边际  集市集期 

作者韩茂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P162—P181

责任编辑：武雪彬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数千年来，财富创造与社会活动的主角都是农民。20世纪初，农民与乡村社会开始获得学术界关注，率先将研究视角投向中国乡村的是国外学者。百余年间，中外学者关注乡村社会，学术焦点几乎汇聚在与“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相关的乡间自治方式、宗族组织以及乡村经济的话题上。乡间村民的社会活动是多元的，不仅存在乡间自治、宗族组织，而且生活、生产、社交以及祭祀、婚姻均在其中，共同构成乡村社会的诸层面。

与乡村社会有关的研究者，首推费孝通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费孝通《江村经济》根据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揭示了中国农民基于乡村地理与传统而形成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施坚雅揭示了乡村市场的层级与网络，以及在市场网络中，村民通过交易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其研究深受德国学者克列斯塔勒的影响，将中地论学说引进中国乡村集市研究。山根幸夫意识到定期市集期的空间属性。遗憾的是，他没有通过地图上清晰的集期空间关系，看到相互交错的集期构成了独立的客源区。杨庆堃敏锐地观察到乡村集市的类型与各自的影响范围，但其研究同样停留在市场本身，没有建立市场空间与村民行为空间的联系。另外，乔志强的研究全面展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其中涉及乡村社区、集镇社区，并关注了乡村社会各个层面。这些著述奠定了乡村社会研究的基础，但它们都忽略了村民社会行为的空间关系。

社会是人们通过协作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任何社会群体既占有一定空间，又存在空间界限，乡村社会也是如此。乡村社会空间涉及以农为本的村民，围绕生产、生活以及由社交构成的认知空间与行为尺度。认知空间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步履所至、跻身其中的地理范围。中国乡村幅员辽阔，构成乡村社会的主角是村民以及村民的社会行为，而村民的社会行为既复杂无序，却又同一。复杂无序表现为以家庭或个体为对象的社会单元间行为的不同步，同一则是在共同力量驱使下的行为趋同。历史地理致力于昨天、前天的地理研究，然而无论任何时代的地理，其关注的对象都是空间问题，自然空间、人文空间、人与地的空间。基于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讨论的问题即为村民趋同行为之中产生的社会空间与行为边际。

推动众多村民拥有趋同行为的力量是什么？无疑，这个力量就是土地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当代物权法将土地称为不动产，不可移动的土地对于村民的束缚，如同系在绳子上的石块，若将绳子一端握在手中令其旋转，无论转速如何，石块都被束缚在以那根绳子长度为半径的范围内。只要土地属于唯一生产对象，这个力量就持续发挥作用，并支配农民的行为与认知空间。土地之所以对农民拥有束缚力，在于这是农民的衣食之源，土地给予乡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几乎所有生活物品都来自土地。植根于土地的农作物需要春种、夏锄、秋获、冬储，农夫四时无暇，不仅将一生投入土地之上，而且在土地的束缚下形成稳定的社会空间与行为边际，故有“其在土著乡民，有不识县，县民有不识郡者”。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依托土地而产生的求稳、求实、守常的内向型文化传统，长期以来植根于乡村社会之中，不仅制约了人们的行为，更束缚了向外探求的思想。

纵观乡村社会，无序属于个体，而同一则代表整个乡村。那么村民社会行为中的同一，包括哪些空间现象？何为主，何为次？本文以清代、民国时期地方志、民国以来社会调查等资料作为基本依据，确定传统社会村民拥有的社会空间圈层，总体来看，以村庄为中心属于生活圈，耕地所在范围为生产圈，而集市即定期市囊括的空间为社交圈，以及从属于社交圈的婚姻圈、管理圈、祭祀圈等。上述乡村社会诸圈层中，生活圈、生产圈与社交圈居于首属圈层，婚姻圈、管理圈、祭祀圈等处于次属圈层。首属圈层不仅决定次属圈层的存在与空间范围，而且是营造乡村社会空间的决定性因素。

结语

本文讨论的核心是传统农业社会村民空间活动规律，以及通过行为表现出的边际特征，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理性分析，建构了解读乡村社会空间的理论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规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自身的行为同样存在规律。任何规律的产生，都拥有决定其存在的支配性因素。身处传统农业社会的村民，支配他们行为的力量是赖以为生的土地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惯性，土地的不动性，导致村民行为空间的有限性；文化的守常性，则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土地与文化的制约下，从炕头到田间构成村民行为空间的第一个圈层，从田间到集市，属于村民行为空间的第二个圈层。如果说第一个圈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第二个圈层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在貌似无序的村民集市交易中，看到集期相互交错的一组集市中，通过村民群体行为的共同趋向，营建了集市客源区。客源区内所属村庄存在内聚性，内聚不仅使村民将联姻、乡里组织、祭祀等社会活动空间置于客源区内，且村民的行为往往止于自己的客源区，客源区的边缘也是村民社会行为的空间边界。制约村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力量是土地，决定客源区边际的同样是土地，这个距离大致在一日往返之内。“十里八村”才是村民相知相熟之地。乡间是广大的，依托集期的相互交错构成的客源区也并非一个，基于农民认知空间而形成的客源区遍布各地乡村，在土地的制约下，每个客源区都具有独立性，客源区内部认同，而彼此之间交往甚少，平行存在于乡村大地上。

由定期市构成的客源区是传统农业社会村民认知的空间边界，村民貌似无序的行为却营造了有规可循的地理空间。本文提出的客源区与村民认知空间的一致性，不仅具有普适性，而且可以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乡村的全新视角。国土的广大与农民认知空间的有限性，构成具有二元特征的矛盾体，这一矛盾长期存在于历史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诸多层面。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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