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雨婷（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罗昕（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大数据时代，监视已经无处不在。监视不仅是一种政治，更是一种后现代数字社会的文化。近年来，西方国家持续加强境内外社交媒体监视，加剧了监控社会的危机。

社交媒体监视的内涵与类型

在“社交媒体监视”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学者们已经长期注意到计算机对隐私和监视的影响，提出了诸如“液态监视”“电子监视”“数字监视”“横向监视”等概念。

（一）社交媒体监视的内涵

监视是指对个人数据进行收集与处理，以实现影响或管理数据被收集者。[1]监视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古老活动，也是公共部门的一项强大传统。当代社会，无所不在、多类型的监视组成一种监视集合体。从技术的角度，可以把现代监视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即边沁与福柯讨论的“全景敞视监狱”所映射的集中监视、以闭路监视器为代表的电子监视和随着网络社会兴起的网络监视。

社交媒体生成庞大、不断更新的公众在线档案，人们用它来与亲友、同事联系交流，表达公共意见和个人信仰。截至2022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已达47.4亿。社交媒体成为人类的居所，也成为一个“数字围场”（digital enclosure），即“一个互动领域，其中每个行动和交易都会产生关于自身的信息”[2]。这些信息对广告商具有巨大的价值，也对执法和情报机构越来越重要。

社交媒体监视（social media surveillance）被定义为“一种技术—社会过程，其中人类行动者利用监视技术来监测（monitoring）社交媒体上的人类活动”[3]。David Lyon认为，社交媒体对分享、可见性和曝光的鼓励促使我们进一步进入“监视文化”，监视“已经内化并成为对事物本质和日常实践的日常反思的一部分”[4]。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使得监视从“少数观看多数”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转变为“多数观看多数”的“全方位敞视”（omniopticon）[5]。

（二）社交媒体监视的类型

对社交媒体的监视包括一系列活动，从随意的、双方自愿的社交活动到秘密审查。根据监视主体的不同，西方社交媒体监视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政府监视。政府监视包括政府和军方两大主体，常涉及情报机构、执法部门、移民机构，目的包括执法、维护国家安全、收集情报等。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一直在收集Facebook、Twitter（现改名为“X”）、Vine和Instagram上的实时数据，以增强其“态势感知能力”。第二，企业监视。社交媒体监视大部分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6]来自市场的监视力量包括社交媒体及进行战略营销和声誉管理的企业。Shoshana Zuboff提出“监视资本主义”概念，用以描述当今西方科技巨头监视和收集用户数据以谋求利润增长的情形。第三，人际监视。普通人之间的人际监视也被称为“横向监视”“互视”。个体进入“你永远不知道谁在看你”的状态。此外，学校、企业等社会机构也广泛使用社交媒体监视。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运作机制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面向全球用户，政府、社交媒体平台都是监视主体，运作机制包括话语先行、军工合作、点面结合、机器驱动、联盟共享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彼此呼应、相辅相成。

（一）监视话语：以安全为名实施大规模监视

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崇尚其所定义的自由和民主，公众对监视持较强烈的反对态度。为了顺利展开监视，西方国家高举国家安全、反恐、爱国主义等旗号，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为开展全球性大规模监视披上一层合法外衣。2001年9·11事件后，在社会“反恐”情绪高涨之时，美国通过《爱国者法案》，允许情报机构采集公民个人信息。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允许国家安全局（NSA）在无需申请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即可监控美国境外的外籍人士。一些国家从法律上要求社交媒体向执法和情报机构提供对网络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在特定时间内保留数据。[7]西方国家时常无视国内国际法律限制开展监视活动。美国乔治城大学隐私与技术中心的调查报告称，美国入境与海关执法局建立监控系统，绕过法律近乎全息监控美国公民，包括部署软件跟踪人们的社交媒体活动。[8]

（二）监视主体：国家与商业力量形成监视工业复合体

在企业监视上，社交媒体平台与用户签订协议收集信息，并向政府、第三方等开放甚至出售数据，带来数据泄露风险。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被曝光，5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被泄露给英国数据公司，后者用这些数据影响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

在政府监视上，西方国家政府广泛与私营部门合作，形成“监视工业复合体”[9]。全球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监控行业，其主体构成包括军火承包商、电信公司、IT企业和专业监控公司。2016年，“隐私国际”组织对全球528家监控公司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公司绝大多数位于经济发达的武器出口大国，75%属于北约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以色列是公司总部所在地排名前五的国家。[10]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法律、行政命令等手段，促使社交媒体协助监视，如要求高科技公司在应用程序中设置“后门”；另一方面持续采购先进的监视软件。政府监视与企业监视的边界越来越模糊。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美国政府实施的全球监听项目“棱镜计划”，该项目可以使情报人员通过“后门”进入Facebook、YouTube等9家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以色列NSO集团开发了功能强大的间谍软件“飞马”，而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政府秘密使用该公司的间谍软件。美国执法部门与监控产品开发商Geofeedia合作，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等平台则向其开放用户数据访问权限。密歇根州警方使用Shadow Dragon公司推出的社交媒体监视软件。俄乌冲突期间，美国政府使用Zignal Labs与Anomaly Six两家公司的服务监视俄罗斯军队，前者能监控社交媒体。

（三）监视对象：无差别监视与锁定重点人群

西方电话监听的主要对象是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重要人物，目的是获取机密信息；而社交媒体监视以公开性信息为主，目的是跟踪特定目标的思想和行为动向，对象范围更广、异质性更高。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对象有三大类。一是恐怖分子。2015年6月，“伊斯兰国”组织一名人员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拍照，暴露了其组织总部大楼的位置，不到24小时，大楼即被美军导弹摧毁。二是本国公民。西方军政部门对社交媒体用户实行无差别监视，重点针对抗议者、活动家、异见者、记者、有色人种、边缘人群等群体。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期间，美国DHS监控了相关Twitter标签以及活动人士账号。[11]美国法律规定原则上美国政府不能监听其公民，但实际上用于搜集海外情报的项目经常被转用于美国大众。2013年，媒体披露，英国伦敦警方利用地理定位跟踪和对从Facebook、Twitter及其他平台抓取的数据进行情绪分析，监控了近9000名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活动人士，其中许多人没有犯罪背景。三是外国公民。美国DHS的两个项目“签证周期审查措施”“持续移民审查”可以监控美国签证持有者或移民申请人的网络活动。[12]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内容包括两类：通信内容与元数据。元数据即数据的数据，它能精确揭示通信时间、地点、使用设备、参与者等。元数据披露的信息的细致程度相当于、甚至远高于可被识别的通信内容本身。[13]监控内容既包括帖子等公开性信息，也包括私信等受保护信息。Twitter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机构可以完全访问平台数据，包括用户私信。

（四）监视工具：部署大数据技术实现“大海捞针”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更全面和侵入式的监视形式成为可能。网络监视以网络数据为基础，数据收集、储存、分析过程日益变得广泛化、标准化和常规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2023年刊文指出，美国机构投入数百万美元在监视技术上。美国中情局的风投机构In-Q-Tel一直寻求各种新技术和新工具，投资了多家从事社交媒体数据挖掘和监控的科技公司，其中PATHAR公司推出的产品Dunami能分析并汇总网络状态、影响力及潜在辐射范围等信息。各州警察部门使用一款名为Beware的软件，以个人交易数据、公共行为记录和社交媒体信息等数据为基础，评估每个人的“威胁指数”。美国联邦调查局采用特制监视软件SocioSpyder，可以自动收集相关的帖子、视频以及聊天记录，生成可供检索和绘制趋势图的数据库。运用自动化、精准化的监视技术，实现“大海捞针”的搜寻效果。

（五）跨国监视：联盟国家合作共享情报数据

西方的政治军事联盟如“五眼国家”长期以来建立了成熟的情报合作机制。据媒体2013年披露，英国情报机构执行了一项名为“时代”的计划，从传输国际电话和网络信息的光纤电缆上获取信息，并与美国NSA共享大量个人信息。2021年，美国被曝通过丹麦情报部门监视欧洲各国高级官员，获得相关互联网原始数据。美国不仅构建本国社交媒体监视体系，还向其他国家输出技术和制度，提供培训和解决方案。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风险

社交媒体监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实现安全目标、企业精准营销以及个人在社交中更具主动性。然而，西方社交媒体监视覆盖全球，对政府监视行为严重缺少监督和问责，非法监视造成了个人、社会及国内国际等层面的多重风险。

（一）个体层面

一是侵害公民隐私权和人权。非法或任意监控通信及搜集个人数据不仅侵犯公民隐私权，还影响公民行使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知情等权利。监视也使个体面临思想和行为受控的风险。政府监视可能捕获无辜的公民，使之遭受政治迫害。2022年，联合国发布《数字时代的隐私权》报告，指出无处不在的监控正以多种方式威胁着人权和法治，隐私权在数字时代正被逐渐削弱。[14]二是加剧边缘人群歧视。对于社交媒体监视，“人们担心执法部门可能过度关注有色人种、宗教少数群体和低收入社区”[15]。监视技术也容易受到算法偏差的影响。三是阻碍个人重塑自我。个人信息一旦被纳入监视数据库，将难以消除，过去的在线档案可能成为个人发展的绊脚石。

（二）社会层面

首先，促进公民自我审查。以打击恐怖主义之名执行的监视越来越多地延伸至普通公民身上，使之“从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机制演变为一种控制工具”[16]。通过对不断流动的数据及数据主体的监测、收集与分类处理，当下社会某种程度上已进入德勒兹所称的“控制社会”。[17]其次，加剧社会不公。有评论指出，西方数字平台对社交媒体的监控、过度的数据收集和披露会对黑人造成深远的不公平后果。[18]同时，“监控资本主义”持续扩散，让大型公司掌握数据和权力。“监控资本主义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强化社会阶级、加重社会排斥、夺取个体权利，还有掠夺对你我来说都极为隐私的个人生活资讯。”[19]最后，降低社会凝聚力。在信任极度缺乏的社会里，将出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三）国家层面

一方面，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给各国国家安全带来了风险。监视他国民众有利于政治操控。2010—2011年，北非、中东爆发“颜色革命”，Twitter等西方社交媒体成为民众串联沟通的重要工具，多方证据显示有国外势力推波助澜。西方社交媒体监视不仅针对境内平台，也针对境外平台。另一方面，西方社交媒体监视也危害其自身国家安全。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一定程度上影响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等重大政治事件。斯诺登事件、美国通过丹麦监视欧洲等事件表明，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也处在国家机密泄露的阴影下。西方国家监视普通公众的做法也引发其国内批评。“隐私权问题”网站刊文称美国的监控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收效甚微，普通公民反而变成了嫌疑人，“今天美国人生活在一个遍布监控的国家”[20]。

（四）国际层面

加剧网络空间安全化、军事化。西方对社交媒体的监视和情报搜集活动违反了国际规则，侵犯了他国国家主权和公民人权。美国监视全球社交媒体体现了其长期以来的网络霸权，本质目的是通过覆盖全球公众的信息搜集和控制，进行政治操纵或打压，获取地缘政治优势。西方把社交媒体视为情报来源和操纵国际舆论的场所，加速了社交媒体的安全化、军事化、武器化。围绕社交媒体，国家之间的信息战、认知战、舆论战、心理战更为激烈复杂。泛滥的跨国监视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空间安全环境，增大了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

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全球治理

对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遏制和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治理和数据治理的框架下，从个体、平台、国家政府和国际四个层面综合进行。

（一）个体层面：应对隐私悖论，驯化社交媒体

互联网用户可能面临着来自人际、市场、国家的多重监视。许多用户一方面担心隐私安全，另一方面又出于获取个性化服务等需要而热衷于分享个人信息，形成隐私悖论。传播学中的“驯化”指用户对媒介技术的合目的性调适。作为个人数据的首要主导者，普通人应学会驯化社交媒体，进行隐私管理。用户反监视实践包括隐私功能设置、自我监控、假名账户等。[21]面对政府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监视，公众应学会捍卫自身隐私权，知晓社交媒体平台信息收集的合理范畴，认真对待隐私条款，不轻易授权平台收集信息。抵制信息过度收集，在必要时，可选择更注重隐私保护的社交工具。

（二）社会层面：加强监督披露，捍卫数字时代隐私权

各国媒体、民间团体应加大对政府、企业社交媒体监视及监控行业的披露，增大透明度，形成公共监督和舆论压力。当前，已有一些组织和网站持续跟踪监督政府、企业的监视活动和全球监控行业。民间团体还能通过法律武器主张权利。2021年，爱尔兰数字权利组织即起诉Facebook泄露用户数据。

（三）平台层面：规范数据收集，当好数字“守门人”

社交媒体平台、政府、监控公司是社交媒体监视的关键责任方。社交媒体平台应借助他律，加强行业自律，当好数字“守门人”，提升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合规性。2020年，欧盟法律部门提出“数字守门人”的监管思路。数字守门人用以指代平台规模、用户量、营业额和市值等达到一定标准、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大型平台企业，它们将承担更多的网络治理责任。社交媒体守门人应以用户信息保护为核心，建立自律机制。一是在收集数据时，遵循“最小够用”原则，阐明数据收集的必要性和使用目的，提供清晰的隐私条款。二是谨慎对待数据的流通和使用。不应出售用户数据，在开放用户数据访问权限上实施更严格的措施。三是优化定向广告机制。应在知情同意原则下，基于用户授权的信息来投放广告。四是保护用户信息的“被遗忘权”，响应数据主体提出的合理信息删除请求。同时，为了公共利益、平台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社交媒体有责任也有必要拒绝政府不合理的监视请求。

（四）政府与国际层面：加强数据治理，探索规制监控行业

西方国家政府同时承担着监管企业和规范自身行为的双重责任。首先，政府应通过法律，限制企业收集、获取和使用个人数据的方式。加强对社交媒体和第三方公司的管控，防范社交媒体数据泄露风险。其次，加强对社交媒体守门人的反垄断管理。如今，西方政策辩论倾向于将竞争政策视作数字治理的主导性政策方法框架，目的在于打破垄断、扩大用户选择。[22]再次，政策应支持用户管理甚至删除其数字存在的权利。最后，对于政府自身的监视活动，公共机构应每年公开报告其社交媒体监测活动，建立问责制。

在国际社会层面，应加强对监控行业和监控技术的管理。一是通过法律等手段加强监控技术进出口管制，防范监控技术滥用。二是制定监控行业标准，相关标准应充分考虑人权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应发挥规制和引导作用。

同时，西方社交媒体监视涉及数据治理、网络安全等范畴。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应持续推进全球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治理等相关国际规则，落实数据主权；另外，应推进国际空间网络安全规则制定，探索各国网络情报活动的边界，明确底线，避免社交媒体的持续武器化。在国际社会层面制定更多限制大规模监控、保护数字时代隐私权和人权的法律规范，确保社交媒体监视满足必要性、合法性和相称性等要求，尤其是在国家间网络冲突中维护公众权利。2013年，由多个全球民间社团起草的“适用人权于通信监控的国际原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指出监视必须具有合法目的，并尽可能减少侵入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竞争格局与中国进路研究”（批准号：18AXW008）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蔡雨婷,罗昕.西方社交媒体监视的风险及其全球治理[J].青年记者,2023(21):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