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或许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人那样长期地、深刻地受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所困扰。因为在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两德分裂到重新统一的这条历史链上，德意志人无法简单地将身份认同、民族情感、爱国主义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严丝合缝地叠合在一起。如果说这样一个国家在近现代的建构和重构是一个共同体不断被形塑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文化习俗、政治权力、人文思想和集体感情等各种要素处在复杂的杂糅和拉扯中。恰恰就在这种复杂状态中，语言的力量凸显出来了。可以说，德语是现代德意志国家的基石。

15、16世纪，法兰西和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都在对意大利文化霸权的反感中，发展起了一种团结独立的集体身份意识和一套连续的文化起源话语。在此过程中，他们都注意到使用和丰富自我语言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的莱茵河东岸，官方语言是标准拉丁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则说着与今天的德语截然不同的各种日耳曼方言，以至于“隔着30英里地的人们就无法恰当地理解彼此了”（马丁·路德语）。1522年，路德将伊拉斯谟编撰的希腊语版《圣经》翻译成德语，他用了一种从中东部和南部地区方言中选取相应词汇作为基本语义单位而“创造”出来的全新书面语。这是德语走向统一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关键一步。

路德向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展现出了身份认同与集体情感的力量。不过，语言并没有立刻成为文人们关注的焦点。16世纪的德意志文人在形塑一种集体认同时，首先求助于历史。他们发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发现了日耳曼祖先的光荣历史，发现了德意志人的杰出品性。通过把德意志的现在与日耳曼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他们论证了自我历史的纯洁与绵长。但是在这个群体中，有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像人文主义者策尔蒂斯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方面是对德意志祖先之典范形象——包括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的完善，另一方面则仍然视德语为一种粗俗而无教养的语言，推崇古代希腊罗马的语言与文风。很显然，德意志民族的早期集体身份认同是以日耳曼族群性为核心、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继承者”为指向的，母语尚不是其关心重点。

到了17世纪，情况已有所不同。以法语为代表的罗曼语强势崛起，令德意志学者萌发出对德语的自觉反省意识。德语被视为古老而纯正的语言，德意志人就是所有说德语的人，对德语的热爱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这些认知成为德意志人身份认同和集体情感的新基石。1617年，“语言爱国主义”响起了两声号角。其一，时年20岁的“德语诗歌之父和复兴者”奥皮茨在奥德河畔写下了名篇《阿利斯塔克抑或论对德语的轻蔑》。在这篇用拉丁文写就的文章中，他呼吁德意志人去学习自己的母语，并以自己的母语为傲。其二，首个德语语言协会“丰收学会”在一些路德派侯爵的倡议下于魏玛成立，其任务之一是对德语进行全面梳理，丰富德语的词汇和表达，并且创立一种一致的、纯正的德语。这一年恰是《九十五条论纲》张贴一百周年。路德对德语的关切在百年后得到了新教徒改革派的应和。

次年，令德意志在各方面都损失惨重的三十年战争爆发了。战争期间，纷至沓来的法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和英国人，让德意志人耳边充斥着各种语言，却唯独没有德语。17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首传单诗《德意志的米歇尔》表明了时人的心境：“我，德意志的米歇尔/几乎什么也不懂/在我的祖国/有一种耻辱/德意志人现在说话/就像瑞典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复兴德语的浪潮兴起了。斯特拉斯堡的“正直冷杉学会”、汉堡的“德意志同志会”、纽伦堡的“佩格尼茨花卉协会”等各种语言协会纷纷建立。它们不仅关心诗歌等语言表达的具体语文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关心诗歌创作的学识底蕴。在那里，一方是有改革意愿与能力的德意志贵族，另一方是在宫廷、市政或大学中任职、追求社会威望的新兴市民学者阶层，两者首次在“民族”的名义下，为细心呵护德语而共事。17世纪德意志语言学家肖特利乌斯在1663年的皇皇巨著《关于普通德语的详尽论述》中，不但证明德语是一种“原生、古老且纯正”的语言，而且还进一步宣称德语体现出德意志民族的品性。“语言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大地上显露端倪。德语变成了集统治、教化和整合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工具，变成了文化的凝练代表，并且进一步将德意志精英一体化了。

1724年，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戈特舍德将几个研习德语的小圈子整合在一起，创立了“德意志学会”。这个学会的新颖之处在于：首先，圈子的成员群体扩大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变成了主力军。因此，开设分会的所在地不再是邦国首都或者帝国自由市，而是耶拿、哥廷根、格赖夫斯瓦尔德等大学城。其次，对成员的语言训练提上了日程。在每周进行的例会中，所有成员都要诵读文章，做翻译、语法和词汇的练习。“德意志学会”为德语向受教育之市民阶层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也帮助其成员加固了对自身阶层和民族的双重身份认同。至此，德意志人集体身份认同的内核初步形成了。在此过程中，德语脱颖而出并蓬勃发展。

从18世纪下半叶起，欧洲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民族要作为一个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行为集体行事，“一个民族”要变成“一个国家”：这些理念也激励着德意志人去形塑自己的民族精神，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1765年，政治学家莫泽尔写下《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时，开篇即是“我们是一个民族，有同一个名字，说同一种语言”。当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将民族设想为一个有机整体时，他要求德意志人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民族精神，首先就是语言和文学。1854年，格林兄弟主编的《德语词典》第一卷问世。雅各布·格林在卷首语中写道：“除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外，我们德意志人究竟还有何共有之物？”显然，每当德意志精英们需要呼唤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时，语言就成为其手中的火把，因为语言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充沛生命力和强大渗透性。

1871年，北德意志邦联和南部各邦国终于合并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在“自上而下”的统一运动中诞生的帝国，是欧洲权力版图中德意志各邦国现实主义策略的结果。但从“自下而上”的层面来看也并非无所凭依。德语，不但作为一种语用工具发挥了作用，而且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实在标杆展现出其政治功用，并因此成为国家统一的基本要件，即便此时它的标准书写规范还付之阙如。虽然20世纪德国人内部的身份认同随着政治信仰的变迁和领土范围的动荡变得多元化，但同一种语言的使用，最终保障了德意志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统一。

作者：范丁梁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