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许多国家受疫情影响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大学面临裁员的窘境，但是读博赛道上的人数却不减反增。过去十年中，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STEM）博士学位的比例稳步增长。2020年，美国有超过55000人获得博士学位，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其中被授予生命科学博士学位者就达到了12561人，占美国同年博士学位授予总数量的23%，几乎是1990年的两倍。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8个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约有1.1%的人口获得了博士学位。不过，中国预计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2021年的一份报告，按照中国目前的博士生入学率，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培养77000多名STEM博士毕业生。 尽管读一个博士已经很难了，但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再读一个博士。他们中有人是为了给自己开辟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有人是为了获取在本国无法获得的资源，也有人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太聪明了。《自然》采访了三位“双料博士”，询问他们读完第二个博士有什么收获，以及这样做是否值得。 Victor Dike：为了获得资源，提高科研水平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候科学家 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在尼日利亚的伊莫州立大学读的大气物理学专业。由于项目要求，我去了位于北京的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工作了三个月，该中心有尼日利亚没有的计算能力。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想在气候研究方面脱颖而出，我需要掌握更多关于气象学的专业技能。所以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泡在实验室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我想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多给自己存点经验。我一开始并没有读第二个博士的打算。在返回尼日利亚之前，我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有一个能为气象学国际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2014年的时候，我申请了这个项目，顺利获得了奖学金。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我开启了第二个博士生涯。我的研究课题是利用气候模型设计实验，来模拟海洋条件如何引发西非和整个热带气候地区的极端降水的过程。我不希望任何人觉得我在尼日利亚读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不够好”。我的导师们都非常优秀，他们帮助我找到了很多资源，让我的研究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我曾经想回尼日利亚，但是中国有能够运行复杂天气模型的超级计算机，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决定像许多科学家那样，在我的领域继续深耕。要想取得先进设备的使用权，就必须非常努力。在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我留在同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继续研究在更短的季节性时间尺度上的极端气候现象。我住的公寓楼有34层，我是楼里唯一的非洲人。但是北京有500多名尼日利亚留学生，大部分学的都是理工科。我们组了社团，也建了很多讨论学术的微信群。我也会花很多时间指导其他非洲留学生。我会说一些普通话，但是实验室里的小伙伴们想练习英语，所以我们总是用英语沟通。我结束博后研究工作后，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现在仍留在研究所里。我的专业是预测恶劣天气事件，比如世界不同地区的季节性极端降水事件，准确的预测可以帮助当地政府减轻灾害风险。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会留在中国读博和工作。我在这里生活8年了。尽管我想回到尼日利亚，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但是那里的安全局势让我一直犹豫不决。现在我还在寻找能够继续工作的机会，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希望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为科学做贡献。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神经经济学家 Uma Karmarkar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将她对神经科学的热情与商业联系起来。来源：Joel Ackerman 我一直努力“留在学术道路上”。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对神经科学这个名词背后最宽泛的定义痴迷。当时我很好奇人类是如何处理世界上的各种信息。2004年，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跨学科神经科学博士毕业。读博期间，我主要研究大脑如何编码时间。毕业时，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用参加考试了，还特意开了一瓶香槟庆祝。随后在2004年，我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员，从细胞层面研究学习和记忆。不过我慢慢感觉自己在生物学上走得太远了，对我感兴趣的心理学探索得不够。我无法将我热爱的心理学与我的日常科研联系起来，而这对我来说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我陷入了学术生涯的迷茫期。我有经费，也有支持我的导师和有趣的项目，但我却并不满意。我决定想办法把心理学研究重新搞起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我了解到商学院正打算探索大脑与消费者决策之间的关系，来获得对消费者决策更深刻的了解。在斯坦福大学，我开始和那些开创了决策神经科学（decision neuroscience），也称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人们交谈。在商学院，从神经系统层面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做法刚刚萌芽，这让我在研究大脑机制的同时，还能将它与人类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但这样的转变于我而言并非易事。2005年时，商学院很少提供博士后职位，因为我需要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消费者行为学。我需要学习新的学术文化，同时继续做我想做的脑成像实验。在此期间我不断地经历着文化冲突，例如商学院没有我能加入的实验室。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2011年顺利完成了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那时，我希望从心理学和实践的角度研究人类如何处理信息的问题。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模型和方法对此大有裨益。2017年，我申请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终身轨教职，这个职位是跨学科的，要求申请人在两所学校任职。在面试的时候，我向面试官展示了自己是如何将神经科学和商科结合起来的。我还陈述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和相关的脑成像实验数据，来证明对风险“充满信心”具有对消费者的经济价值，这也是公司在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时应注意的事项。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很幸运能够在多个知名院校任职，但我的职业道路看上去很乱。我的选择在当时看来似乎很冒险，但是现在回头去看，这段旅程充满意义，十分宝贵。如果你能在一个项目中囊括多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那就不需要读两个博士。这样也能避免混乱。不同的机构对读博灵活性的接纳程度不同，但如果有机构愿意接受你想做的研究，再读一个博士也未尝不可。 原文以Do two PhDs make twice the researcher?为标题发表在2022年7月27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 合作事宜：hezuo@stimes.cn投稿事宜：tougao@stime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