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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曾讲述了这样的故事：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席卷而来。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广东省中医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贡献。被人们亲切称为“德叔”的时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连夜赴京，参与起草制定国家中医治疗“新冠”方案。2020年除夕，张忠德又奔赴武汉，担任第一批国家中医专家组重要成员。根据工作安排，医院第一时间组建医疗队作为国家援助湖北中医医疗队，驰援武汉。三年来，张忠德14次逆行出征抗疫一线，在全国抗疫战场上书写下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绚丽篇章，成为中国中医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的带领下，医院这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抗疫先锋队，得到了各界高度肯定，其中有队员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医师奖”“广东好人”“广东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医院党委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被评为“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广东雷神山医疗队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凭什么能！”面对这人类前所未遇的抗疫大战，广东省中医院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冲锋在前，坚信中医药能发挥积极作用。近期《致中和》践读专栏将采集这支优秀医疗队成员的感人故事、真实忆述，敬请关注。

谢东平

读《致中和——读懂广东省中医院的第一本书》有感

回想起2020年春节，和往常一样，老家的亲戚朋友循例都会在节前问是否回老家过年。听到不回家过年的答复，他们也一样理解，毕竟工作后，我能回老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

但这个春节还是不太一样。年二十九我上夜班，年三十下夜班。下夜班的那天，我在中午好好补上一觉。下午醒来，在我们重症医学科的骨干群里，看到了通知，医院要组建临床医疗队伍，随时前往武汉前线支援。未多思索，也未和家人商量，我报了名。

除夕夜，家人团聚，共享晚餐，却并不畅怀。饭后，我得知德叔一人逆行武汉，心中预感更强，疫情的影响可能远超想象。晚上找个机会，单独和妻子说已经报名支援武汉。

妻子是我们大学城医院皮肤科主任，对于我的报名是很理解和支持的，只是商量着可能要提前做些准备。作为重症医学科的骨干，如果医院要派出医疗队，我大概率是会入选的。

到了年初一，我便接到医务处陈全福处长的通知，做好准备，随时出发。年初二上午接到医院通知，确定我为医疗队队员，下午召开动员会。

动员会上，医院老院长吕玉波、时任院长陈达灿、时任党委书记翟理祥等领导先后讲话。尤其是吕院长的讲话，瞬间又唤醒了我们的非典记忆。事实上，在每一年的新员工入职培训中，吕院长等院领导都会跟新同事讲述广东省中医院的抗击非典故事，情深之处每每声音哽咽、眼含热泪。

17年前，非典肆虐，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刚踏入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生。

按照轮科计划，我应该到大德路总院的急诊科报到。但那时，同样的，为了确保年轻医学生的安全，轮科培训被中断，我们被要求待在医院旁边的实习生宿舍楼，减少外出。对于突然的停止实习、不能外出，我们虽然会抱怨吃饭的麻烦，因为少了医院饭堂的便利，但也欣喜于多出来的空闲时间。

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当我们在宿舍或看书，或看电影，或玩游戏，或听音乐时，那离我们仅仅几十米的医院住院大楼里，一场何其壮烈的战疫正在发生。事实上，叶欣护士长“这里危险让我来”的呐喊，在非典的尾声，我才得以听闻。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2005年我毕业了，成为了广东省中医院的一员，也成为了重症医学科医生。

在大德路总院的重症医学科，一张非典期间，四名护士彼此相助、穿着隔离衣的照片被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这张照片，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变得更加家喻户晓。

在芳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韩云主任穿着隔离衣，为非典患者进行气管镜治疗的相片，同样被挂在科室青年文明号活动室的中心。那个非典患者，恰恰就是“抗非”烈士——叶欣护士长。非典故事，我在大德路总院ICU听张敏州主任讲述过，得知德叔患病的经过。非典故事，我也在芳村医院ICU听韩云主任讲述过，得知黄东晖主任非典时上呼吸机的惨烈。非典的照片、非典的声音、非典的记忆，就这样在广东省中医院流传着。

时隔17年，我从最初被保护在宿舍的医学生，成为了重症医学科的一名骨干，成为了一名可以上前线战斗的白衣战士。

到达武汉后，经过抗击非典战役的黄东晖队长和我说：“谢东平，明天你跟我一起先进隔离病区查房，了解情况。”我马上答应。叶欣护长，我有幸跟随您“这里危险让我来”的呐喊，冲锋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到了现在，我们对于新冠肺炎有了一定的认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性远远超过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传染病，才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流行。现在我们也知道，只要做好标准的防护措施，哪怕是最近距离的接触患者，进行侵入性操作，被感染的风险也很小。

但在早期，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它会通过哪些途径传播，它的毒力如何，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网络时代，信息复杂，真假难辨，早期一些流传于网络的新冠肺炎说法、视频都让人心生恐惧。很多人，尤其是非医学专业的亲朋好友，在得知我去武汉支援后，都很担心，忧心于我被感染的风险。我的父亲，虽然在和我交谈时没有太多的流露，但在某一次的新闻采访中，还是难以控制，流下了担忧的眼泪。

对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担忧，我每每都笑着回复，“我们是专业的，不用担心”。这样回答，固然有安慰亲朋好友的出发点，但我的心里确实是不虚的。我们广东省中医院，在重大的传染病疫情中从来都是主动亮剑、敢于亮剑。

我所在的芳村医院重症医学科，科主任韩云教授，同样是2003年的“抗非”英雄。在非典时候，他作为呼吸重症的专家，承担重症非典患者的救治任务。而现在，在韩云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以重症肺病作为主攻方向，日常工作就是与各类重症呼吸道疾病，尤其是重症肺部感染性疾病做斗争。

还记得在2014年，科室先后收治了两例禽流感患者。

禽流感，有可能经过飞沫传播的烈性传染病，一下让科室的所有医护人员面临空前的压力。在那段时间，韩云主任常常和我们说起他的非典故事，说自己在非典的时候如何小心谨慎，如何把五层厚厚的纱布口罩逐一戴上，说自己宁可憋死，也不可病死。但口罩多也有口罩多的麻烦，除了憋气，反很容易松动，毕竟那个年代用的都是现在看来非常简陋的棉布口罩。有一次，韩云主任给患者做支气管镜，患者痰液飞沫涌上，他让护士赶紧吸痰，结果一开口，口罩就往下滑，吓得他又赶紧让护士帮他拉口罩。仓促之间，护士手足无措，一下不知道帮谁好。每次说起这个故事，配合韩云主任风趣幽默的语调和动作，都能引来一阵欢笑。就这样，在韩云主任的带领下，在他刻意风趣表达的非典故事中，科室的紧张气氛迅速消退。

也就是在那时候，在韩云主任的指导下，我主管了医院病情最为危重的那例禽流感患者。

在那个患者长达两个多月的救治过程中，我的防护实践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在三级防护下给禽流感患者进行各种诊疗，包括最为危险的气道管理、纤维支气管镜治疗等。这些日常的锤炼，让我在面对新冠肺炎时，能够做到心里不虚，踏实前行，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在我去武汉支援时，我妻子曾经对媒体说过：“我就当他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而已。”是的，就像韩云主任在他的抗非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简单，因为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当我们逆行武汉时，全国人民给了我们医务人员极大的赞誉，但对于很多医务人员来说，其实一切也简单，我们只是在履行天职，就像17年前的韩云主任一样。

“剑胆琴心，机会总偏爱有准备的人”。

2月27日，大年初三，凌晨5点从家中出发，凭借中国高铁速度，中午已经抵达武汉。这让我想起2019年9月去过的武汉，一下高铁站，人山人海，车水马龙。而这次一下高铁，高铁站商家闭户，人影寂寥，空空荡荡，加上当天大雾，阴霾笼罩，显得有几分沉寂。

德叔来接我们，一行人上到大巴车，他看我们都戴着普通医用外科口罩，立即要求大家更换N95口罩。一换上N95口罩，加上大巴车窗户密封，瞬间感受到了明显的呼吸阻力。

在战争电影中，时常可见这样的细节描述：哪怕战场上炮声轰隆，但主人公听到、感受到的，却是自己粗重的呼吸。而在无人交谈的大巴车中，我更是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粗重了的呼吸，我们真的到战场上了！

我们在武汉支援的医院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为湖北省新华医院，是一家西医医院，在2014年变更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因此，该院有不少西医老师，其中被誉为“疫情上报第一人”的呼吸科张继先主任就是西医大夫。在疫情期间，在我们这个病区，面对新冠肺炎这个共同的敌人，中医和西医精诚合作，共克时艰，谱写了中西医精诚合作、中西医协同作战的美好篇章。

到达医院，在经历紧凑的、历时不足2天的防护培训、病区改造后，我们几乎是在瞬间迎来了一整个病区的新冠肺炎患者，病区35张床位在一天内就立即收满。面对满病区的新冠肺炎患者，除了基础的氧疗，和我们共同作战的西医同事，已经按照国家诊疗方案，将可能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进行了统一安排，我们中医该怎么办？

像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中医称为疫病。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医在一次次与疫病的抗争中不断成长。医学史，其重点就是与传染病的斗争史。只不过在这个斗争史中，其他文明的传统医学逐渐消亡，被西医彻底取代，唯有中医仍不断壮大，传承至今。

对于疫病，中医依然采取辨证论治的策略，“审证求因”“辨证求因”。即根据患者的临床四诊信息，运用辨证论治思维，推导致病邪气的病理性质，推导邪毒入侵机体后的病机演变，从而采用相应的治则治法，遣方用药。在时任医院张忠德副院长、黄东晖主任的带领下，我们首先全面、系统的采集患者的临床四诊资料。

和我们一起查房的西医老师，往往惊讶于我们床旁信息收集的全面，甚至觉得琐碎。毕竟就连一个发热症状，我们都要问上许多问题：“一天中哪些时间段会发热？”“发热的时候是身上哪些部位觉得热？”“发热的时候手脚冷不冷？”“发热前会不会觉得怕冷？”“发热的时候有没有周身酸痛？”“发热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出汗？”加上十问歌的内容，查房的时间真的是要很久。患者也惊讶于我们床旁诊查的细致，但我们的细致让他们很有安全感，不少患者都和我们说，你们中医医生真是细心负责。

在全面收集患者四诊资料的同时，我们在国家诊疗方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带有广东省中医院特点的诊治方案。我们所在的病区中，重症、危重症患者占了大多数，对于这些患者，我们采取一人一方的经典辨证论治方法。但这种治疗理念，对医生的辨证水平要求极高，必须辨证精准，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若辨证失误，不仅疗效可能不如通治方思路，甚至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

病区3床的老奶奶，已经86岁的高龄，3月8日入院，入院时存在呼吸衰竭，病情危重。老奶奶自主性很强，不肯使用呼吸机。我查房时，老奶奶除了喘促严重，还有一堆症状，头晕，躺在床上都头晕的厉害，胸闷心慌，腹部胀的厉害，大便不通，已经足足5天未解大便。怎么处理？这样高龄的危重症老人，是攻是补？攻邪能耐受吗？不攻邪的话，单纯扶正能维持多久？

老奶奶的难题，让我陷入困境，不敢轻易动手开方。

在这个时侯，我想到了我的老师，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教授。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杨老师作为中医专家赶赴香港，对香港非典患者的救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香港这个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我立即把患者的舌像等资料通过微信发给老师，又拨通了老师的电话，向老师汇报我的困境。在了解情况后，给了我两个重要意见：首先要重视脉诊，一定要看脉是否有根，本气是否尚可支撑通下；其次在服药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细节，也就是少量频服，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后的反映。

在得到老师的指点后，我心里踏实了不少，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判断老奶奶的脉象了，这个任务我只能靠自己。戴上两层、甚至三层手套后，要感知来源于患者脉搏搏动的信息比平时困难了许多，我反复把脉，举按循，判断老人脉象为沉细弦数脉，仍有根，考虑仍需调肠通下，急下存阴。我把判断反馈给老师，老师认可了我的判断，只是又强调了一次用药细节。果然，在调肠、大便通下后，老奶奶的气促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之后，通过扶正、益气养阴的方法，老奶奶逐渐康复。这个老奶奶，从最开始的拒绝治疗到后面信中医，接受中医治疗，再到辨证准确后治疗的效如桴鼓，都让我倍感欣慰、备受鼓舞。

在跟随杨老师学习的日子里，我曾经帮杨老师整理过她的非典案例。当时国医大师邓铁涛邓老曾用“剑胆琴心”评价杨老师，当杨老师出征香港抗击非典时，邓老鼓励杨老师“机会总偏爱有准备的人”。而这一次的武汉之旅也让我非常庆幸，庆幸自己在ICU这个充斥着现代医学的医疗单元里，在杨老师不时的督促指导下，也没有放下中医。我离老师的“剑胆琴心”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相信，“机会总偏爱有准备的人”。

“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探索构建人类完美的医学”。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有一位网红医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余昌平医生。身为早期就直面新冠肺炎的一线医生，余医生不幸被感染，且病情一度危重。为了科普新冠肺炎知识、鼓舞民众，余医生自拍了一些视频。视频中的他心态乐观、言语幽默，立即在网上火了起来。余医生谈到了病重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觉得他有很大的机会能活下来，主要靠两点，首先是他平时的身体比较好，其次是他患病后能吃能睡，自己有精神。

看了余医生的视频，除了被他的乐观精神所感动，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触动了我。

作为一名呼吸科的资深西医老师，当他自己患病的时候，对于能不能活下来，他的答案不是来自药物，不是来自现代医学治疗，更多的是来源于自身的直观、主观感受——“能吃能睡、有精神”。这难道不值得思考吗？那就是循证、实证医学真的是至高无上的吗？来源于人的主观、直观感受就真的不重要吗？

缺乏循证医学的证明，这历来是中医饱受攻击的一个主要依据。然而，循证医学发展到现在，除了其优点外，其不足也在被逐渐认识。其中一个明显的不足就在于，循证医学多仅仅从生物医学角度去评估某种药物、某种治疗的临床疗效，而忽视了疾病过程中心理、社会等重要因素对个体的可能影响。因为现代医学，我们上大学时其实就被教导，已经不是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而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在抗疫结束后，我有幸参加了几次新冠肺炎的医学交流会。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ICU医生介绍了他救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体会，他认为那位重症患者能被成功救治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床边超声的应用，帮助医生及时处理了患者的气胸；而另一个是什么？是由于家属的陪伴。我再次被触动，这不就是爱的力量吗？我重新阅读新冠肺炎的国家诊疗方案，在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法中，最后有这样一行字：“患者常存在焦虑恐惧情绪，应当加强心理疏导”。这样的描述，显然不是来源于循证医学，而是来源于重症医生的床旁直观感受。

我再举个例子。在我们进入武汉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隔离病区查房的第一天，1床的冯阿姨万分焦虑，在见到黄东晖主任和我时，像极了一个溺水的人，惊慌失措，试图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黄东晖主任和我安抚了很久，她才平静了一些。而隔天再见到她时，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改变了，而改变她精神状态的，是一项中医特色疗法——八段锦。在护士的教导下，短短3天，冯阿姨的八段锦从卧式转为坐式，又从坐式转为站式。而她做八段锦的场地，也从床上转到床旁，又从床旁转到走廊。

我们常说，与西医相比，中医所蕴含的人文医学属性更强。中医，历来就关注患者的整体状态，其中就包括精神状态。人有三宝“精气神”，“神”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调神，是很多中医特色疗法发挥作用的其中一个重要机制。而在我们广东省中医院，一直有这样一个理念，那就是“中医水平站在前沿，现代医学跟踪得上，管理能力匹配到位，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探索构建人类完美的医学。”

现代医学已经是人类完美的医学了吗？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科医生，在面对重症患者时，我们习惯于掌控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习惯于将各类生物学指标参数化，习惯于追求正常的生理学指标。当患者呼吸衰竭时，我们有呼吸机去替代患者肺的呼吸功能，如果还不行，我们还有体外膜氧合技术。当患者肾功能衰竭时，我们有肾脏替代治疗技术。当患者肝功能衰竭时，我们有人工肝。诸如此类，但这样强大的现代医学是完美的吗？在参加新冠肺炎的救治后，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重新去思考中医，重新思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重新去思考如何基于中西医两套方法，“为患者提供最佳诊疗方案，探索构建人类完美的医学”。我相信，再过上几年、十几年，在一代代省中医人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人物介绍】

谢东平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如：冠心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动脉供血不足所致的眩晕症等。

作       者：谢东平

整理编辑：吴远团

审核校对：庄映格

责任编辑：宋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