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绿色发力点在哪？

——从国际视角识别生态环境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若干发力点

文丨郑军

生态环境领域肩负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职责。基于国际观察与总结，我们探讨了生态环境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主要环节和发力点。

一、借鉴欧盟疫后绿色经济复苏主抓的重点环节，探索新发展格局中绿色产业和科技创新的发力点

欧盟一直是绿色转型的先行者，低碳技术、排放标准以及绿色管理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能源革命、循环经济、生态园区、无废城市等领域贡献了经典范例。后疫情时代，欧盟绿色复苏和发展出现新的动向。与十余年前相比，现阶段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欧盟也在促进绿色复苏的技术、资金、政策、法律、市场等各个环节出现新的变化。具体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推进，形成“欧洲绿色新政” 与数字转型双翼共振的路径。

二是与化石能源脱钩成为欧盟绿色复苏的核心目标。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研发，城市建筑和交通系统的绿色更新与低碳改造，以及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等领域，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些领域的商业化模式逐步成熟，收益预期显著改善，市场潜力快速释放，将带动上下游产业产生更多绿色就业岗位。

三是确保绿色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路径。积极创新资金投入机制，设立创新基金，用于可再生能源、能源存储及碳捕获等关键技术研发，同时依托战略公司开展股权投资，鼓励私人部门参与。

基于此，建议我国的绿色产业和科技创新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借鉴欧盟绿色复苏的重点方向，引导国内企业加强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利用产业的布局，既包括新能源汽车，也包括传统企业清洁能源改造、城市建筑和交通系统的低碳改造以及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等。

二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也应是科技创新的旗帜和风向标。应将制约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关系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之一，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发力点。

三是推动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明确将绿色化和数字化、信息化相结合，重点布局一批支持促进产业绿色发展的科技研发中心，攻关解决一批决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绿色可持续进程的关键技术，如能源存储及碳捕获等。

二、借鉴欧盟疫后经济转型绿色政策支持的具体做法，探索新发展格局中能源、交通运输领域的发力点

欧盟“绿色复苏”背后推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转型政策支持体系。如在能源的绿色财税政策方面，明确要提升绿色项目在公共投资中的优先序，加快推进调整能源税税率，逐步淘汰化石能源市场准入障碍。其中，对可再生能源支持机制和电力税收制度将进行大幅度改革，力求降低电力零售价格，长期提高家庭购买力和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并通过提高未实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的部门、建筑和运输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价格，来提高化石能源的价格。例如，欧盟降低《可再生能源法案》（EGG）征税标准，两年内投入约110亿欧元，以减少家庭和中小企业电力消费者的用电成本。德国计划征收二氧化碳税，从更长远角度推进实现生活电气化。

在交通运输领域方面，欧盟实施“连接欧洲设施”计划，打造绿色交通网络。其中，完善铁路网络是计划的重要内容，包括跨境铁路连接以及与机场、港口的铁路连接。未来欧盟境内将有140个内陆水运、铁路多式联运项目得到支持，打造一张贯通欧盟全境的绿色综合交通网络。其中，德国还计划将铁路运输纳入增值税优惠行业目录，以促使票价降低10%，并鼓励采取多式联运措施来降低碳排放。另外，欧盟还计划实施取消空运海运部门税收豁免等财税改革，投入约14亿欧元来支持交通运输绿色燃料项目，包括改造船舶动力、在港口安装绿色基础设施，为船舶使用绿色能源提供支持，减少船舶靠港的碳排放。

根据欧盟的情况，建议我国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建立健全绿色发展价格政策，在完善电力价格、水价、污水垃圾处理价格等改革基础上，加快建立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

二是加快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逐步提高未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行业企业碳排放价格，提高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发现功能，积极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进一步加快机场、港口的铁路连接，大力推进内河水运航道建设，加强多式联运，提高绿色交通运量。实施交通运输绿色燃料项目，加大绿色能源支持力度。加大城乡公共交通网络覆盖延伸，不断完善绿色出行交通体系。

三、借鉴美国20世纪70年代发起环境治理的转折点，探索新发展格局中生态环保的社会参与的发力点

回顾美国的环保史，从19世纪末开始的四五十年间，美国经历了热情似火又不顾一切的拜金移民、乌烟瘴气和污水四溢的工厂以及“把一切推平重来”的农场运动，到20世纪中叶，原本充裕的环境容量所剩无几。此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官民合一的标志性绿色活动，将民间在环境意识觉醒中的通俗做法通过政府官员的推动加以固化落实，把环保从一种忧思变成一项政策乃至一种文化，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治理进程。

例如，“植树节”“地球日”等活动都源自美国，以“地球日”的诞生和发展为例。1969年，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大学举办有关环境问题的讲习会。哈佛大学学生丹尼斯•海斯将其提议变成了一个在全美各地展开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具体构想，并提出以次年的4月22日作为“地球日”在全美开展环保活动。1970年的首次“地球日”活动声势浩大，美国各地约2000万人参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二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这次活动标志着美国绿色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并促使美国政府加强了环境污染治理：成立了国家环保局，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和《濒危动物保护法》。一定程度上，这次活动也是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的诱因。

参考美国的做法，我国也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注重民间智慧，在“植树节”“环境日”“地球日”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符合中国特色和带有中国符号的全民绿色行动，带动涌现一批绿色社区、绿色厂区、绿色村落和绿色小镇，为新发展格局下的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坚实的群众根基和社会基础。同时，注重国际输出和主流化营造，倡导共建全球生态文明，构成源自中国的绿色主流文化。

四、借鉴美国化工行业的绿色发展转型，探索新发展格局中生态环保的市场发力点

二战后，美国成为决定全球政治经济命运的超级大国，其工业化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地球面貌。例如，农药DDT和氟利昂空调都是在美国工业的推动下才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这种规模的工业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运动兴起开始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

杜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有“化学工业帝国”之称。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制造炸药起家的杜邦公司，通过合作、收购等手段调整产品结构，逐步退出低附加值、污染严重的传统化工领域，核心产业在90年代已转移到精细化工和高新材料方向，同时还是美国循环经济搞得最好的大企业之一。21世纪的杜邦公司强调为人们提供充足健康的食物、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及保护生命与环境。同时提出两大目标：“减少我们在环境中的痕迹”“增加我们在社会中的价值”。

杜邦公司在历史上的战略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70 年代的绿色运动，使得美国绿色文化开始形成，并影响到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绿色化，从而使得美国化工业巨头的发展理念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注重衡量化工产品全方位的效益，注重实施清洁生产，二是逐渐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自此，美国的环境才算真正摆脱了工业化的负面影响。

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做法，对我国生态环保市场的充分发力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是美国环保新政策在导入阶段往往出于利用经济动因，在市场自发的基础上政府再来因势利导。当前，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发展潮流，强调先有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绿色化，才可能有国家决策的绿色化。

二是从小处入手，从衣食住行游出发，大力推进绿色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下乡、绿色农产品流通、绿色出行、生态文化旅游，加快培育消费者的绿色价值观与绿色消费习惯，通过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引导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和绿色投资，打造绿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引擎。

三是从价格、财税、补贴等市场政策配套出发，建立健全绿色产业链、绿色供应链、绿色价值链，支持绿色产品生产企业实施绿色设计与开发、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物料循环与资源化利用等，协同供应链上其他企业共同绿色发展。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原标题为《从国际视角识别生态环境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若干发力点》）

来源：《中国生态文明》杂志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