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素以礼乐著称。广义而言，乐是礼的一部分。曾经存在一种错误观点，认为礼是传统社会的统治工具，通过繁文缛节压制人性的自由舒展。还有一种观点，将礼视为一套基于仪式的符号系统，其意义仅仅在于以象征的方式参与社会建构。但我们如果摆脱狭隘的现代立场，从古人关于礼的阐释出发，看到的会是一种基于人的自然情感的人格培育理论。
比如丧礼，是古礼的重中之重，其影响绵延至今。亲人去世了，古人要穿粗糙的衣服、吃简陋的食物、住临时搭建的窝棚、拒绝娱乐，等等，为什么？海德格尔有著名的“朝死存在”（或译“向死而生”）的论断，面对自己的死亡是每个人“不可超过的”终极体验。张祥龙教授指出，朝向至亲之人的死亡，比如父母，也是生命中最真切的终极体验，会引发最本源的良知和决断。基于同样的原因，孔子云：“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王夫之《四书训义》解释道：“食旨焉，不知其何以不甘而爽于口也；闻乐焉，不知其何以不乐而逆于耳也；居处焉，不知其何以不安而不宁于躬也。”亲人走了，我们沉浸在悲痛中。不知为什么，平日吃得美滋滋的东西，现在觉不出好来，反而别扭；不知为什么，听到平日喜欢的音乐，觉得刺耳；不知为什么，躺在照旧收拾得温馨宜人的卧室中，浑身不得劲。这其实是人性的自然反应。正常情况下，我们享受好吃的、好听的，是因为它们能带来愉悦。而此时哪有心情去追求快乐，享受快乐？相反，会对平日里能带来快乐的东西产生天然的抵触。
丧礼正是针对人的这种自然状态而设计的。“求协乎人心之所安者而已”，“不能强不甘、不乐、不安之情而为之也”，是为了保证人内心的自然情绪得到恰当的释放，不至于被压抑乃至扭曲。王夫之还特别驳斥了关于丧礼的错误认识：“君子之居丧，岂以为礼在则然哉？岂以为情不可恣而姑制之哉？”君子依礼守丧，既不是盲目遵循外在的人为规定，也不是因为理性告诉自己，这时候不能放纵贪图享乐的情感，应对其加以制约，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自然要求。
父母下葬后，古代的孝子会有一段时间睡在破草席上，头枕着土块（寝苫枕块），“必寝苫者，哀亲之在草；枕块者，哀亲之在土”。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亲人受苦，很自然地会想去分担。孝子想到父母永远和泥土、青草为伴了，不禁悲从中来，寝苫枕块是为了体验父母的感受，替父母分担。这是健康人性的自然反应。
也许有人会说，孝子这么做是愚昧，除了折磨自己，毫无意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的确如此。不过，实用主义在这里有违人性。曾国藩曾谈到亲家陈岱云的一件事。陈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有一年冬天特别寒冷，陈岱云要离家求学。家里只有两条被子，一条中间夹着棉花，一条只是薄薄的单层布被。母亲怕孩子被人看不起，强行把棉被塞给儿子，只给自己和两个小儿子留下被单。陈氏不忍违背母亲意愿，带着棉被走了。但想到母亲和弟弟在家里受寒，他始终没有盖这条棉被。再如湘军名将彭玉麟，母亲在世时想吃燕窝，没条件；等他大富大贵了，母亲已经不在了。每次赴宴，端上燕窝，他都不忍下箸。
既然礼是自然情感的表达，即真情流露，难道不应当属于从心所欲的自由境界，为什么还要遵循一定之规呢？打个比方，老天给了我们一副好身体，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注意，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长期熬夜学习，身体会垮的。人性也是这样，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人性也会垮，自然情感会被扭曲、被扼杀。礼就是古代思想家给人性找到的恰当的情感表达方式。
而且，即便人的自然本性没有遭到后天的破坏，也不意味着不经过努力就会自然呈现。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在自然本性上是政治动物。”意思是，政治生活或在城邦中生活符合人的本性，即符合人的最佳状态。他并没有说，人的政治本能不需要后天培养。相反，只有接受好的教育，人才能达至这种最佳状态。所谓“自然本性”指的是人的潜能、本性蕴含的完善状态，而非不经努力就可以自然达到的境界。《礼记·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王夫之《礼记章句》中的“玉质虽美，而必待琢之以成。人性固善，而必导之以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甚至，天分越高，越需要引导。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曾批评大学教授的一种错误观点——天赋异禀的学生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和点拨。他以为不然，这些学生最需要引导，因为才能越突出，越难发挥到极致，天资越高，越容易误入歧途。道理很简单，运动员天赋越高，越需要好教练。比起人的身体，人性复杂得多，与此相应，人格培育机制也复杂得多。礼在表面上显得繁琐，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即“无所强增而使人安之”，因为礼是根据“人心固有之节文”设计的。王夫之阐发道：“礼顺人心固有之节文，原非以强世者。强世焉，则不足以为礼，而亦何贵有此繁缛之文哉！”好比健身教练根据人体的自然规律，为每一块肌肉设计不同的锻炼方案，礼的种种“繁缛”规定，并非强迫世人遵守的外在要求，而是根据人性的自然规律设计的，是为了唤起人性的觉醒，引导情感以自然的方式表达，从而培育理想人格。
现实中的人，或多或少心灵受过遮蔽，按照礼的要求去做，一开始可能很别扭，觉得不自然，但只要努力去体会具体仪节指向的自然情感，就有可能慢慢拨开心灵上的阴霾，实现人格的健康发育。比如父母去世了，有些人虽然悲伤，见到好吃的东西，还是很难控制想吃的冲动。帮助这些人克服冲动，引导他们去想一想，再好吃的东西，父母也吃不到了，会对心灵有所触动，逐渐激发起内心的天然情感，慢慢地不吃好吃的会变成自然而然的行为。这好比一个人的腿受过重伤，不会走路了，伤好后重新练习走路，一开始不习惯，走得怪模怪样，慢慢地走起路来就自然了。
礼的目标是培育人格，属于心灵工程，但我们不可能直接对心灵发号施令，谁也做不到。在形式上，礼只能引导一个人怎么去做，有时候看上去似乎与内心无关，仅仅只是外在的、表面的行为。不过，身体的动作很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甚至是想法。对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来说，心中产生祷告的念头，身体会自然做出屈膝的动作，是司空见惯的常识。而托尔斯泰发现，如果人在某种情况下处于屈膝的状态，祷告的念头会油然而生。
除了激发、引导自然情感，礼的另一作用是节制情感。《论语·学而》云：“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王夫之解释说：“不以礼为之节，而任情之流焉，则情有余者未必其能余，情不足者且终于不足。衣冠、玉帛、燕享之文废，而父子、君臣、宾主之道亦毁矣。又安可行哉！盖礼之有节，所以养人心之和，而使无一往而尽之忧，则唯其节也，是以和也。”
一定的情感，要求一定的释放或表达方式。反过来，情感如何表达，会影响情感的存在本身。不遵循恰如其分的情感释放方式，听凭情感自行其是，会带来恶果，削弱、扭曲乃至扼杀情感。大水漫灌，行之不远。某一刻心潮澎湃，任由情感泛滥，结果会“一往而尽”，随之枯竭。礼是防止泛滥、约束水流的堤岸。
总之，没有表面上繁琐的礼节，人和人的交往会变得粗糙。举个例子，有客来访，主人出来迎接，进门时宾主间有所谓“三揖三让”之礼。主人向客人作揖，说“您先请”，客人辞谢，回揖说“您先请”。如此三番，最后还是主人先进门。现代人不仅觉得这很虚伪，还浪费时间。但对古人而言，主人一再揖让，是为了充分表达对宾客的敬意；而客人一再辞谢，也是为了充分表达自谦和对主人的敬意。一个回合就结束，那才是虚伪！直情径行，只讲效率、结果的实用主义，是野人之道。文明的意义，在于心灵交流。心灵交流，是细腻、微妙、和缓的。
所以，王夫之强调：“礼有其大义焉，而大义必著于官曲之繁；有精意焉，而精意必因乎典物而见。”繁琐的礼节背后，有大义、有精意。所谓大义、精意，就是自然情感的表达和人格培育。只有遵循看似繁琐的细节，人性才能走在健康成长的道路上。这和健身教练针对不同肌肉给出的复杂训练方案，并无二致。
小时候看游本昌老先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济公》，印象最深的是济公挂在嘴边的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灵与肉的分离，往往成了饕餮之徒的护身符。据说这句话来自一个悲壮的故事。明末张献忠攻打成都时，在城外一个寺庙驻扎，强迫和尚吃肉。一个叫破山的和尚说，只要你答应打下成都后不屠城，我就吃肉。张献忠答应了，于是破山一边吃，一边说出了这句话。
在礼的践行者看来，所谓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是靠不住的。顿悟可以解决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能使知行合一。没经过训练，站在蹦极的高台上，尽管很清楚没有危险，仍会控制不住地发抖。没有日常积累，再正确的认识，也不能保证关键时刻不犯错误。
对于礼，还有一类质疑来自老庄的信徒。魏晋名士阮籍正和人下棋，传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对手理所当然以为不下了，没想到阮籍非要他留下来决出胜负。棋局结束后，阮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前，他又故意“食一蒸肫（豚，小猪），饮二斗酒”，“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钱穆先生评论说：“（阮）籍亦非无孝母之心，乃不乐儒家之以孝为教，以礼为教。若使闻母死讯，即哭泣而起，奔踊而赴，不故意勉强留赌饮酒，或可不吐此数升血。……若使籍依世俗常礼，临葬不饮酒不食肉，此数升血又可不吐。”恰恰是阮籍不屑的“世俗常礼”，蕴藏着“游于艺”的诗化生活方式，开启了通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之路。
和任何理想的实践史一样，在中国漫长的礼乐文明史中，不乏彬彬有礼却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如果因此无视礼所蕴含的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无异于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代永远在前进，所以古人有“礼，时为大”的说法。但另一方面，“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顺应不变的人性，才是幸福生活的压舱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