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徐语杨 邓景轩 杭州 摄影报道
作为苏东坡仕途中唯一一个曾两次到任的城市，杭州与苏东坡成就了彼此。“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杭州寄予苏东坡精神的浸润和慰藉，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而苏东坡也在此达到了政绩的最高点，他将工程治理与景观美学结合，为后世的水利治理树立起了一个标杆。
曾经的杭州百姓对于东坡，是“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如今，杭州百姓每每提到苏东坡都会说，若没有东坡，也就没有今日的西湖和杭州。
疏浚西湖 护住“杭州的眉目”
始建苏堤 奠定西湖美学格局
二月的杭州，未退却的春寒，笼罩着烟雨空蒙的西湖。纵然前人对西湖也有过治理，但是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告诉封面新闻记者：“西湖景观美学的创造，要从苏轼这里才正式开始。”
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二度到任。熙宁四年（1071），在首次出任杭州担任通判一职时，苏东坡曾经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佳句。但此时的西湖已然失去了这些颜色。
长期的治理疏忽，导致西湖湖底水草茂密。加上百姓在湖中种植葑草，即现在所说的茭白，草根与淤泥紧绕在一起，久而久之便占满了西湖的湖面。苏东坡初次来杭时，葑草不过占了西湖十分之二、三的样子。十七八年的时间过去，湖中的葑草已是“堙塞其半”。苏东坡痛心疾首：“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苏东坡立即上书朝廷，从民生方面给出了四个理由，即饮用、灌溉、运输、水患，论述疏浚西湖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在讲到此处时说道，“八月断葑根，则死不复生”，苏东坡的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他甚至来不及等到朝廷批复“专项资金”便开始动工。苏东坡于四月开始疏浚西湖，九月已经完工，保证了西湖之后近百年的生态环境与杭州城内百姓的水源。
“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苏东坡留住了杭州的眉目。
如若只是疏浚的工作，苏东坡对杭州的影响尚不能达到如今的重要性，也不足以成为治理水利的标杆。更重要的是，他在疏浚西湖的同时，开创了西湖人工治理与景观营造完美结合的先河，直接促成了“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以及另一个景致“三潭印月”的形成，最终形成了西湖“两堤三岛”的格局。
疏浚西湖最难之处在于，清理出来的淤泥应该如何处理。堆放得远了，浪费劳动力，徒增工期，加重增加百姓的负担。看看近处的西湖，苏东坡想出了一个妙计。他取用杭州赤山含铁量高的土，拌上切碎的葑泥，横跨西湖南北两岸，建起了长堤。
“说到疏浚西湖，修建苏堤这一点是最突出的。”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说道，“这是化废为宝的方法，一方面为葑泥找到了出路，一方面又解决了西湖南北交通的问题，还提供了一条在湖中央赏西湖的途径。这是以往从没有过的。”
而后，为了避免西湖再度淤塞，苏东坡又在西湖最深处置了三塔为界。三塔之内，不得再侵占种植葑草与莲藕。这三塔便演变成为南宋“西湖十景”中的“三潭印月”，留存至今。
“到宋代的时候，西湖的形象已经定格了。‘三面云山一面城’、雷峰塔都已经有了。如果没有这条长堤，水面看起来就没有层次感，无法与其他浩渺的湖泊区别开来。建了长堤以后，就有了一条很好的分界线，与孤山、西泠桥等景观形成了‘重湖叠巘’的审美概念。”潘沧桑这样解读苏堤之于西湖的重要性。“人人都说，西湖美却难以描摹，可苏轼在千年前就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了西湖美的规律。”
在采访中，陈文锦和潘沧桑两位学者，都着重强调了苏东坡修建苏堤的创新性和重要性。陈文锦认为，苏东坡将“市政工程”与景观建设结合，是具有突破性的首创。潘沧桑则认为，苏东坡在保持西湖原样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还融入审美和哲学的思想，“给后世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
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正是得益于这种“人与自然的结合”。“西湖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里，专门讲到了景观格局这一部分，苏轼有非常大的贡献，他对杭州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潘沧桑说道。
巧疏运河 善于用人
苏东坡是“行政型”的人才
后人将苏东坡在杭州的政绩分为六个要点。第一次来杭时，苏东坡监管疏浚西湖六井，解决了城中百姓吃水、用水的问题。第二次来杭时，苏东坡考察吴中水利情况，修浚运河，赈灾救民，抗击瘟疫、设立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还有疏浚西湖。1091年，苏东坡还提出了治理钱塘江水患，从钱塘江上游富阳一带的石门坞开凿运河的构想。可惜还未实现，他就奉诏赴京，离开了杭州。
治水，是古代为官的重要政绩，也是皇帝评定大臣功绩的重要参考标准。苏东坡两次来杭，两次都与江南水打交道。潘沧桑说，在杭州本地水利史上，甚至可以将苏轼比作大禹。
第二次来杭时，苏东坡是匆忙的。陈文锦形容道，“他好像知道自己待不了多久，做起事情来也是时不我待的”。1089年7月，苏东坡到达杭州，10月就开始疏浚运河。此时的杭州百姓已经深受运河淤塞之苦。因西湖葑草淤积，湖水减少，因此运河之水改引钱塘江水入河。可钱塘江水多泥沙，久而久之淤积于河道之中，运河干浅，出入艰难，谷米薪刍，缘此暴贵。
苏东坡在10月开工，直到次年4年，疏浚了城中茆山河、盐桥河两条运河，船只得以行驶通畅。但遇钱塘江涨潮之际，河水浑浊依旧，眼看着过不了三五年，河道又会淤塞。苏东坡便向自己的诗友苏坚求助。苏坚给他出了个主意：在南边两河交汇的钤辖司设置一个闸门，遇上潮时就关闭闸门，让钱塘江水在茆山河流经十余里，待澄净后引入盐桥河，再入城中。一来保证水源，使得百姓免受泥沙淤塞之苦；二来茆山河位于人户稀少的地方，清理的时候不会扰民，且淤泥也有堆积的地方。经此治理，百姓纷纷称道：“自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
“他在水利上非常有建树。除了他本人在徐州抗洪的经验外，他的行政能力很强、办事细致、会用人，也是原因之一。”陈文锦介绍道，在苏东坡交往的友人中，有不少人深通水利之道。“他善于调配，人家也听他的话。”
实际上，苏东坡的这种施政智慧同样体现在西湖疏浚的工作上。西湖的疏浚需要退田还湖，这不免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史料没有记载苏东坡因为疏浚被弹劾或者被打压，这跟他施政的智慧是有关联的。”潘沧桑介绍，这样的结果一是跟苏东坡作为文坛的领袖有关，二是因为他官职不低。但陈文锦与潘沧桑共同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为民”的出发点。
“比如画扇断案，苏东坡也不是分个对错就完了。他给出的是解决方法，他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处理，这是很亲民的方式。”陈文锦说，“如果说司马光是专家型，那么苏轼就是行政型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才，我觉得很可惜的。”
自意本杭人：杭州是苏轼的心灵归宿
西湖与苏东坡的气质相通
苏东坡曾经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词中并未提到杭州。实际上，苏东坡在离开杭州后，确实也不曾频繁提及。不提及不代表不重要。潘沧桑认为，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是苏东坡的磨难之地，是需要他“超然于外”的地方，也塑造了他重要的人格。“但他内心真正爱的是什么，这也非常重要。”因此潘沧桑认为，正因为杭州和常州给予苏东坡的是挫折之后的温暖和慰藉，因此这两个地方对于重走东坡路来说，也非常重要。
“杭州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一个精神的归宿，他也在很多诗文中表达了这种想法。”离开杭州后的1093年，苏东坡在《送襄阳従事李友谅归钱塘》中写道：“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在杭州仅仅居住了五年不到的时间，苏东坡已经认为自己是杭州人。而父亲、母亲和爱妻也已经去世，即便归乡，也找不到家的所在。“归従三人游，便足了此身”一句，表达了苏东坡希望在西湖边了却余生的想法。潘沧桑认为，这是苏东坡在主观上认为西湖是他的心灵归宿的表现。
苏东坡两次来杭，都是在挫折之后。第一次是苏东坡的幸运，杭州的生活很快治愈了他。第二次则是杭州的幸运，“乌台诗案”后，苏东坡并未在此一蹶不振。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第一次来杭，苏东坡立刻就感受到了自己与杭州相合的气场。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人生最闲适得意的生活了。他无须曲意奉承他人，所遇的大都是心气相投的人。他常与友人结伴出行，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同游山水，共饮佳酿。因此，苏东坡第一次到杭时，留下了不少诗篇。“有些人说苏东坡是被贬，其实是不对的。他是自请外放，可能朝廷也确实惜才，才让他来了经济发达的杭州。”潘沧桑说，“况且苏东坡可考的第一首词，就是在杭州创作的。当时，词并不是主流的文学类别，而是一种休闲状态的创作。所以，他的状态应该是比较放松的。”
而第二次来杭时，即便已经经历了“乌台诗案”，苏东坡也没有放弃为父母官的责任。他居住在当时的州治所在地凤凰山，工作在西湖湖畔，每日都不得闲，甚至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写诗写词。他为官亲和，凡事为民，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为杭州百姓做了太多实事。他在此地实现了他为官的抱负，这是杭州的幸运。
两次来杭，都在挫折之后，苏东坡倒也还能自得其乐，潘沧桑将其解读为文人表象之后的刚毅：“他的外表是文人化的，诗、酒、花、茶他都玩得很溜。但是他内心是有核心的，有刚毅的东西在。”
这与西湖的特质是相同的。“你看西湖表面是江南水乡，烟雨朦胧的美景，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它是一个美丽的湖泊。但它内在的核心并不在此。西湖是人类对于环境不断追求的结果，是人在主观上不断努力的成果。西湖的内核其实与苏东坡是相通的。”潘沧桑如此说道。
1091年，苏东坡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钱塘构想，便应召回京。之后，就是更加漂泊的生活。如果他留在杭州该多好！在此完成他的钱塘构想，在此安居西湖边，继续他的诗词生活，再不用飘零在外。可别忘了，苏东坡并非等闲之辈。即便他被贬惠州、放逐儋州，那又如何？他依旧喝他的酒，写他的诗，做他的事，因为他是苏东坡。
（特别感谢杭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