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摘自《政治学研究》2023年1期，陈茜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5—P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
天下一家的世界观照
第一，天下无外的认知基础。“天下无外”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视野去理解作为整体存在的世界的思维方式，剔除了以分裂思维理解世界的异端模式和民族主义模式，表明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互容性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天下主义世界观的无外原则，将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提升至天下高度，把人类社会视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家庭，不承认绝对外在的超越存在，突破了西方基于宗教非理性的“异教徒意识”衍生的“敌人假设”这一思想痼疾，为克服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群体冲突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第二，天下为公的价值导向。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将公正视为制度设计的评价标准，强调“政者，正也”，通过“平政以齐民”达成政通人和的大治景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世界视为全人类的公共政治空间和共同资源，坚守公平正义，致力于将主权国家的平等性、国际事务的公共性和全球治理的开放性落实到国际议程中；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全球治理核心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化合理化变革，致力于摒弃零和博弈、赢家通吃的权力斗争旧模式，努力实现各国平等享有参与权利，公平获得发展机会。
第三，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天下大同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社会构序思想中“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通过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等“五个世界”的具体阐释和现实建构，使其带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和时代特色。联通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畅通欧亚的“中欧班列”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支持与参与，天下大同理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践中愈发清晰。
和合共生的处世之道
第一，以和为贵的交往取向。中华文明“贵和”而不“尚争”，其目标是在不同主体间达成和谐状态，以和为贵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把贵和文化所蕴含的传统智慧推向国际社会，倡导国家之间构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积极在国际社会发出倡导和平和谐的中国声音，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地区热点问题中担当劝和促谈的大国责任。
第二，和衷共济的合作原则。先秦思想家经由潜在冲突可能性的逻辑前提得出群体互助是人类生存发展唯一合理选择的合作导向论，进而将“和衷共济”视为实现群体目标的基本路径和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深植和衷共济的优良传统，积极倡导人类共生共存的合作意识，以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社会摆脱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凝聚和衷共济的全球和平发展共识；以“一带一路”倡议搭建全球合作平台，实现不同国家发展战略的协调融通，形成稳定全球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合力。
第三，协和万邦的治理目标。协和万邦将自我与他人定位为互立互达、兼济共兴的统一体，在群体互动中倡导互利共济、合作共进的整体性原则，倡导兼容异质文化，协调群体冲突，实现多元和谐。中国倡导以共同体意识和整体化思维凝聚多边共识，成为协和万邦理念的当代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重塑全球行为体关系，摒弃阵营对立等国际关系旧思维，推动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和谐共存。
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第一，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这一理念承认不同事物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客观现实，尊重事物发展基本规律，但并非强调无原则、无立场的一团和气和盲目包容，而是坚持公义立场，做到和同而不苟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倡导“多彩、平等、包容”的新文明观，主张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要尊重不同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开放包容，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
第二，自然平等的伦理准则。中国传统价值观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界定为天下体系内部独立平等的个体，并将自然平等理念充实到和同包容精神中，丰富了以平等为前提的多元包容理念。中国外交将平等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强调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三，各得其所的理想模式。“和而不同”理念倡导差异性个体通过兼容并包实现共生共存的同在局面，将万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视为和同互动的理想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包容不同特质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突出合作方式、议程设置、利益分配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共享性，并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实现不同国家各得其所的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共同发展。
义利兼顾的价值规范
第一，以义为先，突出义的优先和本体地位。在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过程中，尚义取向发展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主流思想，以义为先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秉持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在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环境治理等领域积极参与全球发展援助项目，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积极发起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真正践行了义重于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第二，利养其体，承认利的正当合理地位。这一观念充分认可意在实现群体公共利益和个体正当利益的求利行为，致力于在义的规定范围内用群体公义平衡个人私利，既推崇道义的优先地位，也肯定利作为义的实现路径和物质基础的现实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全球公义置于突出位置的同时，正确认识利益需求的基础性意义，积极发挥个体利益对于国家行为的激发调动作用和全球公利增量发展的带动促进作用。
第三，义以建利，强调义利关系的共生转化。中国传统义利观赋予义本体优先地位，强调义利的辩证统一。对义的坚守与维护是求利行为正确开展和持续进行的指导原则，利的合理满足又是义得以完善发展的物质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融共生。中国积极倡导正确义利观，通过全球开放发展的公益增量遏制全球贸易碎片化倾向，反对将义利关系推向对立冲突的私利陷阱。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
第一，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这一观念将天地万物视为平等共生的有机整体，通过尊重生命、厚生爱物将对人的道德关心和行为约束扩展到自然万物，形成“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和谐生态观。中国外交根植“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理念，秉持“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价值，以宏大视野将人类社会关注的重心从自身发展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将“清洁美丽”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图，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内在缺陷，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将天地万物视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明确把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作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主张通过合理约束自身物欲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同时，要理性认识过度开发资源的严重后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全球化时代特征，借鉴吸收“道法自然”的传统生态智慧，倡导尊重自然环境生成演化的客观规律，将保护性开发、科技化利用落实到国际合作中。
第三，重法定制的生态规范。在天人合一生态哲学的引领下，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以国家律令、诏书敕令和家规族法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规范体系，这些制度规范在制约非理性活动、促进生态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以法为基、礼法并用的中国生态保护思想，在推动形成全球生态倡议的同时，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以实际行动为落实生态保护全球议程作出大国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