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上的经典，一般指的是自先秦以来流传至今的经典，是存留于世的众多古籍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学习经典，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古籍？哪些古籍可以算作经典？哪些又是中国文化上的经典？古人是如何教育儿童学习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学习这些经典，才能在语文学习与写作中体现经典的示范价值与引领作用。

一、从中国古籍的数量谈起

2023年12月23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共展出1500余件珍贵文物古籍。 郝建伟摄（新华社发）

（一）什么是古籍？

“古籍”一词，常挂在大家的嘴上，但究竟什么是古籍，不少人还不一定清楚。广义的古籍，包括甲骨文拓本、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唐宋以来雕版印刷品等，甚至包括画像砖、铜镜、墓碑、功德碑等，凡刻有文字者，皆可谓之古籍。狭义的古籍，则专指自唐代以来的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书籍，我们平常说的古籍即指此而言。从时间上来说，上限不封顶，下限至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形成的印本和写本都是古籍。

当代人用繁体字书写、用古诗文体裁来雕版印刷、线装发行了一部书籍，虽然古香古色，但仍是当代书籍，不能称为古籍。如宋代雕刻印刷的《锦绣万花谷》，是学术价值与文物价值较高的古籍；再如北京某咖啡馆的点菜单，虽然像古籍，但只是古味十足的菜单而已。

（二）中国古籍知多少？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究竟有多少古籍传世，一直以来没有详尽的数据。有人曾根据中国历代各种书目进行过统计，西汉到南北朝书籍有12787部，计86233卷。唐代的书籍有10036部，计173324卷。五代到明朝有书籍32283部，计407589卷。清朝书籍126649部，计170万卷。总计共有书籍181755部，计2367146卷。但这只是账面上的统计数字，这些书籍中的大部分，已经湮没无存了。

近年来，全国数千家图书馆参加普查，上报古籍和民国线装书共513万余部、5000多万册。其中写印于1912年前的古籍数量估计超过3000万册件，其余为民国线装书。尚存世古籍约有20万个品种，超过50万个版本。这仅仅是汉文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拓本和地图不包括在内。这是我国目前统计较为准确权威的数据，但这仅是省市以上图书馆的统计，有些县、乡级图书馆与大量私人所藏，以及海外各公私机构所藏并不计算在内。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数据。

据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主编的《清人著述总目》统计，清人著述总计有22.7万种，其中存世16万种以上，剩余6万余种则见于方志等文献记载，存佚不详。也就是说，目前存世的20万余种古籍，有16万种以上是清人著作；剩下古籍中，从先秦到元末，传下来的古籍大概不到1万种。据媒体报道，2019年全国出版了各类图书约450.7亿册，585家出版社共出版纸质图书505979种。也就是说，当今一年出版的书籍就超过所有现存古籍的总量！

2023年6月15日，工作人员在扬州文汇阁内展示《四库全书》。

因此，我们常用汗牛充栋、插架森森、万卷书海、书山乱垒等来形容书籍之多。那么，在众多的古籍与新书中，在个人短暂如流星般的生命历程里，我们该读什么书呢？家长、老师和长辈都会说：要读经典！

什么是经典？什么书是经典？什么书又是中国文化上的经典呢？

二、经典与中国文化上的经典

（一）什么是经典？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也”“纬，织横丝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据《太平御览》校补：“经，织从丝也”“纬，织衡丝也”。从，即纵；衡，即横。经，即纵向的丝线；纬，即横向的丝线。从原义来看，纺织机上布设的纵向的线是经，横向的线为纬，即经线与纬线。今天所称北纬多少度、东经多少度，用的还是这两字本义。

因为经线相对固定，纬线用梭子来回穿梭，织成丝绸布帛，所以到了汉代，词义发生变化。经，常也，就是常理。《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庄都说：‘典，大册也。’”无论“五帝之书”还是“大册”，都是珍贵而权威的书册，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经典，就是恒常的道理，是万世常理的典范，亦即清儒所说的“万世教科书”。从现代汉语的广义来看，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历史性与适用性的作品或著作。

经典是常新的，也是永恒的，具有普世性与普适性。也就是说，在汉代是经典，在今天仍然是经典；中国人读了有用，欧洲人读了也学有所得；老年人读了加深认识，小朋友读了开卷有益，不同人读了都有收获，这样的书就是经典。

如果一部书突然流行起来，大家读得热火朝天，但不旋踵间流行过了，就无人再读、销声匿迹，这样的书称之为“时髦书”。今日书市上充斥着这样的书，明星大腕、突发事件、书商炒作，都会使一本书在一夜之间炙手可热，但大多这样的书言过其实、名不符实。我们平素读书，一定要区分“时髦书”和经典。

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展示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二）经学——中国文化的纲要与核心

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以及文化史上，自唐以来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种。简单地说，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史部收录史书，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个人别集等。

就四部书籍的重要性而言，在古人看来经为纲，史为目，子、集可有可无。为什么这么说呢？经书给人提供思想源泉，武装人们的头脑，并为国家治理提供思想资源；史书可以“资治通鉴”，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能为现实服务；子书是个人学说的结晶，集部是华丽的辞藻。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就像大江大河，集部的词章“波澜沦漪，潆洄演漾，足以供人习玩也”。也就是说，像河上漂着的浪花涟漪，喧腾跳跃，波浪卷曲，有了固然好，没有也不会影响江河万古流。

从读书的重要性而言，古人曰：“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刚日，指单日或晴天；柔日，指双日或阴雨天。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经史书籍是每天都必须要读的，子集之书是闲暇时用来欣赏阅读的。

因此，古代少有人夸自己的文章写得好、诗歌写得好。清初顾炎武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古人还说“文人无行”“文人无德”等。人们皆愿被称为学者、思想家、经学家、理学家等，被喻为文人，则大为不快。古人不以诗文自夸，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戏曲小说是不入流的，所以四部书目中没有戏曲和小说。比如，在《四库全书总目》这样权威的目录中，就找不到《西厢记》《牡丹亭》《西游记》《三国演义》这样的书名，因为古人把这些书排除在外了。这与今天的阅读习惯相反，我们大多数人平素所读，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曲为主。当然，时代不同，我们不能说古人全对今人全错，也不能反过来说今人全对古人全错。但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必须读中国文化上的经典。

（三）“五经”——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经典”

中国人思维习惯之本源，多出自《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或加上亡佚之《乐经》，称为“六经”）。自汉代以来，在“五经”基础上，后人不断增加，于是有了七经、九经、十一经等，至南宋形成“十三经”，自此不再增入，构成儒家经典最基本的稳定形态。所谓“十三经”，是在《五经》基础上增加的部分，基本上是《五经》的传注与解释，有《周礼》《仪礼》《公羊》《穀梁》《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但“十三经”的核心与基础，仍是“五经”，其他八部都是围绕解释与弘扬“五经”服务的。

2023年3月，浙大图书馆镇馆之宝《资治通鉴纲目》宋代刻本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四）史书——《五经》的延伸与扩展

从先秦以来，我国史部书籍的体裁，就以纪传类与编年类为主，代表作有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与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史记》大量参考了《尚书》与《春秋》，《资治通鉴》则从体例至编纂方式皆源自《春秋》《左传》。后世其他各类史书，皆模仿《春秋》《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等而成。自《史记》以降，中国历代史书的编纂，皆是在儒家观念指导下的史学叙述与编写，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与价值观。可以说，史书是《五经》的延伸与扩展，是为儒家学说服务的。

（五）子书——《五经》“百家争鸣”的个人理解与新解

如果把子书分成儒家类与非儒家类两类，《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子书则是对《五经》的继承与弘扬；而《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子书，则是对《五经》的批评与别见。无论是儒家学者与否，儒家观念都是其褒扬或者贬斥的重要对象。因此，可以称这些书籍是对《五经》“百家争鸣”的个人理解与新解。

（六）集部书——《五经》“百花齐放”的演义与传布

集部书，无论总集如《文选》《全唐诗》，还是别集如《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苏东坡集》《王阳明集》《顾亭林集》等，多出于儒家学者之手，其诗词歌赋、论说传记等，其主张与宣扬的也不出儒家学说的范围，可以看成是《五经》“百花齐放”的演义与传布。

三、《五经》《四书》别解

（一）《周易》

《周易》一书，传说是伏羲观天法地，察鸟兽之文，始作八卦。文王演易，孔子作《十翼》，实际都不是定论。《易》之性质，或为算卦，或为理政，或喻天象，或言人事。清代学者惠栋，以为《易经》是“赞化育之书”，即助理政治的教化书。《周易》所论述的就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学好《易经》，把天、地、人的工作做好，达到了相互间的沟通、协调与平衡，那么就会实现理想的社会。

（二）《尚书》

《尚书》原称《书》，即上古之书，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政府公文总集”，是当时夏商周王室重要文件的汇集，也是上古治国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尚书》讲的是“祖宗之法”，即尧、舜、禹、周公、文王、武王等的治国理念与经验教训。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往往引用与模仿书中的例证与道理。

2023年6月8日无人机航拍的山东省曲阜市孔庙、孔府及周边城市风貌。

（三）《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如果我们相信孔子“删诗”之说，那也可以说是一部诗歌选集。诗歌，本来与经没有关系。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想纯正）!”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还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如此强调《诗经》的重要性，涉及思想品德、修身养性、行文写作、外交礼仪、博学多识等诸多方面。因此，《诗经》也就升格到了经的行列中。

（四）《春秋》（三传）

《春秋》者，春夏秋冬也，省称为“春秋”，因此许多史书都称“春秋”（也成了习惯用语，不能称“夏冬”）。《春秋》记载春秋时期鲁国240余年的史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经孔子整理，并且寓有所谓“春秋笔法”，于是有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是古代官吏必读之物，也就具备了经典的性质，不再是单纯的史书了。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乱臣贼子”或贪官污吏读了《春秋》就会畏惧，然后自觉良心发现，洗心革面，但从孔子和儒家的治国理念，显然是希望《春秋》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与警诫作用的。

（五）《礼经》（三礼）

《礼经》即中国古代前期的各类典章制度。《周礼》主要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官制及各项制度以及儒家的政治理想；《仪礼》主要记载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对后世社会组织、文化观念、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影响至大；《礼记》记载和论述先秦汉代礼制、礼意来解释《仪礼》，集中体现了先秦乃至汉代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这些礼学书籍，在中国人行为习惯、日常礼仪、穿着打扮、婚丧嫁娶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六）《论语》《孟子》《孝经》与《尔雅》

《论语》《孟子》是孔子和孟子的语录，是研究圣人和亚圣最可靠最基本最权威的宝贵资料。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论语》为“万世教科书”。《孟子》主张行“仁政”，兴“王道”，反对战争，力主德政。《孝经》讲的是孝道，自汉代就成为孩童的必修课本。其目的在于给孝划分等级，并以孝劝忠、以孝尽忠、以孝治天下，有非常浓厚的政治伦理意味。汉以来官员的评判，“孝”与“廉”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孝或者贪腐，则会断送仕途。《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其中涉及经义释解，也得以配为经典。

（七）《四书》

《四书》是南宋朱熹编《四书集注》开始才有此书名，指《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大学》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传为曾参著），《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传为子思著），本为《礼记》中的两篇，朱熹认为太重要，就单独辑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因此，《四书》实际上是两篇文章与两部书。明清以来，科举考试都用朱熹的解释为标准答案，《四书集注》就成为主要阅读参考书目，学子几乎人手一册。《四书》主要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有尊严有人格的人，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巨大影响。

因此，《五经》《四书》就成了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经典、核心中的核心、纲目中的总纲，中国人思想的源头多生发在这几部书中。要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就必须从研读这几部经典开始。

四、蒙学读物：民间版的中国文化经典

（一）《朱子家礼》（朱熹撰）

《朱子家礼》是有关家庭礼仪的著作，分为通礼、冠、婚、丧、祭五部分。《十三经》中的《三礼》，所谓曲礼三千，威仪三千，繁难晦涩，专家都很难读懂，更不用说一般人了。而《朱子家礼》则博采众家，融汇古今，既容易读懂，又方便易行。明代规定“民间婚娶，并依《朱子家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三礼》等的简约易行版。

（二）儿童蒙学读物

中国古代的蒙学读物，汉代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千字文》《小学篇》、颜之推《颜氏家训》等；唐代有《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宋代此类教材盛行，有《三字经》《千家诗》《百家姓》《神童诗》《性理字训》等；元代有《二十四孝》《历代蒙求》与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明代增加了《小儿语》《女儿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清朝有《弟子规》、朱柏庐《朱子家训》、李渔《笠翁对韵》、车万育《声律启蒙》、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孙洙《唐诗三百首》、王筠《文字蒙求》、周希陶《重订增广贤文》等。

其中最重要也最常见的有，《三字经》《千家诗》《百家姓》《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千字文》《小儿语》《弟子规》《女儿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朱子家训》与李渔《笠翁对韵》、车万育《声律启蒙》、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孙洙《唐诗三百首》、王筠《文字蒙求》、周希陶《重订增广贤文》等。

2023年9月，“唐韵沓来——苏州博物馆藏唐诗古籍特展”在江苏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馆开展。此次展览内容以馆藏唐代诗人的别集为主，辅以唐代诗歌总集，从唐诗的各个阶段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名作，让参观者在近距离观赏中走近原典，走进唐诗，共同感悟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以《朱子家训》（又名《朱柏庐治家格言》）为例，全书仅500多字，却精辟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如：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这些儿童读物，是开蒙阶段的初级教材。古人也重视字形笔画，例如“上大人，孔乙巳”从唐代就已经有了，这和今日小学教材中的“上中下，人口手”相同，都是从最简单的笔画和字形入手，教孩子们识字写字。这些口诀式的蒙学读物，其特点是朗朗上口，便于背诵，简明易懂，富蕴义理。如《三字经》曰：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起首几句，即把儒家“性善论”交待得清清楚楚，同时充分说明了后天教育与专心致志学习的重要性。《千字文》还成为中国古代记数法的一种，成为百姓算数、官方记账及科举考试的号舍等的排列方式，因此老幼妇孺皆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在号舍排列时，如吊、毁、伤、罪、悲、贱等字，皆排除在外，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处理方式。

从前咏儿童学习的趣味诗极多，如：

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

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

又如：

开蒙先念三字经，人字乃是第一声。

一字念了一个月，字之倒正未分清。

清袁枚《随园诗话》记曰：

几阵乌鸦噪晚风，儿童齐逞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

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

座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诗中提到的有《百家姓》《千字文》《鉴略》《神童诗》《大学》《中庸》，就是当时儿童日常的开蒙读物，几乎妇孺皆知。如果把这些蒙童读物也算作经典，许多人是不同意的。但是在我国古代，大部分农家幼童是读不起书的文盲；读书人中的大部分，也读不到《五经》《四书》，然后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限与程度；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塾师指导下读两册《三字经》《弟子规》，识得数百至千余字，就开始务农、学工、经商与投军等，终身再少有入学读书提高的机会。但正是这些蒙童读物，让他们知道了简明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激活了儒家文化的基因，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能力、世界观与道德品质等，就是民间版的《五经》《四书》，在古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

五、如何才能百炼成钢：古代儿童与青年读书之法

今天的小朋友，三岁入幼儿园，六、七岁入小学，再升至初中、高中，十八岁前后考大学，这是大部分孩子的成长学习过程。那么，古人是如何分年教育儿童，小朋友们又是如何在学习中提高并步入成人阶段的呢？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给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一）双腿走路式教育：文化知识与基本礼仪的双重学习与实践

我国古代的蒙学读物，有不少原本是作者给自家子弟编写的家训类读物，如《颜氏家训》《太公家教》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也是程端礼为自家子弟列的按年读书计划，因为编写得好，广受欢迎，后来就成为课蒙读物的典范。《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列的计划为：

自八岁入学以后：读《小学书》正文。

日止读一书，自幼至长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自此说《小学书》，即严幼仪。大抵小儿终日读诵，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习为悠缓，以待日暮。法当才完遍数，即暂歇少时，复令入学。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仔细阅读这段话，其中包含着很重要且非常科学的规则与人文情怀。其一，为什么八岁后开始读《小学书》呢？因为从三四岁开蒙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到八岁时小朋友已经认识数百至一千字，具备了初步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小学书》即《朱子小学》，朱熹的序文说：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穉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也就是说，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学会端茶倒水，洒扫应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知书达礼，尊长爱幼，这正是程端礼所强调的八岁即“严幼仪”，即教会孩子懂得基本的生活常识与礼貌礼仪。如果不在幼小阶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长大后形成定势，就难以纠正了。而我们今天在小学教“爱国主义”，到了大学才教“打水扫地”，这是不合乎婴幼儿成长规律的，倒了过来，太晚来不及了。

其二，古人教小儿读书，从程端礼的日程可以看出，其做法既符合儿童的生理特点，也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非常人性化，具有科学性与人文关怀。从八岁起，孩子学的文字逐渐增多，并要求养成良好的诵读记忆习惯与勤学努力精神。

其三，为避免孩子学累走神磨洋工，程端礼还提出“法当才完遍数，即暂歇少时，复令入学”的学习方法，即让孩子们读几遍书后，即休息一会儿，玩耍或歇息，劳逸结合，然后再开始读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课间操么？

（二）古人如何学习写字

古人是如何教小朋友学习写字的呢？南朝智永和尚，是王羲之七世孙，为著名书法家，有真、草《千字文》传世，成为后人仿学的书法典范。程端礼说：

僧人智永存世墨迹《真书千字文》（节选）。

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内，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止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以致走样，宁令翻纸，以空处再影写。如此影写千文足后，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写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写，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

经过如此有效而刻苦的练习后，熟悉汉字的形体规律与间架结构，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就能做到运笔如飞，既快又好，永不走样。虽然古人用的是毛笔，但书写速度并不比我们今天的钢笔书写慢。

（三）经书学习与撰写文章

等到《小学书》学毕，过了蒙学关，打下更坚实的文字基础，便正式进入经书的学习阶段。程端礼接着说：

《小学书》毕。次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次读《易》《书》《诗》《仪礼》并《礼记》《周礼》《春秋》经并《三传》正文。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决无不熟之理。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

程端礼这段话，告诉我们：其一，指明了在十五岁之前，读完《四书》《五经》的年限、次序与诵读之法；其二，十五岁已经懂事，也就是说在接近成人的年龄，务农、做工、经商还是步入科举之路，要逐步确立自己将来的志向与目标，为“尚志”之年；其三，要给自己确立一个高大上的标准，学以明道，希圣希贤。

那么，如何学习写文章呢？程端礼以读韩愈文章为例，他说：

读韩文，文法，原于孟子经史，但韩文成幅尺间架耳。……自熟读一篇或两篇，亦须百遍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既读之后，须反复详看。每篇先者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裨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树，通看则由根至表，干生枝，枝生华叶，大小次第相生而为树。又折一干一枝看，则又皆各自有枝干华叶，犹一树然，未尝毫发杂乱，此可以识文法矣。……若能如此读书，则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专以二三年工学文之后，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自此可以应举矣。

程端礼的这段话，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作文教学法”！如果中学老师这样教，同学们这样写，何愁写不出好文章来？

程端礼又接着说：

《通鉴》、韩文、《楚辞》既看既读之后，约才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仍以每日早饭前，循环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看史，温读韩文、《楚辞》之外，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

也就是说，从八岁入小学，至二十二三岁，刚好在今日大学本科生毕业的年龄，古人学习儒家基本经典才算告一段落，从此习作八股文，踏上科举考试之征程。在古代二十岁前就中进士的，寥寥无几，两宋平均中进士的年龄为40岁。

从上面所举诸例可以看出，古人的教学法是合理的、科学的、实用的，也是适合儿童身心健康的，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死记硬背。古人实行的是“双腿走路式”的教育，一方面教习礼乐射御书数，即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教洒扫应对，进退礼让，即生活常识与礼仪规范。也就是朱熹所讲“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培养成为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然而，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文化课成绩，忽视甚至放弃了生活与礼仪等的教育与实践，结果造成孩子只有一条腿走路，成了摇摇晃晃的“瘸子”。其结果，不但文化课学不好，而且影响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学习了程端礼的书目之后，让人既感庆幸，又感震惊。庆幸的是我们不必天天读古文，不必三年一大比；震惊于古人是如此地读书，如此地用功，如此地肯下功夫。这里之所以列这份书目，以及详细叙述古人读书之法，也是希望通过对照古人的读书治学精神，对今天的读书和学习提供借鉴。

六、遗失的传统方法

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传统读书的方法遭到否定和遗弃，窃以为我们在今天遗失了以下好的传统方法。

（一）诵读的传统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前引诗中“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几阵乌鸦噪晚风，儿童齐逞好喉咙”，即是古代儿童一起高声诵读的有趣情景。自幼即诵读古书，虽不通义，然对古文之承转启合、铿锵起伏，语感节奏、合辙押韵等，已是非常熟悉，在此基础上知义习文，便容易“入口气”。所谓“读通唐诗三百首，不全作诗也会诌”，就是这个意思。今日不仅中学，幼儿园、小学亦少诵读。一方面教室相邻，诵读会互有干扰影响；另一方面是对诵读的重视不够。

2023年5月16日，游客在参观“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

（二）背书的传统　

古人自幼儿起，即背诵从《三字经》《百家姓》到《五经》《四书》等，要求滚瓜烂熟甚至倒背如流。这种加强型的记诵之法，有其时代特色。古人并不学习数理化等课程，有较充足时间来背书；这种背诵，也并非是全是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或半理解基础上的诵读与记忆。当成年以后，这些“纯课文”会在生活感悟与成长经历中变成“活经典”，在为人处事与日常写作中发挥极高效应，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如今《课标》规定中考、高考各有60篇必背篇目，却被人诟病，认为是强迫学生“死记硬背”。实际上，人的记忆与背诵能力，小学初中阶段是最好的时期。背诵名篇名作，不仅对开发智力、培养传统文化功底等有益，而且对现代文的写作大有帮助。今天不背诵课文与经典，基础不牢，成年以后为时已晚，写作无词可用，文章毫无文采，更无文气可言，就是没有丝毫古文功底和背诵资源的恶果。

（三）古文写作的训练

自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来，古文创作几乎中辍，偶或有之，也是满篇之乎者也，充斥着不伦不类的语句。而在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公私文中仍存少量的古体文。今日人人会说汉语，写作也都用汉字，但很少了解母语和汉字的历史。汉语语言学的研究，也有不少人套用西方理论，却不知与汉语并不配套，导致与实际脱节。而全民学英文，又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母语学习的缺失与冷漠。今日有的大学中，“大学语文”被讽刺为“高四语文”，2节课仍选者寥寥；而“大学英语”在四年制本科大学中，占到8个学分以上。试想，如果美国、英国的大学生，用8—16个学分，几乎每天都在背汉语生字，他的汉语能学不好么？！

七、阅读基本经典，提高语文水平与写作能力

前面用了大量篇幅，旨在说明学习中国文化上的经典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就中学语文学习与作文写作而言，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应在三年时间内至少熟悉一、两部古代经典，培植古文素养与文脉。这并不是难事，如《诗经》《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量都不是很大，在三年内仔细品鉴阅读是可以完成的。阅读与深入学习这些经典，既有助于提高古诗文阅读与理解的能力，提高语文水平，更有助于培植深厚学养，写出文脉流畅而雅致清丽的文章。

2023年4月13日，秀山开往重庆北的5610次公益性“慢火车”3号车厢列车书屋，搭乘火车的中学生正在阅读学习。列车书屋为旅客提供了1000余册精选图书，包含人文、历史、旅游、科技等多个门类。同时针对旅客中学生较多的情况，还特意配备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经典名著、科普读物等，以开架方式免费开放。

对中国传统教学方式与学习方法，我们要借鉴吸收，古为今用。培养坚实的语文基础与素养，提高作文能力，非一朝一夕可成，亦非反复刷题能达。适度的诵读与背诵，既有利于开发智力、提高记忆能力，又有助于积累经典词语与段落，消化成自己的东西，在写作中才能灵活掌握，为我所用。

为今之计，欲读中华经典，了解传统文化，养雍容澹泊之致，撰雅洁明丽之文，仍须阅读最基本之经典。择定一部，抚今追昔，仔细品鉴，天长日久，则醇厚渐植，文脉自备。坚持三五年，必有小成；坚持十年，则能大成。任何急于求成的想法与行为，都注定是无所成的。在初高中阶段，坚持不懈，努力精进，不急功近利，久久为功，与课本知识的学习相辅相成，必有良好的收获和成效。

（作者：漆永祥，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