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国大革命的抗议和暴力活动具有政治成分，其直接起因是由于民众的生计困难，但重要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对公平的政治制度的呼吁。巴士底狱的摧毁具有政治和军事双重含义。1791年以后，革命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以巴黎为中心，其他城市也出现了暴力活动。大革命使法国发生了民主化的改变，但是此时法律准则还未建立起来。
作者：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美国马里兰大学荣休教授、《法国历史研究》杂志编委、法国学术棕榈勋章得主，著有《革命与反革命》《丰塔纳现代法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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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欢译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3年第2期P88—P99
责任编辑：舒建军 杨琼
一
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群众的研究著作有很多。半个多世纪以来，乔治·鲁德（George Rudé）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鲁德在著作中提及的人群（crowd）特指巴黎人，他们干预革命大事件，为的是拯救资产阶级革命或解决政治阶层内部危机。大革命事件是基于对食物供应和价格的担忧。普通人的政治思想日益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中产阶层鼓动者的活动，若没有他们，“这类活动将没有目的和结果”。
然而，一旦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外省，这一主题将会变得庞大且复杂。比如，生计问题从未以单独的形式出现过，至少在大城市是这样的。1789年春夏，在大城市里，由面包价格过高引发的经典“面包骚动”是极其罕见的。相反，生计问题总是与涉嫌供应或掺假的官员有关，或是与像入市税（octroi）这样的间接税有关。大众政治话题还包括受挫的自尊心与价值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寻求正义。最后，1792年政治显而易见地激进化，任何关于这一转折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到对旧制度的继承这一因素。乌托邦思想甚至在第三等级会议召开前就已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并且在国家崩溃之后还继续存在着。这种状态在之前就已存在。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当国家处于摇摇欲坠状态之时，普通民众就已看到消除千年压迫的机会了。尽管在1789—1792年间，大众的政治语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然而，主权语言的掌握并没有消除另一个来自过去的遗产：残酷地对待假定罪犯的尸体。
即使是在1789年，甚至是在巴黎，人们日益焦虑的也是三级会议的命运，而不是面包价格的上升。在巴黎，1789年2月，政府官员将每条4磅重的面包价格定为毫不动摇的14索6丹尼尔，这一价格一直持续到巴士底狱7月18日沦陷后，那时该市降低了面包的法定价格。如若焦虑一直上升，那应该是因为短缺。然而，就在7月13日，巴士底狱沦陷前的这一天，警察局的总长官还上报说，手上的食物足以供应首都两周。
可以肯定的是，1788年的粮食紧缺情况伴随在糟糕的天气之后：春夏交替之际出现了干旱、暴雨和雷暴的气候现象，7月13日，一场反常的冰雹从法国普瓦捷下到了荷兰。一些冰雹重达半磅，足以砸死人和牲畜。接下来的冬天是几代人所经历的最冷冬天。11月25日之后，零下气温持续了50天。
一系列的权宜之计都是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况。从1788年夏天开始，政府开始介入定价，仅允许谷物和面粉在官方市场上销售，禁止出口，补贴进口并向面包师发放补贴。到次年春天，官员下令对谷仓和磨坊厂里的粮食库存进行普查，并迫使农民到指定的市场上销售。政府还接管进口业务。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称，政府成功进口了大量粮食，近150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花费2500万利弗尔。自1789年7月开始任巴黎市长的巴伊（Bailly）称赞内克尔避免了巴黎的饥荒。
至少对巴黎而言，政府的努力是成功的。但生计问题仍十分重要，不是因为市场的失败，而是因为巴黎人对由食物问题而引发的政治问题十分敏感。他们害怕邪恶的官员和挥霍无度的宫廷代理人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密谋扣留物资。三级会议（恰恰）给了巴黎人希望，使他们认为自己有工具挫败阴谋。
公众把希望寄托在内克尔和三级会议的身上。他特别受欢迎，因为几个重要的团体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人们认为他有多重身份：金融天才，试图控制宫廷挥霍无度并为此受难的人，也是一个有着广泛国际关系的人。许多人声称他同情第三等级，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部门里为国民发言。
官员在确保供应问题上的大力干预，意味着任何官员都有可能受到指控。事实上，群众杀害官员，是因为他们怀疑官员从生存危机中获利，给自己的生意、生意伙伴或是政治主人谋取利益。因此，巴黎的督办官索维尼和他的岳父杜埃在7月22日被砍头和肢解。人们声称，他们扣留了巴黎市场的粮食以支持宫廷反对三级会议的阴谋。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因为这表明人们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宽泛性，重要的是与生计相关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面包价格。
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见解，认为三级会议的号召激起了普通民众对他们自身处境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期待。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后就没召开过，人们对其在君主制政府中的作用记忆是非常模糊的，因此他们可以把各种希望寄托在会议代表或仁慈的国王身上。三级会议激起了革命的希望。因此，在普罗旺斯，“人们反对神职人员和贵族的暴动像往常一样十分激烈……人们相信他们将被免除所有税收”。一位官员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君主最大的利益被一群无知的群众以离奇的方式所诠释……最底层的人们已经劝服了他们自己，现在是三级会议的时代……不仅是对于当前的制度，还有条款和财富形式，必须是一种完全的和绝对的改变”。
这种超乎寻常的期望，与更早的甚至是古老的理想政体设想方式十分吻合。因此，以特鲁瓦为例，1789年9月，目击者称一名骚乱者大喊道：“他们以为我们是羊（胆小鬼），我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我们在为国家复仇……（我们掠夺的）这些房子的主人长期以来吃的是白面包，现在是他们吃黑面包的时候了。”在旧制度下，受挫的自尊心、愤恨和原始平等主义也曾无数次带来混乱。1789年的一些与国王和税收有关的口号和17世纪40年代的十分相似。例如，1789年，在普罗旺斯，一些骚乱者在布里尼奥勒（Brignoles）抢劫皮革税收税人的家时，他们高呼“国王万岁！”马赛的民众一听说要选举三级会议代表和起草陈情书，就开始抱怨税收问题。3月23—24日，骚乱者袭击并洗劫了镇上包税商的房子，并威胁要闯入存储鳕鱼和面包的仓库。市长和他的顾问不得不从屋顶上逃走。人们一直在喊“国王万岁”，最后当面包和肉的价格降低时，则喊道：“行政官万岁！”1789年暴动的口号和目标与17世纪的十分相似，即人们对税收的敌意与对王国的忠诚交织在了一起。
与17世纪40年代没有三级会议唤起人们的希望不同，1789年的三级会议增加了人们永久摆脱苦难的希望。这样的希望也将城市和小城镇的暴动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像里昂这样的城市，食物价格引发的骚乱不如地方税那般重要。从里昂到地中海地区，城市和小城镇都要为当地支出提供资金，不仅通过入市税，还通过对面粉、肉类、酒和油等各种食物征税来向王室交税。这又进一步引发了政治权力的问题，因为当地贵族利用他们的地位来减轻税负，并将其强加给卑微的消费者。普罗旺斯阿尔勒（Arles）的家具制造商解释道：“如果工匠能够像其他地主和市政官员一样对税收分配进行投票，那么税收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将会减轻。”
巴黎人也对政治有同样的看法。对他们来说，政治不仅关乎派系和意识形态之争，还关乎公平。4月27—28日的雷韦永暴动表明，暴动者所强烈抱怨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和供应，群众愤怒的原因是言论，因为据说巴黎东部一位富有的墙纸制造商雷韦永曾提出应该降低工人的工资。雷韦永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但不久他还是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另外，因为三级会议的选举问题，这些暴动与南部地区的暴动很像。巴黎的选民正在开会选举三级会议的代表时，群众试图影响他们。据说，多达3000人携雷韦永的雕像到选举大会，他们打算在这抓住他并将他处死。这类威胁并非只出现过一次。书商哈迪（Hardy）在圣热纳维耶芙山区附近（Montagne Sainte-Geneviève）遇到了多达300人的骚动者。一位游行者携带一张卡片，上面写道：“第三等级法令判决雷韦永和昂里奥（Henriot）在公共广场上处以绞刑并焚烧。”1792年人民主权的表述保留了这些潜在的司法含义。次日（4月28日），持续的骚乱和镇压导致200名暴动者被杀死，近300人受伤。这是自投石党运动后150年以来，巴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暴动，也是整个大革命期间最血腥的镇压行动之一。
随着三级会议上关于权力分配的辩论陷入僵局，群众感到了警觉。巴黎的舆论将这一拖延解释为三级会议解散的前奏。另外，幕后的操纵者是宫廷派，而不是整个贵族阶层。在奥尔良地区，三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一本小册子出现并声称，“王公们通过与贵族、神职人员和所有高等法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将王国内所有的小麦都囤积了起来……他们可恶的意图是阻止三级会议的召开，使法国各地出现饥荒，让一部分人死于饥饿，另一部分人叛乱反抗国王”。
引起舆论恐慌的决定性事件是1789年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国王试图在会议上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这使爱国党派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国王允许神职人员和贵族根据需要保留或放弃他们的特权。尽管特权阶层已经交出了免税特权，但他们仍能管辖封建特权，并能优先获得高级文职或军职。
舆论指责围绕在国王弟弟阿图瓦伯爵身边的阴谋集团，在凡尔赛宫用盛宴和无尽的谄媚来引诱贵族代表。来自萨克森的大使萨尔穆尔伯爵声称，反动派曾建议阿图瓦伯爵解散三级会议，把领导者和内克尔移交巴黎高等法院，然后把他们当作叛徒处以绞刑。哈迪写到，政府打算把每个辖区的一名代表监禁在巴士底狱，证据是最近一些床和床垫被搬到那里。
人们害怕违抗国王的决定会招致报复。旧制度最后的危机就这样开始了。在巴黎，三级会议的选举者很快就令自己和前议员取代了合法的市政当局。他们被称作“市政厅的选举人”，从他们支持国民议会否决国王提议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成了革命者，犯下了应该被绞死的罪行。他们并不是暴力之人，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都打破了他们更愿栖身的法律外壳。他们向资产阶级卫队请求来维持秩序，但国王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于是7月13日，他们建立了卫队。选举人开始武装这支初具雏形的国民自卫队，先是用来自市政厅的资金，后来则用军械库、荣军院（Invalides）、巴士底狱的王室武器，他们这时已经成了完全成熟的革命者，尽管他们不信任穷人和落魄的人。
在国王演讲完之后，这场抗议最显著的特点是法国卫兵的叛变。这支负责巴黎和周边地区治安的精锐部队拒绝向23日闯入凡尔赛宫的五六千名抗议者开火。过后，来自罗亚尔宫的激进分子宴请了这些抗议者和从边境抵达的士兵。法国卫兵的叛变更多的是对他们指挥官的现代化改革的不满，而不是政治问题，但观察者只看到了军事纪律的瓦解。其他兵团也遇到了士兵叛逃的问题。
可能是回应对国王演讲的蔑视，也可能是回应法国卫兵的叛变，政府于7月初开始向巴黎派驻军队。舆论认为，调动军队是宫廷党派阴谋的一部分。反对三级会议政变的流言传播了好几周。因此，当巴黎人在12日中午左右听到内克尔被解雇的消息时，他们认为这是政变的开端。
罗亚尔宫立即响起了人们武装起来的欢呼声。最出名的煽动者是一名年轻律师——德穆兰，通常认为，他是第一个号召武装的人。但是武装民众的呼声同时在几个地方发生，特别是在选举人分发武器的市政厅。与此同时，作为一场公共灾难的标志，诸多示威者关闭了剧院，劫掠了一个蜡像馆，并举着内克尔和奥尔良伯爵（示威者认为阴谋集团也会流放他）的头部蜡像游行。他们最后游行到罗亚尔宫。在那里，一些狂热者决定前往凡尔赛宫继续进行抗议。当他们进入路易十五广场时（今天的法国巴黎协和广场），有军队曾试图阻止他们。一场小冲突过后，朗贝斯克亲王的骑兵冲进杜伊勒里公园附近的人群中，打伤并吓坏了一些人。这无疑阻止了前往凡尔赛宫的游行，但在不可避免的夸大中，这一指控变成了一场屠杀，是对爱好和平的流浪者和老人的袭击。自此，巴黎人对武装自卫的请求无处不在且无法抵制。
这些事件不仅刺激了巴黎人起来武装自己；它们也预示着广泛的社会崩溃。在警察和军队监查不到的地方，人群开始袭击并烧毁首都周围的税卡。在12日晚上到14日白天这段时间，54个税卡中有40个被烧毁——这反映了群众对基本消费品税的深切恨意。
市政厅收到的报告称，在12日整个夜间，成群的流浪者和无家可归者武装起来，在社区里游荡。对圣拉扎尔修道院的劫掠增加了人们对混乱的恐惧。税卡和圣拉扎尔修道院燃起的大火、混乱的枪声、街上民兵的游行以及教堂持续不断的钟声或警报声（紧急情况的标志）使这座城市陷入恐慌之中。市政厅命令城市各区采取行动。一大群人簇拥在罗亚尔宫和市政厅周围。女人迫使缺乏热情的男人向第三等级致敬。
13日早上，选举人开始亲自着手解决问题，组建了资产阶级卫队来抵御军事袭击，还组建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其成员部分来自旧的市政委员会，部分来自选举人。该委员会将与各辖区协调，负责生计问题，并监督新命名的“巴黎卫队”。
新的民兵组织需要武器，选举人首先想要为拥有武器与王室官员谈判。14日，一群来自市政厅的代表、法国卫队、一位牧师和他的教区居民以及几千的群众，分批次地拿走了荣军院的武器。巴士底狱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因为和荣军院一样，那里是武器的来源。然而，后果却截然不同。
巴士底狱对巴黎人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作为一所国家监狱，它是专制主义最残酷的象征，当年春天，几封陈情书曾要求拆除它。那里的犯人的解放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虽然这些犯人数量不多。更直接的是，巴士底狱储存了非常多的武器和弹药，这是几天前从附近的军火库搬来的。此外，人们担心军队准备袭击巴黎，控制巴士底狱会有显著的战略优势。不管有没有这一袭击计划，政府确实曾命令军队去守卫它。
在6个小时的围攻后，7月14日下午5点，这座堡垒最终投降。后来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原因是巴士底狱总督洛奈侯爵犹豫不决，群众对他明显违反停战协定产生怨恨，他的军队向围攻者开火，群众对他们的领导者不信任。洛奈侯爵收到了坚持抵抗的命令，但法国卫兵运来了大炮并在监狱主门准备射击时，他还是投降了。群众则拒绝投降，他们的意愿是杀掉所有的守军。相反，群众的领导者于兰和埃利——两个下级军官，接受了洛奈的投降，并护送他沿着圣安东尼街到市政厅，可能打算让他在选举人面前受审。然而，护送者无法控制局面，洛奈最后被群众打死。一名失业的厨师砍下了他的头，并游行示众。另有5名士兵被绞死或被殴打致死。最后，因为市政官弗莱塞勒在这场危机中不作为，群众强烈要求抓捕他。人们达成了将他关进修道院的协议，但他刚离开市政厅就被枪杀了，后来被砍了头。然后，人群用长矛挑着两人的头颅，并点着火炬将它们带到罗亚尔宫。尽管有人对此感到震惊，但围观者为这场胜利而鼓掌。群众为从巴士底狱释放的囚犯而欢呼，同样也为这些处决而欢呼。
巴士底狱的摧毁意义重大，第一个原因是，这象征着对专制政治的胜利。它具有政治和军事双重含义。当时，这座城市完全掌握在叛乱分子手中。如果这是唯一的问题，政府可以重新占领这座城市，就像后来19世纪的政府那样。然而，兵团的指挥官报告称，军队中存在严重的士气问题和擅离职守问题。有些兵团被认为是靠不住的。更严重的是，报告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新近武装的大批巴黎民兵将要袭击凡尔赛宫，甚至王后也会面临生命危险。因此，国王同意从巴黎撤军，并于7月17日访问市政厅，在那里他戴上了叛乱的标志物——三色徽。
17日在巴黎举行的国王宴会表明，人们不再信任君主。国王从西门进城，最终抵达巴黎市中心的市政厅，全程没有人为他欢呼。现场有超过10万的群众，行进路线两侧的4排人却出奇得安静。尽管选举人和凡尔赛宫的代表坚持认为国王被欺骗了——正如他们1791年所宣称的那样——但巴黎人对路易十六的不信任将是永久的。
权威的瓦解持续了十多年。阿图瓦和至少50个廷臣（随从）家庭因害怕巴黎人的复仇而逃到了边境凡尔赛。罗亚尔宫的煽动者起草了参与阴谋的廷臣名单，并派人去追捕他们。虽然叛乱在1789年初春就已经在各省发生，但巴黎和凡尔赛宫发生的事件加速了这股浪潮，使浪潮蔓延到了新的地区。军队撤退了，敌人更容易进攻，这提高了暴力的程度。政府无力保护市场，使得农村和小城镇的普通民众担心物资供应会消失，因此引发了更多的骚乱。他们通过停止谷物运输或将货物从市场运出这一现象，预测物资将进一步短缺。当然，这种供应状况只会恶化，甚至这次巴黎也在劫难逃。
1789年的所有暴动都有政治成分，但各地情况不同。这些暴动很少涉及触怒巴黎人的国家问题。相反，骚乱者以各种方式对财政和生计问题提出异议。除了要求降低面包价格以外，骚乱者经常表现出对间接税的憎恨，特别是在普罗旺斯要对像烤肉串这样的食物征收面粉税，或在朗格多克要对与肉、鱼和酒相关的食物征税。袭击的对象也有很大差异，其中主要的对象有镇议员、包税人、办公室的职员、领主以及不同类别的谷物经销商，包括磨坊主、商人、旅馆老板、倒卖谷物的小商贩、流动烧炭人及其他。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大城市，宪兵队、王室骑警和军队都是法律和秩序的忠实捍卫者——这是对1789年军队不可靠的一个有趣评论。与巴黎及其各辖区不同，骚乱发生后，军队占领了里昂几个月。马赛直到1790年初都处于戒严状态。
二
此前的群众行为主要关注生计问题，而1791年及以后则转变为革命群众行为。鲁德认为，是激进分子将面包骚动的原始意识形态转变为革命意识形态。一些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突出了科德利埃俱乐部在巴黎，以及一些其他团体和报纸在向劳动人民灌输直接民主思想上起到的作用。这些宣传强调了起义、请愿、罢免和公民投票的权利。在1791年6月国王企图逃离巴黎失败后的诸多请愿活动中，这类努力开始获得成功。普通民众要求，即便不能直接建立共和国，也要改变行政权力。
这是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解释。它假定生计的道德经济学存在于真空之中。另外两个因素也需要加入其中：等级冲突、对财政不满。1789年以前就存在（群众）对官员和富人的怀疑，夏天发生的事件则加剧了这种怀疑。城市精英决心保护旧制度的财政，部分原因是消费税有利于保护他们的财产，若没有财政，就不会有像洗衣房、医院补助金、路灯、供水服务处这样的市政服务。
然而，普通民众获得了比鲁德更激进的思想意识，这主要来自俱乐部的宣传、挥之不去的怨恨以及对一场还没有兑现美好承诺的革命的失望——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民众动员具有如此的自发性、创造性和残暴性。直到1792年春，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巴黎）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期——在没有调解者的情况下，俱乐部、国民卫队直接支配自己的意愿。这是城市群众运动的高潮。它直接越过城市边界来守卫国家以及伸张正义。在推翻君主制后，巴黎和全国多地发生的屠杀使骚乱达到了高潮。
高潮的一个标志是1792年初，在抗议路易十六解雇爱国大臣期间，人民主权语言的逻辑。对于激进分子来说，一部允许国王通过王室费用腐化官员的宪法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之前的法律已不再适用，人民恢复了直接主权。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的请愿和游行表达了大众的愤怒。在抱怨国家高等法院审判卖国贼速度太慢后，请愿书重申人民有权利“拿起这把剑并打击报复，法律被触怒了，惩罚罪犯和执行同一法律的懦弱之人”。这样的声明使1792年6月20日这一天合法化。预计有8000名来自圣安东尼和圣马塞尔市郊的示威者在立法议会前游行。后来，他们侵入了杜伊勒里宫，并在这里迫使国王戴上象征自由的小红帽。
大城市不需要来自巴黎的信号。里昂的中央俱乐部对此谴责道：“行政权力的首脑既怯懦又无逻辑……这个虚伪和发假誓的国王。”几位“马赛市民”激动人心的演说让立法议会的左派获得了阵阵掌声，“法国的自由受到了威胁。南部地区的自由人民已经起来捍卫它了。人民愤怒的日子到来了”。
马赛迅速建立了一支由500名公社战士组成的联盟军。与之前这一地区的其他冒险行动一样，这次到首都的征程具有多重目标，除了击败敌人，也有政治目的。联盟军7月2日离开马赛时，一名雅各宾派官员明确了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否决国王的否决权。“去吧，让暴君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占据了一个他不再应得的王位……去告诉他，人民主权是用来批准他用他那可怕的否决权所推翻的法令的！”联盟军也是自由的传播者，目的是支持受压迫的同伴们，并传播理性之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赛市长写道：“这缕从南部地区散发出来的自由之光，将点燃它所到之处的易燃的空气，而且我们会看到有人将熄灭这缕神圣之光，因为光线刺伤了怯懦的专制党派的眼睛。”
当然，这是一支经验丰富并吟唱《马赛曲》的军队。米什莱（Michelet）称：“马赛的小乐队穿过城镇和村庄，他们狂热地唱着这首新的歌曲，使法国人感到既兴奋又恐惧。”在他们的嘴里，“这首歌凶残、残酷的音调与最初的灵感完全不同；一首慷慨英勇之歌变成了一首愤怒之歌……”其他的城市也开始动员起他们的联盟军，如布雷斯特、雷恩、卡昂、蒙彼利埃、波尔多等城市。
与1789年7月和10月的大事件不同，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制是一次有计划的袭击，尽管这一过程非常混乱。这一次，不存在以生计为基础的问题。有三个松散但偶尔紧密相连的团体在共同策划：联盟军、科德利埃俱乐部和巴黎各区。最后，由前两者创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没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直接参与这项计划，但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称他们的荣誉比他们应得的要大。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完全控制他们的追随者，或那些参与推翻君主制的男人女人们。这一弱点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后来发生的屠杀。
秘密委员会于7月26日在巴士底狱广场附近的金太阳酒吧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刻发动战争。记者卡拉是“秘密名录”的一员，他创造了一个标语，捕捉到了一般法令被悬置的时刻，上面写道：“人民主权实行军事管制，反对叛乱的行政法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准备。这一计划企图将国王从杜伊勒里宫绑架出来，囚禁在文森（Vincennes）堡垒里，但是由于与城市里的爱国国民卫兵配合不力，计划最终失败了。
在好战的马赛人和布雷斯特人到来之前，联盟军就已经成为最活跃的力量。7月12日和23日联盟军的两场演讲要求停职或罢免国王。他们谴责宫廷、拉法耶特（此人现在成了人民的敌人，因为他曾公开抨击雅各宾派），以及允许国王腐化政客的文官们。他们还要求审判国王，宣称鉴于国民议会初级选举还未举行，他们代表了法国人民的主权。然而，他们宣称自己对议会的忠诚是带有条件的：“如果必须的话，我们将独自前行。”他们强调：“所有国家的朋友们以及全体人民将和我们一起扑向敌人。”
在这之后，至少有十几个联盟军、巴黎各区或普通市民群众发表的重要文件或讲话强调了这些主题。一些人要求召开国民公会以取代立法议会，并声称如果立法议会不这么做，他们将有权这么做。直到反对君主制的暴动前夕，都还没有人主张暴力解决。人们以各种方式请求立法议会采取行动。当政客公开拒绝罢免国王和拉法耶特时，联盟军、巴黎各区和巴黎人民才激烈回应。
8月8日，议会决定不控告拉法耶特，此后发生了比较激进的事件。议会否决了激进派的两项主要议题：废黜国王和逮捕拉法耶特。与1789年一样，谣言在整个城市里流传，称爱国者必须猛烈攻击才能阻止以下阴谋：有人声称爱国者将会被引诱到杜伊勒里宫，然后在国王面前被处决，其头颅将会被挂在可以看到王后寝宫的窗子上；外省的爱国者也将会被屠杀，甚至他们的家庭也将受到处罚；女人不得不拖着她们丈夫的尸体，孩子们会被他们父亲的血溅到，直到15岁他们都不得不穿着浸着干血的衣服。
守卫者也听说了谣言。自从他们抵达后，保皇派报刊就把马赛人描绘成地中海地区最糟糕的垃圾。战争前夕，有人听说“马赛人将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任何被俘的国民卫兵都将被撕成碎片”。
秘密名录和中央委员会的各部与其他部门、国民卫队和联盟军达成一致。就在8月9日午夜之前，各区响起了警钟。黎明时分，国民卫队和联盟军向杜伊勒里宫进发。到早上7点，各辖区的地方长官抵达市政厅，迅速取代了合法的市政当局，解雇了国民卫队的长官。群众马上杀了这位卫队长官。这并不是在广为人知地屠杀瑞士士兵以前的唯一一场杀害。在香榭丽舍大街巡逻的立宪派国民卫队就曾遭到了袭击，8人被杀，他们的头颅被挂在枪尖上游街示众。第二天，尸体仍被放在旺多姆广场上。
上午10点左右，杜伊勒里宫的防御工事就已开始瓦解。忠诚的国民卫队对向巴黎同胞开火而感到不安，而宪兵队的士气也在下沉。这两伙人开始慢慢逃走。一些人，特别是炮兵，甚至改变了立场。起初，国王准备作战；后来，他习惯性地改变了主意，同意了顾问的意见，带领王室到附近的立法议会避难。王室避难者待在演讲者椅子后面的接待厅里，使得对杜伊勒里宫开火变得毫无意义。立法议会仍然推迟罢免国王的议程，这一不作为导致数百人丧生。
虽然叛乱的领导者无法很好地组织民众，但民众情绪高昂。东部居民区的“消极公民”闯进武器商店，偷走了武器。他们群龙无首地向杜伊勒里宫进军。“出现了全面的暴动”，普鲁多姆曾说。警报声响起，人群涌动，这是一群难以控制的乌合之众，而不是聚集在卡鲁索广场的军队。
人群冲破一扇通往杜伊勒里宫的门。在马赛人的领导下，他们遇到了似乎正准备投降的瑞士守卫者。尽管如此，就像1789年7月14日的交流不畅一样，一些瑞士士兵从楼上的窗户或楼梯上向叛乱分子开火。叛乱者高喊背叛，冲进城堡，杀死尽可能多的守卫者，无视一切投降姿态，有些叛乱者甚至追赶到了花园、住所、楼梯间和公共厕所。他们把一些守卫者从窗户扔到楼下的铺路石上，用长矛刺穿了他们。还有一些人逃到街上，叛乱者用短剑和矛将他们刺死。“他们的尸体被剥光、赤裸着，然后被肢解，人体的一些私密部位混含着稻草叠堆在人行道上，一直暴露在公众面前，持续到了第二天。路易的一百多名仆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战斗的第二天，群众开始搜查城堡，发现一些瑞士士兵藏在地窖里，也将他们杀死。还有一些人藏在城堡的烟囱和壁炉里，藏了3天才逃出来。
目前为止，这是最血腥的一天：376名起义者死亡或受伤，其中包括83名联盟军，42名马赛人；另一边，900名防卫者中包含600名瑞士士兵。一些妇女也作为爱国者战死。
并非所有的杀戮都是寻求复仇的后果。比如1789年的游行，让人想起了旧制度时代的荣耀处罚，瑞士的囚犯被押送到市政厅往东几英里的地方，根据“战争法”，其中60人被射杀。审判是在街上进行的，他们没有机会上诉，直接被判处死刑，其中47人被斩首。对于叛乱者而言，新议会的目的不是起草新的宪法，而是代表整个法国人民请求废黜国王。议会将是一个法庭，是人民司法的执行者，而不是立法机关。
8月13日下午6点，王室成员被转移到马雷市中心的坦普尔监狱（Temple Prison）。就像1789年7月17日的游行一样，国民卫队和大批民众在游行路线两侧列队。为了表达对王室的蔑视，他们戴上了帽子，如果没有帽子，他们就把手帕盖在头上。
三
在外省也有类似于巴黎恐怖屠杀的事件。尽管早在1789年春群众就处决了敌人，但立法议会发布的“国家处于危急中”的宣言（7月11日）强调公共安全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在巴黎，激进分子利用这一宣言胁迫官员和政客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在外省，它刺激了市政官员和俱乐部寻找武器、进入永久会期，鼓励志愿者参军，而且开始先发制人的逮捕行动。在一些地方，这一宣言引发了一系列的谋杀事件。
“国家处于危急中”的宣言使大家变得更加警惕和多疑。在马赛，这导致6人被谋杀，其中2人是僧侣。女人们把僧侣的衣服剥光，拖着尸体穿过街道。群众将尸体吊在灯柱上，最后拖到富人家附近扔掉了。
这些谋杀是爆发于1791年冬末的屠杀事件的一部分。一些谋杀在“国家处于危急中”宣言之后发生，另一些则在8月10日巴黎的事件之后发生。这些谋杀案件也都遵循当地的节奏。最残酷的杀戮是巴黎的9月屠杀。在9月2—7日间，在市政监狱或庭院里和街上，共计1200—1400名成人和儿童被杀。卡龙（Pierre Caron）在大约75年以前出版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著作，至今仍很有说服力。卡龙表明，当普鲁士人越过边境，占领隆维和凡尔登时，对内部敌人的恐惧变得更加严重起来。这些屠杀是为了防止内敌和外敌联合而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打击。
卡龙的解释是合理的，但并非1792年夏天的所有屠杀都能被纳入这一框架内解释。比如，关于9月9日凡尔赛屠杀的叙述则从未提及军事形势。在一些地方，革命的乌托邦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塞纳-马恩的选举大会在莫城举行，据说有2名来自巴黎的委员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发表演讲。“他们宣称，这里没有任何法律，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主权。他们让我们整个会场兴奋起来。他们向民众高谈阔论，甚至在当晚就有14人被砍了头。这些人，所谓的自由之友，不过是纵火犯、小偷和暗杀者。”在兰斯发生了一起杀害牧师和一名贵族的残暴事件，当局公开抨击“人们情绪越来越激动……针对牧师、贵族和被指控为贵族的富有市民”。一名激进的市政官员断言：“人民已经被惹恼太久了，我们摆脱贵族、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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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费弗尔将大革命时期的暴力解释为对暴力贵族的反革命行为的防御，这是一个颇为有力的见解。诚然，大革命暴力的一个原因是抵抗，不仅来自贵族，也来自普通人。另一个原因是风险太高。早在1789年，这个国家的民众就已知道，国家解体是他们摆脱来自财政、封建领主以及其他处的压迫的一个机会。就像早期动乱时代一样，人们试图建立一个具有真正公平性的乌托邦，这意味着这一社会允许存在一个简单的社区生活，这里没有不公平的负担和不透明的税收，没有无用的什一税和古老的会费，也没有来自贵族的蔑视。大革命也教会了普通民众用民主的语言表达意愿。这改变了他们，但并不是完全改变。从1789年的平等主义到1792年的暴力民主之间，变化并不是翻天覆地。还需要经过几代人，法律准则才能在法国和人民心中扎根，包括精英在内，所有人将学会尊重选举结果。在未来，这是普遍、正常的政治。很显然，1792年的第二次革命并不是这样的。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