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近日，“建议减少教师参与网络点赞转发工作”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其中提到，建议对要求教师关注的公众号、网络平台，以及需要教师参与完成的点赞、转发等工作进行全面清查，整合网络管理资源，减少教师参与频次、避免重复参与，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中国青年报）

给教师减负，各方呼吁良久，主管部门也多次为此发文，意图自上而下开展系统性治理。而略显尴尬的现实是，三令五申、叠床架屋的文件通知，落地之后似乎化于无形，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2019年印发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统筹规范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则指出，全面开展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排查整治工作……

从中不难看出，给教师减负，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大趋势是治理切口越来越小，对日常场景具体问题的介入程度是越来越深的。理论上，这将有利于强化规定的有效性以及政策的可实施性。但从现实情况看，教师群体依旧被摊派了繁重的网络点赞转发任务。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笼统而言，各方对于减少教师参与网络点赞转发工作是有普遍共识的，就算是基层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都是如此。然而，若是涉及具体议题，尤其是那些所谓“优先性”“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那脆弱的“共识”立马瓦解，旋即让位于这些更宏大的使命。“一般情况下，不得要求教师参与网络转评赞”，可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的“特殊情况”“例外情况”。当基层的教育管理者，垄断了关于“价值优先”与“职责所在”的解释权，那么教师注定难以清静。

何为教师的分内职责，不能基于具体场景下“现管者”的主观理解与随性发挥，而只能源于“清单制”下的前置性约定。之于此，显然需要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