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共收编我国历朝各类书籍10322部，其中著录3503部、存目6819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惠州本土文人学者叶春及、叶梦熊、杨起元、张萱、韩晃五人共有十一部著作被《四库全书》收编，其中著录二部，存目九部，这无疑是惠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杨起元画像。资料图

明朝中晚期，在宋明、白沙之学等文化思潮影响下，惠州讲学之风兴盛、文化氛围浓厚。与此同时，惠州士大夫群体十分活跃，继刘梧之后，又先后出现了叶萼、叶春及、叶梦熊、李学一、杨起元（这五人合称“湖上五先生”）以及博罗张萱、韩晃等造诣颇深的学者。他们师出多门，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开创了惠州文化史的全盛时期。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收编的十一部惠州人作品诞生于这一历史阶段，并非偶然。

张萱《疑耀》。 何志成供图

叶春及、张萱著作被《四库全书》全文著录

《四库全书》收编的十一部惠州士人作品中，仅有两部著作全篇著录，其作者为叶春及和张萱。叶春及，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他的著作有《石洞集》《絅斋集》《肇庆志》等，其中《石洞集》被《四库全书》著录。《石洞集》共十八卷，首载“应诏书”二卷，是任福清县教谕上书陈述时政所作；其次是“惠安政书”五卷，是官惠安知县时所作；三是公牍，志论二卷，是修府志、县志之论；四是诗和其他杂文九卷。清初学者朱彝尊评叶春及的著作时说：“诗宋杜陵，不落程邵门户，故亦殊清亮；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畅。”

“著书百万言”的张萱也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资料。张萱，明万历十年（1582年）举人，肄业国子监，官至户部郎中。其《疑耀》一书被《四库全书》著录，《汇雅》及《续编》被《四库全书》存目。《疑耀》共七卷，内容是考证历史人物和文坛掌故，旧本题明李贽撰，王士祯在《古于亭杂录》中说：“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为张萱自撰，而驾名于贽。”

叶春及《石洞集》。曹杰供图

在惠州“湖上五先生”中，理学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被誉为“岭南杨夫子”及“盛世文宗”的杨起元。杨起元，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他一生著作甚丰，其中《证学篇》《识仁篇》《杨文懿集》及《诸经品节》被《四库全书》存目。《识仁篇》共二卷，是其师罗汝芳撰，杨起元编，本属佛教论著，却借程子“为学须知识仁”之名行世；《诸经品节》共二十卷，是编、删、纂佛道二教经书而成。杨起元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跻九列，谓国之大臣，民之师表，却热心佛道二书，连《四库提要》评述至此都认为杨起元“尤可骇怪矣！”不过，由于杨起元的理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他的数篇著作虽名扬一时，却只被《四库全书》存目而不是著录。

与杨起元同为“湖上五先生”之一的叶梦熊，可谓明朝士大夫中的“异类”。叶梦熊，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叶梦熊进士出身，却热爱军旅，一生战功卓著，著作多为兵书。其所著《运筹纲目》和《决胜纲目》被《四库全书》存目。《四库提要》对这两部书的评论是肯定的，但也告诫后人：“然兵机万变，转瞬势移；田单火牛，再用则败，是固不可以成法拘耳”。

随着讲学之风兴起，瑰丽灵秀、气象万千的惠州罗浮山深受当时文人学者的喜爱。其中，惠州博罗士人韩晃所著的《罗浮野乘》被《四库全书》存目。韩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曾任青田县知。其《罗浮野乘》共六卷，首编绘有罗浮山全图，内容分“名峰”“胜跡”“仙释”“品物”“逸事”五部分，详细地介绍了罗浮山的风景名胜和人物掌故。

博罗张氏家族宗祠破败，张萱后人奔走呼吁保护重修。李海婵 摄

宋明理学与惠州关系密切，明中晚期惠人盛行讲学

进入明朝中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思想界掀起了新兴的文化思潮。在当时的广东，白沙之学和阳明之学狎主道盟，各占半壁江山，讲学之风盛行，大儒名宦辈出，惠州的情况也是如此。

其中，宋明理学在惠州的兴起和衰落，对惠州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的一场革命，其重大意义在于使腐朽的两汉儒学获得新生，重新确立中国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明朝时期，增城人，礼、吏、兵三部尚书湛若水在罗浮山建了一座“四贤祠”，祀宋明理学大师周敦颐、罗从彦、李侗、陈献章——这突现出宋明理学与惠州的密切关系。

叶梦熊《运筹纲目》刻本。

宋明理学与惠州的渊源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理学在宋朝初时称道学，创始人是北宋道州人周敦颐。北宋熙宁初，周敦颐曾游罗浮山并作诗一首曰：“红尘白日少闲人，况有绯鱼系此身；独上罗浮开远目，浩然心意复吾真”。诗中表达了他当时工作的繁忙情况和思想境界。周敦颐逝世后，惠州在西湖东岳庙（今西湖准提阁附近）建元公祠（周敦颐逝世后谥元公）祀之，亦是明嘉靖以后之事。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福建沙县人罗从彦登特科进士，授官广东惠州博罗县主簿。罗从彦在道学中有很高的地位，故任惠州博罗主簿期间，他奉命在罗浮山讲学，并完成了《议论要语》和《圣宋遵尧录》两部著作，并设十三渡济行人，岁收粮饷瞻钓鳌书院。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惠州郡守史立模将罗从彦从祀元公祠，并且特别作了说明称，将罗从彦从祀周敦颐，不是因为他当过博罗主簿，而是他在道学中的地位。为此，史立模还亲自将元公祠改名崇道祠，以表达惠州人崇道之情，也为日后宋明理学在惠州兴起埋下伏笔。

 
杨起元《诸经品节》。

作为宋明理学的一大流派之一，阳明心学又是如何传入惠州？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开坛讲学，粤东学者薛侃得风气之先，前往赣州投王阳明门下求学，学成后将王阳明“心学”传入惠州，后讲学丰山永福寺。据考，薛侃在丰山讲学前后四年，求学者闻风而至，惠州人刘梧、谢宪、叶时、叶萼、李鹏举、周堤、欧阳宏等均是他的门生。

继薛侃之后，广东参政周应治亦来惠州讲学。因他是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裔孙，四方学子闻讯，源源不断负笈惠州，屦常满户外。为此，归善知县邓鏣助周应治在西湖北岸增筑天泉书院，方便四方学子求学；又择博士之贤良者为之督率，进一步把惠州讲学推向高潮。

在此之前，新会陈献章（号白沙）在粤中崛起，讲学江门，上门求学者达四千余人。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讲学罗浮朱明精舍，博罗周坦和归善杨传芳（杨起元父亲）等投其门下，白沙之学遂传入惠州。尽管陈献章和王阳明门户不同，宗旨却同一源流。这一历史时期，在各派文化思潮影响下，惠州讲学之风兴盛、文化氛围浓厚，士大夫群体十分活跃，涌现了一批造诣颇深的学者，开创了惠州文化史上又一个高峰期。

韩晃《罗浮野乘》。

入清后宋明理学衰落，惠州学术文化趋于低迷

入清后，宋明理学在国内开始走向衰落，广东学术文化在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一度陷入低谷。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广东地区学术文化在“经世致用”的号召下重新崛起，发展之快更甚于前朝，但惠州的情况却是例外——学术文化趋于低迷，终清一代再也没有出现过高潮。

据吴祖慰校订的《四库采送书目》记载，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诏各省搜访征集图书。结果广东采进书目仅12种，名列全国各省倒数第二，比第一位浙江（4592种）和第二位江苏（1726种）相差甚远。特别是被《四库全书》收编的由明朝惠州士人叶梦熊、叶春及、杨起元、张萱、韩晃等所著述的十一部作品，全由浙江、江苏、安徽三省采进，而在广东全省及作者本人家乡惠州竟找不到一部。

《四库全书》全文著录叶春及《石洞集》。 杨春来供图

宋明理学在广东衰落，对惠州的学术文化影响更大。自明末清初惠州官宦韩日缵之子函可、黎绍爵之子行森、叶梦熊之孙释元桴等文化精英相继逃禅出家，成为名扬中土的高僧外，诸如明代“湖上五先生”级的人物再也没有出现一个。

尽管清嘉庆年间阮元督粤，致力推进广东学术文化发展，惠州知府伊秉绶在黄塘重建丰湖书院，聘请宋湘主讲丰湖，国内著名学者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李文澡、李调元、戴熙、陈澧、谭莹、黄遵宪、梁鼎芬等先后来惠州进行学术交流、掀起一股以吟咏西湖景物为主要内容的“湖上文化”高潮等，但惠州的学术文化还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成果。

对比之下，粤中的情况大不一样。在此期间，粤中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其中全国一流的学者有曾钊、陈澧、李文田等，及后来的邹伯奇、梁鼎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数之众多、造诣之精深、著述之丰富，在广东学术史文化上实属罕见。

在此期间，惠州有记载的进士及第者亦寥寥无几，在清咸丰、同治两朝甚至与进士无缘。清光绪年间张之洞督粤，为推动广东学术文化发展，聘请著名学者梁鼎芬前往惠州讲学丰湖。在梁鼎芬的热心教育和道德文章促进下，他的高足弟子李绮青、江逢辰先后及第。李绮青和江逢辰进士及第后被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他们初时热心仕途，后来仕途失意，抱负不能施展，唯有结伴狂醉西湖，慷慨悲歌。诸多历史原因交织下，他们除了留下一些诗文外，对振兴当时的惠州学术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大。

来源：羊城晚报

统筹策划：记者 马勇 陈骁鹏

文：何志成

图：记者 陈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