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张丹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7期

近年来，有关主流媒体尤其是一贯自诩“悲天悯人”的美西方媒体“脱离普罗大众”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新闻内容生产的“精英化”和“缙绅化”（gentrification）成为普遍趋势。随着传媒机构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媒体人“中产化”程度的加深，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倾向于服务中上阶层的新闻消费需求，而对底层民众与边缘弱势群体真正关心的、具有争议性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议题缺乏足够的观照和深耕，从而导致了新闻业的“代表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在此背景下，以特朗普为首的反建制政治人物和各国的“自媒体”关键意见领袖(KOL)乘机对传统主流媒体乃至于整个新闻行业大加挞伐，全球新闻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从宏观视角来看，媒体不能独立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之外。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下降也不是孤立现象，而与精英阶层和公权力的权威性式微息息相关[1]。新闻媒体的“代表性危机”与代议制民主体制正在经历的“代表性断裂”密不可分。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类代言人脱离了原有的阶层基础，无法将民众诉求反映到决策层面，这种“缙绅化”倾向进而传导到媒体的新闻产制流程中[2]。从内容生产的微观视角来看，作为“把关人”的决策层出于盈利考量，倾向于选取吸引眼球、迎合消费者的报道内容。跨国大型传媒集团的管理者从业者以知识精英为主体，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与边缘弱势群体之间缺乏沟通与共情的基础。因此，新闻媒体机构聚焦精英群体利益和中产阶层关切，从而无法充分代表不同阶层和不同社群发声。

新闻业如何形成了“为公众代言”的历史脉络？当前面临的“代表性危机”又有哪些具体表现？本文立足于社会责任理论框架，在梳理新闻媒体机构角色和功能的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世界各地尤其是美西方新闻业陷入口碑和声誉困局的具体表现和动因，进而探讨提升新闻业的代表性、重塑媒体公信力的破局之道。

“代表性危机”的历史脉络

“代表性危机”是当下全球新闻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社会结构固化与阶层流动停滞的趋势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具体表现。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提出“非代表性民主”概念，用于指涉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决策精英化”趋势。具体而言，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越来越偏向权贵和中上层的利益诉求，“大众民主”正在演变成“精英作主”[3]。这种代表性的错位与缺失延伸到传媒领域，表现为新闻媒体的“精英化”和“缙绅化”。

从新闻传媒史来看，“大众传媒”与“大都市化”相伴相生，本义都是构建五方杂处、众声喧哗的生存与话语空间。由于资本的干预和操控，从纽约、底特律到旧金山，美国的东西海岸和中西部大城市都出现了“空心化”趋势。大量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由于生活成本上涨而被迫搬迁到郊区，市中心被改造为用于资本积累的“时尚街区”或“创意工坊”，供中产阶层消费和休闲之用。大众传媒机构也不例外，2013年互联网新贵贝佐斯用2.5亿美元收购具有百年历史的《华盛顿邮报》，标志着城市改造中的“缙绅化”延伸到了新闻媒体领域。

从媒体角色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映民众利益与诉求的“观点纸”，逐步发展成享有“第四权力”的公共监督机构。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媒体是民主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代表公众意志，保障公众利益。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涌入大量人口，其受教育程度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为适应新型市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便士报”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发展深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坚持个人办报，商业化运作，不受政治力量干涉，代表公众利益，对市场和受众负责。

进入20世纪，围绕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当时在美国社会各领风骚的“意见领袖”杜威与李普曼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普通公众”（general public）难以做出理性判断，因此决策应以专家学者的意见为主，新闻媒体的责任在于把来自精英的信息和决策及时告知公众。而杜威则认为，公众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应有之义，媒体应该扮演公众的“导师”，启蒙并引导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指出，媒体同时肩负“代言”与“教育”公众的双重责任。在此基础上学界构建的社会责任理论可以看作对杜威和李普曼观点的整合与发展。但这份报告把防止媒体滥用权力的任务寄托于行业自律，未免过于理想化。“代表”与“导师”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张力，也往往使媒体人在具体实践中左右为难，并为当下新闻业遭遇的“代表性危机”埋下了伏笔[4]。

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看似铁板一块的“普通公众”或曰“老百姓”逐渐分化为多元群体，其文化背景、利益诉求各不相同，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共意”的传播者和“公义”的代言人，其角色和功能受到冲击。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代议制原则与日渐分化乃至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决策层对权贵精英群体的倚重和对边缘弱势群体的疏离，使代议制民主对于边缘弱势群体的代表性受到挑战[5]。

另外，大众传媒的所有权走向高度集中，通过各种形式的兼并重组，形成具备全球性影响力的跨国集团，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让位于利润丰厚的“印钞机”，导致哈贝马斯所担忧的“公共领域再封建化”[6]。受到机构内部“潜网”和盈利需求的影响，大型传媒集团往往自成一体，报道框架和角度高度统一，难以反映多元化的受众利益与诉求。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蓬勃兴起的数字媒体也呈现出鲜明的商业化特点，旨在为有消费能力的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这无疑限制了边缘弱势群体参与公共讨论、消费高质量新闻内容的能力。为了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媒体在生产内容时，往往通过数据分析、量化测算等方式表达意见，受众被“数据化”为冷冰冰的数字、比率和图表。数量庞大的边缘弱势群体由于高度分化，难以形成普遍共识，而其中的个体意见看似拥有表达渠道，却难以广泛传播，遑论推动实质性的改变。

当下新闻业的“代表性危机”

近年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另类政治势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呼风唤雨，煽动民粹主义思潮，加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极化”态势，加之主流媒体机构的代表性和公信力日渐式微，民主制度的基石受到了侵蚀。具体而言，当下全球新闻业的“代表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闻报道的失衡：被忽视的大多数

在传媒业走向“精英化”和“缙绅化”的过程中，新闻报道的失衡成为必然结果。研究显示，美国媒体在报道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存在显著的偏向性。出于对流量和注意力的追求，媒体的报道重点聚焦于有冲击力的“反常”事件与名人资讯，普通公众往往成为被忽视的对象。具体来看，新闻媒体的报道失衡主要体现在性别、族群、阶层和地域四个方面。

2020年全球媒体监测项目（GMMP）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把女性作为报道中心的新闻占比从2000年的10%降至6%。从分类来看，20年来，以女性为报道中心的社会法律类新闻减少11%，名人体育类新闻和科技健康类新闻均减少9%，占全球人口半数的女性在新闻报道中却处于边缘化地位。这种趋势与女性在法律、体育、卫生等行业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不相符。新闻报道中女性作为信源的比例也相当有限。一项对阿根廷8家在线媒体的内容分析显示，男性信源占比是女性的2倍，特别是在公共事务类新闻中，女性作为信源的机会更少[7]。

媒体报道的性别失衡不仅影响女性对自身社会定位的认知，也导致女性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消费意愿下降。一项在英国工薪阶层展开的定性研究显示，育儿、家务等繁重的体力和情感劳动使女性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关注新闻，加上新闻报道中女性出现频率低，信源和报道对象均以男性为主，因此不少女性把新闻消费看作“男性专属”[8]。新闻报道中的性别失衡，是社会层面的性别分工失衡在传媒领域的延伸，传播内容中对女性的忽视，本质上是性别间社会角色与分工不平等的体现。

传播内容中的族群失衡，也是受众对媒体信任度下降的一大原因。一项对美国非裔凶案受害者报道的研究表明，18岁以下黑人男性被媒体进行人道主义视角报道的可能性比白人男性低30%。对亚裔和拉美裔等族群的报道比重相比于非裔更低，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新闻网站（Axios）在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流媒体内容中，拉美裔占比为9.29%，仅为拉美裔在美国人口中占比的一半。报道数量与实际人口比重的不平衡使少数族裔得不到相应关注，降低了新闻机构在少数族裔群体中的影响力与公信力。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全球南方国家，以印度为例，人口超过3亿的达利特人因其种姓而被主流媒体忽视，虽然印度经济自由化给达利特人带来创业致富的机会，但由于传统偏见，达利特人在公共事务与主流媒体报道中仍处于缺席状态，缺少讲述自身历史与故事的渠道。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同社会阶层在媒体叙事中的失衡同样值得关注。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失业率的上升使福利国家体系不堪重负，为保证社会的持续运行，媒体与国家机器合作，构建出一套关于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的“失衡叙事”：边缘弱势群体资源被剥夺的故事被改写为穷人自甘堕落的故事，经济收入有限的边缘弱势群体被描绘为懒散、罪恶、道德感低下的“嫌疑人”，为毒品、滥交、街头暴力等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负责[9]。

研究者分析过去40年来数十种美国主流报纸的经济类报道发现，经济新闻的报道基调主要基于富裕群体的盈亏，而对穷人的收入变化采取漠视态度[10]，这无异于将新闻报道建立在经济结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目前英国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然而公众对本国贫困问题缺乏了解。贫困题材的日常化与压抑性，使追求收视率和新闻价值的商业媒体避之不及。在“注意力经济”兴盛的背景下，媒体过分关注“后院篱笆”式的新闻个案，而关于贫困的报道则往往浅尝辄止，很少触及对制度性动因的发掘和分析。

一项关于无家可归者新闻报道的研究显示，在秘鲁、南非、印度、埃及等南方国家的媒体话语中，无家可归者的形象较为负面，媒体大多将其描绘成乞丐、精神病人和罪犯，其生存困境被视作个人的不足，而这类报道也加剧了公众对边缘弱势群体的苛责与“他者化”[11]。

在数字鸿沟视角下，新闻报道中同样存在国家和地区间的“南北失衡”，主要表现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报道数量和形象建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新闻业发展历史更久，成熟度更高，影响范围更大，因此来自发达国家的新闻机构往往被视为更加强势可靠的信源，得到广泛的转载和引用。有学者分析了来自13个国家的报刊对巴黎气候会议的报道，发现无论媒体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报道重点都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关切与行动，而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报道很少[12]。不同地区议程设置的失衡，导致受众的注意力偏向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现实问题缺少关注，加剧了“全球南方”在媒体话语中的边缘化趋势，强化了受众固有的刻板印象。

（二）传播者的失语：新闻采编团队中的边缘群体

由于资源受限而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媒体叙事中面临“失语”的困境，这与边缘弱势群体在新闻生产机构中的话语权缺失有关。随着传媒机构的产业化和集中化，传媒集团对于从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过筛选的从业者大多来自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知识劳工阶层”，且男性占比高于女性。这类媒体精英受新闻专业主义熏陶，适应商业化媒体的工作需求。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囿于“缙绅化”的小圈子，与基层民众和边缘弱势群体缺乏直接接触，因而无法深刻体察后者的境遇与诉求。

新闻传媒从业人员性别不平等现象，遍布诸多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在新闻采编团队中处于“相对失语”的地位，特别是在政治、财经、体育等传统上以男性为主导的报道领域。数据表明，澳大利亚的体育新闻记者中，仅18%为女性，而在政治和财经领域，这一比例分别为41%和37%。新闻采编团队中的女性从业者，往往被分派报道家庭、情感类新闻，而在政治、财经等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尽管与男性受过同样的系统新闻教育，但女记者仍面临“不专业”“情绪化”等偏见，甚至可能因发表观点而受到行业内外的双重威胁。

2021年，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节目中讽刺《纽约时报》从事硅谷报道的女记者洛伦兹（Taylor Lorenz），称其“年轻幼稚”“缺少才华”，引发对后者的持续性网络暴力。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女记者中有73%遭受过网络暴力。不同于记者普遍面临的网络威胁，对女记者的网络暴力包含了更多的性别歧视，如荡妇羞辱和强奸威胁等。这些暴力行为在影响后者身心健康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阻碍其针对性别平权议题的报道与发声。

新闻媒体从业者的精英化和“缙绅化”也是导致“代表性危机”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中产阶层背景的知识精英加入媒体，成为新闻传媒业的主导力量。一项针对英国主流媒体从业者的调研发现，62%的受访者的父母都是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而在英国整体人口中，这一比例仅为33%，上过私立学校的媒体从业者的占比也高于英国平均水平。2022年一项关于印度传媒业的调查显示，86%的记者属于“中高种姓”，来自“低种姓”的记者仅占14%。在218名媒体管理人员中，有191人属于优势种姓，仅27人属于其他种姓。事实上，印度新闻业根深蒂固的阶层差异，是新闻教育中种姓偏向的外在化结果。在就读于该国最好的新闻教育机构“亚洲新闻学院”（ACJ）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来自中高种姓，而达利特、巴胡詹和阿迪瓦西等低种姓学生则很难被录取。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使人口众多的低种姓群体在传媒领域发展机会受限，难以获得发声渠道。生活条件和生存背景的差异、走马观花式的采访使得身居中产阶层的记者难以对边缘弱势群体感同身受和深入体察。媒体话语中的边缘弱势群体正如“房间里的大象”，其所处的困境虽然显眼，却因为难以引流变现，而成为商业化传媒机构视而不见的“隐秘角落”。

除了性别和阶层，新闻采编室还广泛存在着族群“代表角色”失衡的问题。即使身处主流媒体机构内部，少数族裔也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数据显示，美国新闻专业学位的获得者中，白人占比为58%。而从事记者工作的白人比例则高达76%。毕业生与从业者的比重差异说明，少数族裔即使受到专业的新闻培训，也仍然面临就业领域被边缘化的问题。另有调查显示，34%的黑人记者认为在组织中没有受到公平对待，29%的亚裔记者和25%的拉美裔记者持有同样看法，比例远远高于白人记者中的12%。少数族裔记者更倾向于报道社会问题类新闻，特别关注族群等议题，但由于记者数量和相对比例有限，难以形成规模化、常态化报道，因此少数族群人口虽然增加，但由于在新闻采编团队的代表性不足，在主流媒体机构的报道中仍然处于“失语”地位。

（三）传播价值取向的失焦：议题渲染与矛盾转化

在信息过载乃至“内爆”的传播生态下，“选择性新闻回避”成为越来越多受众的权宜之计，也为新闻媒体的生存和发展设置了障碍。为重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常采取“吸睛”策略，突出内容的个性化、戏剧化和冲突性，意在影响公众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及决策者的看法。这类报道一方面能吸引眼球，获取更多关注；但另一方面，为迎合受众和流量而过度“吸睛”，反而会造成报道焦点的偏移，不仅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还会弱化媒体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损害媒体的声誉和公信力。

政治传播学者恩特曼（Robert M. Entman）通过分析美国3家主流电视台对非裔美国人形象的建构，指出了新闻报道中存在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报道中呈现的非裔形象单一，且与负面社会新闻联系紧密。在暴力及毒品相关的犯罪新闻中，非裔群体的出现频率接近白人群体出现频率的3倍[13]。电视台通过大量涉及非裔的冲突报道提升收视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非裔群体贴上了冲动、危险的片面标签。

由于媒体的结构性安排，记者在对特定主题进行报道时，往往参考既有框架，形成相同或相似的报道立场。因此，这类隐含种族偏见的报道难以随着时代发展而消失，反而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各级执法部门公开发布的Facebook帖子中，非裔嫌疑人出现的比例比非裔真实逮捕率高出25%[14]。少数族裔发展机会不均等的社会问题，仍然被形塑为打击犯罪等传统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缺少发声机会，精英群体则出于捍卫制度，保护既得利益的考虑而维持缄默。因此，发展失衡、阶层固化的结构性矛盾，掩藏于被放大的冲突背后，陷入被他人“言说”和“代表”的困境。

在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的访谈中，来自印度的受访者同样表达了对媒体关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冲突报道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类报道往往基于媒体机构追逐“爆炸性新闻”的考虑和记者的经验性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也不能代表当事群体的意见，不但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族群之间的分裂[15]。在冲突报道中，为博取流量和注意力而过度突出极端事件和局部细节，极易导致议题失焦，形成并深化受众对边缘弱势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进一步降低边缘弱势群体对媒体的认同与信任。

除了媒体的刻意建构与渲染，在有关边缘弱势群体的报道中还存在着刻意转移或淡化现实矛盾焦点的倾向。曾报道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的记者鲍曼（Mark Bauman）称，报道中最痛苦的在于，基于对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考量，对重大悲剧的报道却需要让位给好莱坞名人新闻，因而在节目中只有不到1分钟的播出时间。2022年10月，大西洋飓风“伊恩”给美国东南部带来巨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一项针对灾难前后媒体报道的分析显示，2022年9月24日至28日，美国主流媒体及新闻网络对飓风过境进行了密集的追踪报道，但1020条有关飓风的报道中，只有4%提及极端天气背后的气候变化议题。从价值取向来看，主流媒体的极端天气报道遵循着一定的“专业规范”：关注灾难现场及救援情况，展示受灾居民的悲伤情绪，讲述救援过程中的动人故事。程式化的报道方式有效规避了灾难报道中的诸多人道主义争论，却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问题，如受冲击最为严重的迈尔斯堡社区为何如此脆弱、风暴过后当地居民面临的保险与重建困境等缺少关怀。媒体通过聚焦于“极端天气”这一显性的、“不可抗力”的危机，完成了议题的建构，而受灾民众更为关心的深层次现实矛盾，却在报道中被悄然淡化。

提升新闻媒体代表性的破局之道

总的来看，当下全球新闻业的“代表性危机”，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化，出现“代表性断裂”所导致的结果。随着传媒业的高度集中化和社会群体的不断分化，新闻媒体在为公众代言，提升公信力方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对边缘弱势群体的报道实践中，出现了传播内容失衡、传播者失语和传播价值取向失焦等问题。为应对当前面临的“代表性危机”，全球新闻业应当积极推动地方小微媒体的建设和参与式新闻的普及，提升采编团队多元化水平，形塑开放平等、多元包容的新闻价值观。

传媒业受众的高度分化，加大了传统媒体机构触达受众、反映不同群体呼声的难度。特别是身处社会结构底层的边缘弱势群体，受经济社会资源所限，往往缺少获取信息的渠道，无力对现实变动迅速做出反应，所以更易受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危机影响，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而大型传媒机构则更多地从整体利益和大多数受众需求出发，在区域性突发事件报道方面难以顾全。

因此，发展地方小微媒体和参与式新闻，是新闻业加强与受众联结，破解“代表性危机”困局的应有之义。以美国为例，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新闻“荒漠化”，进一步加大了边缘弱势群体获取新闻、参与公共决策的难度。从2019年年初到2022年5月，美国有360多份地方报纸停发，约7000万人生活在“新闻荒漠”之中，难以获取及时可信的新闻资讯，也难以寻找渠道表达诉求。拉美地区也出现了类似趋势，近二十年来媒体机构的集中度大大提高。随着大集团旗下附属媒体的快速扩张，“小而美”的本地新闻业经历着严重的经营危机，这意味着来自偏远地区的边缘弱势群体受众无法摆脱深陷“新闻荒漠”的境地。

为应对新闻“荒漠化”，提升偏远地区受众的新闻参与度，政府部门和企业——尤其是硅谷巨头——应当加大对地方小微新闻机构的资金支持，提升受众在本地新闻中的参与度，在大型集团与本地新闻的商业模式间寻求平衡，保障边缘弱势群体能够通过本地新闻了解信息并反映需求，加强社会整体的活力与凝聚力。

此外，传媒业有必要打破思维桎梏，提升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LGBTQ+）等边缘弱势群体在传媒机构内就业和担任管理层的比重，推动传媒业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的多元化，从而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工作环境，发挥不同背景记者的优势，开展“浸入式”的深度采访，加强人性化叙事和个性化报道，通过更加真实全面的报道与展示，消解主流受众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凝聚社会共识。

从价值取向维度来看，传媒业面临的代表角色危机，与隐含偏见和歧视的报道取向有关。倾向性的新闻框架与报道，使主流价值观点过分突出，而少数群体的意见得不到充分表达，因而难以代表真实多元的公众舆论。基于此，新闻传媒业应当鼓励不同主体的参与和多元观点的表达，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接纳边缘弱势群体，关注其个体境况与需求，通过多元化呈现，丰富受众对边缘弱势群体形象的认知，提升对边缘弱势群体的代表性。

在社交媒体平台成为重要传播渠道，用户自主权空前强化的信息环境中，有必要加强用户的数字媒体素养教育，普及传播工具使用常识，鼓励用户与媒体联结互动，共同应对“代表性危机”。传媒机构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合作发展，不仅可以强化边缘弱势群体与传播者的关联，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活动与培训课程，培养一批具有较强传播力与感染力的关键意见领袖。一些来自偏远地区或年龄较大的数字移民，有机会通过学习掌握各类传播渠道使用技巧，学会辨别真假信息，以掌握实用技能为基础，提升其传播与表达自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边缘弱势群体与传媒机构的联结，不仅与传媒业自身的代表角色有关，还与其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媒体除了调适自身角色，多维度强化主体职能以外，还需要扮演好“社会调解员”的角色，通过在气候变化、性别平权、公共卫生等热点议题上凝聚共识、夯实共意，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交媒体平台普及使用所导致的“信息茧房”和“观点回声室”的负面效应。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史安斌,张丹瑜.全球新闻业的“代表性危机”：省思与破局[J].青年记者,2023(17):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