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可以有什么新的发现？

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论者通常都会引述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 Scott）1986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著名论文《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在这篇文章中，斯科特强调，性别是理解塑造我们生活的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一个关键分析工具。

她认为，性别不是一个固定的或自然的范畴，而是一种通过日常互动和实践不断产生和复制的社会建构。性别不仅仅体现男女之间的生理性差异，同时也体现权力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

自斯科特的论文发表以来，性别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活跃的领域。历史学家通过性别视角对以往占据核心地位的主流叙事进行补充或修改，发现了更多被边缘化的个人、群体及其历史。在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已经有意识地引入性别视角，并且发现历史是“性别化”（gendered）的。

01.日本新女性

作为一个后发的亚洲国家，日本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之间的碰撞。任教于日本成蹊大学的芭芭拉·佐藤（Barbara Sato）注意到了日本新女性在二战间期的崛起及其引发的争论。

在佐藤看来，战间期的日本，由于技术进步、工业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常生活的实践也随之被重新定义。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充满活力的女性新形象”。在大众媒体中，女性以咖啡馆服务员、家庭主妇、舞蹈家和商店店员的形象出现，她们成为现代城市的一大标志。

关于日本新女性的研究，离不开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佐藤注意到，战间期的女性形象同消费主义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百货公司招募女性作为模特，穿着时尚的服装吸引顾客。而札幌啤酒、三得利、可尔必思等企业的商业海报中则经常出现留着波浪卷发的年轻女子。资生堂在最新的化妆品广告中也使用了女性的形象。1929年，东京地铁用一位头戴圆顶礼帽、身着时尚西服的女性形象宣告连接银座和浅草之间的线路即将通车。

尽管当时的大众媒体（也包括很多后来的研究）通常将新女性同西方化的装扮联系在一起，但在20年代，这种从“风格”（style）上就与众不同的新女性数量还不多。早稻田大学建筑学教授今和次郎是较早开始研究关东大地震后居民生活方式变化的学者之一，1925年夏天，他对1000多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在银座，99%的女性都穿着传统的日本和服，而男性中这个比例只有33%。

这个研究说明，20年代中期，在外表上就能体现出西方风格的女性可能只是百里挑一。西式装扮的女性（而非男性）之所以成为话题，并不是因为她们数量庞大，而是因为她们违抗了很多人觉得难以逾越的传统生活方式。

佐藤注意到20年代日本舆论中关于“新女性”（new woman）和“摩登女性”的讨论。尽管在很多研究中，摩登女性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象征，但在当时的日本，这个名词还包含一定的贬义。即使那些敢于穿洋装、留“波波头”的女性也未必喜欢被称作摩登女性。

1927年1月号的《妇人公论》杂志刊登了题为“摩登女性杂感”的文章，其中也体现出“摩登”在日本社会中的微妙含义。一位女性作者认为摩登女性和新女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年轻、更注重外表。她写道：“我认为将今天的‘摩登女性’同十年前出现的‘新女性’进行对比十分有趣。新女性是有见识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她的思维方式在智力上是健全的，她能够理解内心深处的问题。她的年龄是二三十岁。然而，摩登女性的思维方式没有智力基础，她们往往只关心外表，而且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摩登女性只不过是一种时尚而已。”

一向提倡男女平权的诗人与谢野晶子认为，摩登女性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而是因为那些喜欢体面的男性中出现了某些‘新类型’，他们希望年轻的女性看起来符合（他们的偏好）”。

因此佐藤并未直接将日本摩登女性的出现视为现代化的标志，而是着重挖掘日本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不同解读。佐藤还记录了摩登女性在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笔下的不同形象：有人认为摩登女性体现了理想化的西式女性形象，有人把摩登女性同资本主义的颓废生活方式相联系，也有人注意到摩登女性和职业女性的关联。总而言之，多面的摩登女性一方面体现出西方文化对日本女性日常生活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女性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象征性意义。

02.女性劳动

很多学者强调，在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劳动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工业部门中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集中在纺织业，而女工又在纺织工人中占据了一个可观的比例。19世纪70年代，在日本工业的起步阶段，很多出身武士或富农家庭的女性被送进纱厂“为国纺纱”，因为纺织业在明治时代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外汇来源。

在20世纪20—30年代，更多的女性开始走进办公室，成为早期职业女性。1922年，东京的一项调查将职业女性分为六类：教师、打字员、上班族、售货员、护士和电话接线员。

据芭芭拉·佐藤研究，职业女性的就业动机多种多样，相当一部分女性出于经济因素来到大城市找工作。由于女性就业机会有限，很多年轻女性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上述几种职业女性中的一员。对于农村女性来说，由于日本农业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萧条，她们只能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

不过，也有一部分女性并非出于经济目的被迫就业，一些中产阶级女性走入职场的目的是为未来的婚姻积累社会经验。比如，在1922年的调查中，一位售货员说：“作为一位职业女性，在外工作十分辛苦。但是我做这份工作是为了理解结婚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一位东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领导者看来，这也体现出日本社会对妻子有了更高的要求：“以前，只要女性能在家里做一些诸如缝纫、做饭、洗衣和打扫卫生的基本工作，她就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主妇。适婚年龄的女孩唯一需要的是良好的礼仪。但是，在今天这个繁忙的社会中，女性要想管理好一个家，她就必须在基本工作之外培养其他技能。

因此，女性确实需要从直接参与社会活动中积累经验，以便获得在女子学校无法学到的那些实用知识。”因此，尽管在当时就有人担心工作会使女性远离婚姻和家庭，但从职业女性自身的视角来看，工作的目的反而是能更好地适应婚姻生活。

30年代后，随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更多女性进入职场。这一点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变得更为突出。德国历史学家蕾吉·马蒂亚斯（Regine Mathias）注意到，同英美等国相比，虽然日本政府曾经在宣传层面上强调爱国和自愿，但日本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未被征召参与生产。

在战争末期，很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企业要求扩大女性就业，但他们却遭遇了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个理由是：女性的任务是在后方维护家庭，因此应该是受到保护的对象。在1944年的一次会议上，厚生省官员美浓口时次郎认为，虽然日本女性一直在努力劳动，但是她们的劳动大多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比如在家庭所拥有的小商店或小作坊内帮忙。在家庭以外的工作会导致家庭系统被破坏。

03.女性气质

性别视角下的历史并不仅仅等同于有女性参与的历史。虽然性别史经常关注女性和其他被排除在传统历史叙事之外的边缘群体的经历，但很多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男性在性别史，特别是女性气质建构史中的影响。

 “良妻贤母”是研究日本近现代女性气质建构的一个关键词，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自国家及社会层面的男性力量在塑造日本女性气质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而女性通常只能作为被定义的对象被动地接受或争辩。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连贯的女性政策。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逐步建立起适应近代国家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侧重于国家主义灌输，通过强制要求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日本政府试图让“国家”“国民”“爱国”等观念在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尽管义务教育并未将女性排除在外，但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女性被禁止剪短发；19世纪80年代，女性被禁止进入初高中接受教育，也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这些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和公共参与。虽然一些女性开始要求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但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中并未规定女性的政治权利。因此有学者认为，直到19世纪末，日本只存在一些“消极”的女性政策，也就是通过禁止女性进入某些领域而对女性身份和角色进行定义。

虽然政府层面的女性政策尚未确定，但“良妻贤母”作为新时代女性社会角色的理想模式在明治初期就已经开始形成。“良妻贤母”观念支持女性接受基础教育，目的是要把女性培养成优秀的母亲，进而由这些优秀的母亲在家庭内部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国民。

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是女性教育的早期提倡者之一，他甚至认为，女性教育比男性教育更为重要，因为女性生养孩子，所以要承担家庭教育的重任。在森有礼看来，女性的“天职”就是在家中成为一名能够教育下一代的教师；教育工作者的一大任务，就是能够将女性培养为“天然”的教师。因此，明治早期形成的“良妻贤母”观念更加强调女性在家庭中教育子女的角色，但直到甲午战争时期，这一观念并未在日本产生影响。

甲午战争后，“良妻贤母”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主义色彩。教育学家细川润次郎认为，女性教育对于增强日本的国家力量十分关键。在一篇文章中，细川对比了朝鲜、印度、埃及、波斯等弱国和欧美强国的女性地位，认为女性教育兴盛，国家也会富强。这是因为如果女性只是局限在家庭环境之内，她们就不会拥有宽广的视野，也就会缺乏爱国心，这样，国家中一半的“国民”就不存在了，国家也就失去了一半的力量。也有人认为“良妻贤母”中“良妻”的作用同样重要，因为这体现出日本传统的女性道德。

1901年担任文部大臣的菊池大麓在就职演说中认为，女性的任务是结婚，然后成为“良妻贤母”，因此女性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她们实现这个使命。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女性教育的核心是道德和家政教育，而非外语、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教育。

20世纪初在日本各级学校中使用的伦理教科书中规定了男性和女性的理想社会角色。比如1903年使用的四年级伦理教科书中这样写道：男性是一家之主，负责处理家业。女性帮助男性料理家务。因此男性和女性的职责不同……知识对男性和女性都很重要，所以他们都需要学习知识以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

另一本几年后出版的六年级伦理教科书中写道：女子照顾家庭、安排全家的安宁与幸福是国家的美好习俗之一。作为母亲，女子如何抚养孩子，会影响到孩子会成为怎样的人；长期来看，这也与国家的兴衰有关。

如前文所述，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新女性崛起，大众媒体中频繁出现“摩登女性”这样在外表上追随西方风格的女性形象；同时，很多女性也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走入职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社会风潮对“良妻贤母”产生了多样化的影响。一方面，持保守立场的人士认为不应提倡女性就业。他们的理由是，女性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家庭制度、效忠天皇、维持“国体”，因此作为“良妻贤母”的女性不需要掌握职业技能。另一方面，总体战的经验使日本官员意识到现代战争中后方的重要性，因此对他们来说，女性仅仅从事家务劳动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战争了。

20年代很多伦理教科书开始支持女性走出家庭，认为女性就业并不违背“良妻贤母”的理想女性形象，因为工作能够使女性更好地支持丈夫和孩子。与此同时，明治以来文学作品中对自由恋爱及理想两性关系的讨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良妻贤母”模式中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

昭和初期，关于“良妻贤母”是否已经过时的讨论经常见诸报端。尽管有人认为“良妻贤母”是陈旧的封建价值观，但也有人以民族主义话语为“良妻贤母”辩护，认为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女性观。《朝日新闻》社会部长铃木文史朗在192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小册子中提出，“有些自认为新式思想家的日本人将‘良妻贤母’称为‘封建时代的残余’……很多人希望废除它，特别是那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妇女……我不能同意”。

铃木认为，“良妻贤母”并不意味着女性对丈夫的绝对服从，这个理念中还蕴含着让女性接受教育等进步意义。他问道：“没有‘良妻贤母’，妇女运动本身真的能够发展和进步吗？难道不可以说，只有通过‘良妻贤母’，人类才有可能进步吗？……世界上其他繁荣的国家中，有哪个国家没有‘良妻贤母’吗？”铃木将日本同一些不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认为同那些十岁就要结婚生子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而且，日本式“良妻贤母”同欧美国家相比，最大的优越性恰恰就在于“对家庭、丈夫和孩子的牺牲和奉献精神”。

对“良妻贤母”发展历程的讨论说明，性别的社会建构始终伴随着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有意识的性别建构不仅影响了近代以来日本的女性气质，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的男性气质以及两性关系。同“良妻贤母”相伴的是对男性气质的定义。理想的日本男性应当成为忠诚的臣民和勇敢的士兵，从而起到保卫日本女性和家庭的作用。

《日常生活史：问题与进路》

师义帆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