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史论不多，仅有尤静波、付林、孙蕤等学者在稍早前出版过完整的著作，而且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故事、多人物，也多基于故事和人的时代精神。然而时过境迁，读者已经很难接受仅有故事和人物的叙述或者视域。何以如此？因为读者更在意“理论”。这里的理论不是思想也不是方法，而是全新的理解方式，它关乎人，亦关乎世界，是真实世界迷宫的通行证。毛利嘉孝的《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虽侧重于日本流行音乐，但也映照着欧美世界以及中国的流行音乐之前史与后运。
什么是流行音乐？比较被认可的观点是，流行音乐和战后生产与消费的变化有关，它既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事情，又是资本主义外部的事情，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同时，流行音乐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现代产业的发生不可分离，比如唱片业、自动点唱机（jukebox）。流行音乐有都市化、商业化、大众化、电声化几个特征，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流行音乐的早期源头。就美国的历史而言，流行音乐起源于或者其本身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叮砰巷歌曲（Tin Pan Alley）。就文化的意义而言，流行音乐或许最应被注意的是它对“世界文化”“世界的人”的重新锚定，也即伴随着地球村的再启，流行音乐凭借其极其通俗的特性为听者或者消费者搭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场景，而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
从二战至今，流行音乐有了质变的变化。到了本世纪初，以Spotify、Apple Music为代表的流媒体给流行音乐及其产业以新的演绎方式。流媒体的崛起与互联网生存和社交媒体近况有关，与此同时，流媒体被认为夸大了音乐的可丢弃和一次性等特质。大概在流媒体被互联网用户发现之时，Oricon公信榜开始被偶像团体垄断，比如AKB48。当时（2007年），毛利嘉孝曾预言了八种行将到来的趋势：1）音乐的断片化与散逸化；2）电视和广播媒体地位的相对低下；3）音乐的装饰品化与消费循环的加速化；4）音乐的档案化与消费的长期化；5）音乐评论地位的相对降低；6）音乐内容产品成本的相对降低；7）市场中兼职音乐人数量的增加；8）现场活动和音乐重要性的提高。这些预言成真了吗？答案早已不言自明。
把时限推前，流行音乐今天的命题早在二战后不久就已出现。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后福特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吸收了人们的余暇，音乐产业则挪用了摇滚乐的激进姿态和实验性，制作、宣发、巡演成了常规。学界以老鹰乐队《加州旅馆》发行的当年即1977年为界，划出了两个时间，后者属于制式，属于“商业摇滚。同时，自由爵士的激进喧嚣也沉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跨界乐和融合乐。
黑人音乐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吉斯们的《周末夜狂热》终结了那个美好年代。尼尔森·乔森将跨界乐和迪斯科的登场称为“RB之死”，战后的RB是由独立唱片公司、RB广播电台、演出场馆、黑人社区唱片店、黑人创造力五者合力的产物。1970年代的日本音乐产业，并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与大众同在的摇滚乐还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的叙事，在日本执行了与摇滚乐同样功能的是民谣。与此同时，产业内真正的偶像开始出现，比如“新御三家”“新三人娘”“花样的初三三重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合并为J-pop，在世纪末，每年都会有20几张CD销量超过百万，直到本世纪初互联网的来临改变了一切规则。
迷你音响、便携式播放器将流行音乐和它的听众拉入一个更加亲密、更加嘈杂的世界，人们被鼓励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又凭借此个性将自我扼杀。正如毛利嘉孝所言：“个性在无限性多样化的同时，变成了应该被尊重的事物，每种个性之间不会产生碰撞，于是不存在冲突的各个亲密网络开始形成，然而作为每种个性的载体的每一个个人，在此特征之下则变成了可以被相互替代的东西。”
在资本将所有一切都包裹进来的前提下，信奉DIY思想的音乐人尝试从资本的内部对资本进行重构的黑客式实践。为中国听众喜欢的坂本龙一就是信奉DIY思想的音乐人，尽管他极其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