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作为学术专著一类的书，既要有序言，也要有简短的跋。但笔者不打算对传主司马炎作出主观评价，故省却了序言。如此一来，本来无需多费笔墨的跋倒不能走程序化了，而必须多聒噪絮叨几句。

首先谈一下本书写作的缘起，其实早在我写《司马懿传》的同时，心中就已酝酿写《晋武帝传》。为何有此想法呢？因为我觉得，这二人的传记是不可分割的，写了一人，而不写另一人，就不完整，就是断尾巴蜻蜓。从大历史的视野来考量，司马懿与司马炎二人的传记当然不仅仅是司马氏家族一脉相承的祖孙血缘关系那么简单，他们开创的功业，是魏晋历史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篇章。他们既是三国历史的终结者，同时又是晋王朝历史的开创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二人的历史至少涉及后半部三国史与大半部西晋史。所以无论后人对他们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他们与魏晋史的密切关系终究是不可否认的。

众所周知，魏晋之际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而又气象万千，它深刻影响了此后数世纪的政治制度传统与社会文化面貌，故而历来受到海內外史家的关注。何兹全、王仲荦、唐长孺都曾指出魏晋与秦汉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日本京都学派将该时期视为中国社会由“古代”转向“中世”的关键节点。魏晋时期思想和文化激烈碰撞，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因此造就了中华民族色彩斑斓，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虽则魏晋南北朝战火绵延数百年，但只有经过这一时期的大动荡、大分裂、大变革以及民族大融合，才能开启后来贞观与开元之治的盛唐文明。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世记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此数百年期间，胡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关于这一问题，前辈史学家唐长孺、王仲荦、周一良、何兹全、田余庆、川胜义雄等大家以及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都有充分而精辟的论述。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对相关的学术史作简略的回顾也是很有必要的。司马懿、司马炎虽为西晋王朝开创者，但学界对他们的研究并不十分充分。以司马懿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出了不少，但其中的情节大部分都是虚构，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而作为史学专著及史话一类通俗读本的《司马懿传》也颇不多见。更令人诧异的是迄今为止还未看到《晋武帝传》问世。二年前，见到日本学者福原启郎先生撰写的《晋武帝司马炎》，不由心中暗自窃喜，以为这是第一本有关司马炎的学术专著。然而打开此书一看，却颇为失望。原来书名与内容并不相符。该书前半部分以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三代四人的活动为中心，叙述了汉末群雄割据、三国鼎立、司马代魏、西晋统一等事件，后半部分以贾后专权、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西晋灭亡等事件为线索，叙述了西晋王朝逐渐崩溃的过程。可见，此书的内容叙述仅是汉晋之际的简史，诚如作者所言：“就标题而言，本书应当是司马炎的个人传记。但由于学力有限及相关资料的缺乏，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只撰司马炎个人传记的想法，而代之以司马炎为基点，上溯其祖、父两代，下延其子、孙两代，以河内司马氏五代人的事迹为主轴。通过我个人的视角来描述魏晋时代的相关历史。因此，本书的标题与内容不完全一致，有些名不副实。”由此可见，笔者写《晋武帝传》，可资参阅的现有学术成果除了学术论文之外，相关专著几乎没有。

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有关记载有晋一代历史，特别是晋武帝生平的资料还是不足的。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但由于要维护唐代房玄龄等人奉敕修撰的《晋书》的权威，就不允许将这些私撰的《晋书》作为注引参杂其中。以后随着朝代更迭的历史变迁，存世的私修晋书大都散佚。现今人们尚能见到的，仅有王隐《晋书》、臧容绪《晋书》、干宝《晋纪》，汤球《汉晋春秋辑本》《九家旧晋书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等等。但这类史书也大都残缺不全。虽然残存的这些文献资料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毕竟缺乏完整性，无法对唐代官修的《晋书》进行全方位的补充与相互校订。文献资料的欠缺与不足，是制约笔者进一步深化研究晋武帝及其时代的主要瓶颈。

毫无疑问，虽然还有《三国志》《资治通鉴》《世说新语》《华阳国志》及《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类书的补充，但研究晋武帝司马炎最主要、最核心的史料当然是《晋书·武帝纪》。史家悉知，《三国志》著者陈寿虽有良史之称，但他取材精审，文辞简约，对关键人物的记载明显不足。然而与寿志相比，《晋书》更为简约，同样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晋书》《三国志》，其中《晋书·武帝纪》的篇幅只有33页，而《三国志·武帝纪》有55页。《三国志·文帝纪》也有34页，（案裴注的字比原文小很多）可见对曹丕的记载也多于司马炎。当然，寿志能够著称于世，乃得益于裴松之的注，正是由于裴注的补充，与《晋书》相比，《三国志》的史料还是比较丰盈的。

如何写《晋武帝传》？虽则史无定式，历史人物的写法可以多样化。但我以为，如果单写司马炎个人的生平经历与其如何治理朝政，不仅文献资料不足，而且容易使人感到枯燥乏味。史家为何要写帝王传，写帝王传的历史意义在那里？这是因为帝王非同一般的历史人物。从廿四史中的帝王本纪的体例来看，帝王的生平事迹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历史，帝王本纪与历史进程与厉史发展的轨迹有着紧密地联系，甚至可以说帝王就是那个时代和制度的象征，这是太史公所确立的史家撰史的不二法则。帝王传记的魅力在于，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正因如此，帝王传记的内容就应该包括家国天下，包括那个时代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甚至民风习俗及社会风貌。

虽然司马懿、司马炎都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但两人所建立的功业还是有所区别的。司马懿晚年，虽然通过发动高平陵之变，诛灭曹爽一党，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但其最高官职仅是曹魏的太傅。只是其孙司马炎亡魏建晋之后，司马懿才被晋武帝尊谥为高祖宣皇帝，可见他终其身都是魏臣，并非是真正的皇帝，因此西晋的国家构建和政权确立后建立的各项制度都与司马懿关系不大。

史家往往评论司马炎坐享先人遗产与祖宗给他打下的基业，似乎是晋朝的守成之主，但实质上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晋朝开国之君，有晋一代的政治、经济、律法制度都是在晋武帝时代制定的。为此笔者在本书中专列“晋武开国：其命维新”一章。在中囯历史上，大凡开国之君都能除旧布新，创开国之新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能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新邦更应如此。晋武帝自然也不例外。武帝开国伊始，就与朝中大臣一起创立晋朝的政治体制。虽然史家对有晋一代评价不高，但其所创建和实施的各项政治与经济制度却不容忽视，其既继承了汉魏时期的各项制度，但也根据时代的变化予以增损因革、除旧布新，其中不少制度为南北朝所奉行，甚至深刻地影响了隋唐以降直至明清的政治体制。

自东汉后期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到西晋时期，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各少数民族已同汉民族交错杂居，共同生活。胡族的内徙既加速了各民族的大融合，但也进一步加深激化了民族矛盾。汉胡文化的主旋律表现为各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但最后导致西晋王朝在五胡入华的浪潮中灰飞烟灭。虽然西晋的灭亡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西晋统治者的民族观以及其施行的民族政策，对西晋历史的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自先秦以来从未有过的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晋武帝是如何处理的？他的民族政策以及西晋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对西晋的历史走向又起到了多大的影响？恐怕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绕开与回避的，故笔者在书中辟专章论述。

除上述内容之外，笔者撰写的《晋武帝传》中还涉及西晋国家政府组织、经济及律法制度，社会阶层及社会思潮等种种问题。兹举其荦荦大端：有八公制度、占田制与户调式、兴修水利与设立常平仓、罢州郡兵、分封宗室诸王、三省制度、泰始律令、门阀制度，豪门士族，九品官人法、太康盛世与这一时期取得的科技与文化成就，以及魏晋时期玄学思想的兴起、豪门世家的奢侈、吝啬与斗富，清谈虚浮之风的盛行等等。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在魏晋之际历史的研究上不断耕耘，积累蔚为丰硕。但必须指出与注意的是，在以论文发表为主要写作方式的现代学术体系下，宏观而连续的史实叙述与微观且细致的深度描摹，往往很难两全。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学者往往就某一专题钩沉发覆，作精细化的史料开掘、进行精深细致的研究，除非是粗线条地叙述整个魏晋南北朝史的专著，上述内容很难在一本书中进行全面的论述，使之融为一体。

实际上，撰写《晋武帝传》，不仅是写其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在写一部西晋史，虽然本书缺少了西晋惠、怀、愍三帝时期的内容，那至少也是半部西晋史吧！西晋一朝国祚仅51年（265——316）。晋武帝在位达26年（265——290）。占西晋朝国祚的一半以上，何况有晋一代的政治与经济等各项制度都是在武帝时期奠定的，惠、怀、愍三帝时期的主要历史内容是贾后乱政，八王之乱与五胡入华等事件的爆发，与西晋的政治体制已关系不大。迄今为止，学界仅有对魏晋南北朝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而并无学者将晋史从魏晋南北朝史中分割出来，如同宋史、元史、明史、清史那样，进行断代史的晋史研究。所以，这就为笔者撰写《晋武帝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好在，虽则学界并无直接研究西晋史与晋武帝的学术成果，但与之相关的论著及文献资料并不少见。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在魏晋的国家与社会等各个问题的研究上不断耕耘，论证缜密，著述宏富。不少学者发赜阐幽，锐意创新，贡献甚巨。无论在魏晋史的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思想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文献与译著、史籍与史料整理、简牍研究，以及考古发现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我们的后续研究实有发凡起例的重大意义，为我们研究晋武帝及魏晋之际整个时代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笔者在梳理学术史的前提下，对前贤与新锐学者的研究成果尽量吸收。就史料而言，表现为对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综合利用。从学术史的层面来看，无论是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川胜义雄、冈崎文夫等名家经典，还是叶适、王夫之、赵翼、卢弼等传统史论，抑或福原启郎、宋杰、仇鹿鸣等新近研究，书中均有所吸收，将之穿插于各章行文之间。

另外，书中还用较大的篇幅撰写了西晋的灭吴之战，西晋灭吴历来是三国军事研究史上较为薄弱之处。汉末三国群雄逐鹿，干戈不止，军事题材理应在魏晋史的研究中占有一定比重，但学者关注度过分集中在争夺荆州、三大战役（官渡、赤壁、夷陵之战），以及诸葛亮的北伐。吴晋争夺交州，西陵之战、晋平吴等都是事关三国统一的重大战争，但涉猎者寥若晨星。小说《三国演义》共有一百二十回，但仅用了一回的篇幅就叙述了西晋灭吴，三分归一统的历史，这就给人造成了晋灭吴，统一天下犹如下山摘桃、易如反掌的感觉。实际上，西晋灭吴并不容易，因为无论从西晋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来看，都面临着诸多问题。面对这些困难，晋武帝经过十几年的精心筹备，在解决了内部矛盾和克服外部阻力之后，才挥师伐吴。所以平吴之战看似过程十分简单，晋军“兵不血刃，扬越为墟”，从出师到灭吴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但如果不是晋武帝在伐吴之前的精心谋划，周密部署，长期准备，岂能一举荡平孙吴，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华夏分裂近百年的局面。

诚如读史者所知，西晋灭亡同晋惠帝有极大的关系。但问题在于为何晋武帝明知惠帝愚笨、智商低下，还要立他为嗣而不改易他子为储君呢？晋惠帝司马衷真的是白痴吗？对惠帝在天下发生灾荒说：“何不食肉糜？”如何解读？

人们阅读帝王传记，往往对帝王的后宫生活颇有兴趣，帝王的后宫是由皇后、嫔妃、女官、宫女、宦官等人组成的、既等级森严，又充满着各种波谲云诡、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晋武帝的宫闱生活如何？他为何宠幸武元与武悼二位杨皇后？他有多少嫔妃？“羊车望幸”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为何要重用外戚杨骏？笔者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于书中展开了较为翔实的叙述与检讨，至于分析是否合理与到位，还是让读者来评判吧。

总之，虽然本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专著，但专业史学也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既面对学者同人，也对话普通大众。笔者力争本书在学术性与可读性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文为《晋武帝传》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