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之乡

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栎阳城，当年不但曾是商鞅变法的“徙木立信”之所，还是汉代多项立法、朝礼甚至宗庙礼仪的施行之地。

栎阳城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考古队先后在这里确定了3座古城，并确定3号古城就是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作为都城的栎阳城所在。2021年至2022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3号古城的3号和11号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考古人员初步判断，3号建筑是栎阳城作为都城时，君王和大臣商讨国家大事的重要场所。可以推断，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就是在这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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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却戎翟，东通三晋

其实，这块土地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不少先民在此生活，留下了“义和”“关山”“南康桥”和“菩萨村”等仰韶文化遗址。2300多年前的一次迁都，将古代阎良推向了历史地位的顶峰。公元前383年至前350年，秦献公为了和魏国争夺河西之地，将都城从雍城（今宝鸡凤翔）迁都至栎阳（今天的阎良区武屯镇新兴街道），此后以栎阳为秦国国都33年。

栎阳在渭水及沮水交会附近，比雍城更接近东方。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内记载：“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也正是在此，公元前360年，商鞅经过引见、面试及辩论后，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和信赖。由商鞅草拟的《垦令》（主要内容为激励农业，主张公平税制）由秦孝公增订修改并且公布，成为秦国改革的正式法令，并成为商鞅在秦法制建设的开端。

出阎良城区向东转关中环线，继续前行大约3公里左右，就来到了位于阎良区东南部的武屯镇。一座仿汉代建筑的牌坊式大门右侧，耸立着商鞅雕像。他左手持法律书简，双目坚毅地远视前方。雕像背后雕刻着简介：商鞅（约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因战功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力推变法，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在距雕像不远处有一面雕塑墙，黑底金字介绍了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孝公纳贤，三献国策，徙木立信，收复河西，忠义千秋。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徙木立信”，这一典故就发生在现在的武屯街道。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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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址，发现颇丰

然而，这一戏剧性的场面，并不意味着变法能顺理成章、轻而易举。当时的局面是“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栎阳城议论纷纷，数以千计的人都说，新法带来不便，要求恢复旧法。秦孝公的太子嬴驷更是在贵族怂恿下犯了法。众人以为，秦孝公于商鞅有恩，商鞅应当对秦孝公的儿子网开一面，私下通融，或者给予象征性的惩罚。但商鞅偏偏较真儿，他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唯有严格执法，法律才有存在的意义。又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决定惩罚太子，一边说“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另一边又说“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议论新法不便、要求恢复旧法者，商鞅认定其“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

此举过后，对变法的质疑才大大减少。“明日，秦人皆趋令”。不过，仍然有一些旧贵族难改积习。那位受刑的太子太傅公子虔即是一例，新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这次，被割掉了鼻子，算是付出了代价。

尽管商鞅变法自古闻名，但对于栎阳的遗址发掘，却是到了1963年才开始。直至2014年春，新兴街道新牛村栎阳宫城遗址的发现才真正明确了商鞅变法的具体地址，这一考古项目也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部门在栎阳城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件为栎阳制造，说明栎阳还是秦国冶铁和兵器制作的重要基地。在这里，还发现有战国晚期铜釜，内装8枚金饼，其中一枚用阴刻篆书写着“四两半”字样，当是显贵或富商大贾所遗留。

司马迁说，栎阳“亦多大贾”，说明这里的商业十分发达。《商君书·定分》中，曾提到了市场上卖兔子的商贩，“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大意是，一只兔子在跑，却有一百个人在追，这不是因为兔子可以分为一百份，而是因为兔子归谁所有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市场上到处都是卖兔子的，可贪婪的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归谁所有的名分已经确定。后来，也有人将此解读为商鞅“以法律定分止争、明晰产权，促进市场与商业发展”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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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之后，再为国都

商鞅变法或许是栎阳的高光时刻，但历史车轮并未就此停下。公元前207年冬，秦二世而亡。翌年二月，项羽封秦降将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武屯镇古儿屯一带），领今咸阳以东之地。后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塞王司马欣投降。刘邦遂把栎阳作为他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展开了他和项羽长达4年多的逐鹿中原的战争。刘邦“废秦苛法”，收揽人心，打败了项羽。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采纳齐人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栎阳，放弃了原先定都洛阳的打算。栎阳第三次成为国都。

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颁布“复故爵田宅令”。对于那些躲避战争流亡在外的官吏、富户和其他人民，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田园、房产，使他们回原籍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同年同月，又颁发“以有功行田宅”和“复（免徭役）从军吏卒”令，让大批的将士解甲归田，创家立业。不久，刘邦又在栎阳下令释放奴婢，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后又下“大赦令”，宣布除犯死罪者外，其他罪一概赦免。大批的劳动力回到田间，得以“休养生息”。

建都栎阳期间，汉官朝礼还得以确立。汉军旧将不习惯宫殿礼仪，在殿上大呼小叫，行酒猜令，争功请赏，动辄拔剑击柱，闹闹嚷嚷。刘邦遂命叔孙通制定朝见仪式。叔孙通带了百人，用树枝茅草做模型，在栎阳乡间练习朝见仪式。尔后率领文武大臣一起练习，并从此为殿上议事确立下了礼仪规矩。

迁都长安后，栎阳城改制万年县，辖3万人口，直属西汉王朝中央政府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管理，以奉葬于栎阳城以北十多华里的太上皇刘湍的陵寝。这样看来，后来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栎阳城，当年不但曾是商鞅变法的徙木立信之所，还是汉代多项立法、朝礼甚至宗庙礼仪的施行之地。

到阎良区旅行的朋友，除了参观航空博物馆，或许也可以走访缅怀这个“礼法之乡”，与那些经典的法律瞬间重逢擦肩。

作者 | 倪曼（北京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