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些职业画家
扬州画派，即“扬州八怪”是指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些职业画家。由于人数众多，故有“扬州画派”之称。其实，扬州画派诸家在艺术上面目各不相同，但也共同之处：首先，由于他们大多都出身于知识阶层，都以卖画为生，生活清苦，故多借画抒发不平之气；其次，他们都注重艺术个性，讲求创新，强调写神，并善于运用水墨写意技法，画面主观感情色彩强烈，并以书法笔意入画，注意诗书画的有机结合。这些使得他们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潮流，以标新立异的精神给画坛注入生机，并对后世水墨写意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简介
“扬州画派”清代乾隆年间活跃在江苏扬州画坛的革新派画家总称，即“扬州八怪”。其人数和姓名说法不一。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目过考》中，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等8人。其实不止8人，且人名亦不固定。曾被后人列入“八怪”的，还有边寿民、高凤翰、杨法、李葂、闵贞、华喦、陈撰等。其中郑燮（号板桥）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画派的共同特点，是不少人一生不得志、不当官，有的做过几年小官又弃官专门绘画为主。他们愤世嫉俗，不向权贵献媚，了解民间疾苦。重视思想、人品、学问、才情对绘画创作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及书法修养都很高。画题以花卉为主，也画山水、人物，继承了徐渭、朱耷、石涛的创新精神，主张自立门户，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当时崇尚摹拟、泥古作风，被时人目为“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王鋆是当时“正统”画风的维护者，曾评说他们：“另出偏师，怪以八名，画非一体。”“扬州八怪”把传统的写意绘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对近代写意花卉画的意趣和技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直至现代的齐白石、陈师曾、徐悲鸿、潘天寿、来楚生等，都从某个侧面对之有所汲取。另外，这些画家，虽在画法上取法前人，但可贵之处，能不拘前人陈规，自成风格，且都能诗，擅书法或篆刻，讲究书画的结合，和当时的所谓“正统”画风迥然不同。
时代背景
从高风翰生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罗聘逝世那年(嘉庆四年，1799年)，前后共一百一十六年，是扬州八怪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生长、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前夕。
清室入关，继之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接着又发动了准噶尔、西藏、青海、大小金川等地的战争，取得了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到了17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统治局面已定。社会经济逐渐相对繁荣起来，全国出现不少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作坊，农业有所发展。民族间公开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已告结束，镇压性的屠杀基本停止，民族矛盾好像已经缓和，汉人的头发已经剃了，不少读书人都已应举求仕，农民革命基本平息，边疆很少再有大的暴动。从经济现象来看，工商业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性的都市更加繁荣，不少地区和外洋发生了商业联系。而实际上，这一百年来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年月。民族斗争以更为深刻的秘密形式进行着，不仅进行了秘密结社，在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一直也是不平静的。
这一时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迅速分化。入关的清室贵族，大量圈占土地，并且享受着优厚的俸禄，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高达一万两，禄米五千石；一个从三晶的盐运使，俸银一百三十两，禄米一百三十斛，另外还有所谓“养廉金”，其他非法的收入还不在内。当时，全国耕地面积比明代末年还少。乾隆初年地价每亩七八两，到了乾隆末年，就涨到每亩五十余两。暴富的人争购土地，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形成“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的局面。郑板桥在他作的《潍县竹枝词》中曾说“绕郭良田万顷余，大都归并富豪家。”当时的豪商酷吏不仅掠夺土地，还经营工商业，拥有千百工人的厂矿作坊，已经出现很多。官商勾结，贪污成风，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富者连云甲第华衣美食，而一般百姓生活困难，朝不保夕。
乾隆年间，鲁东、江南水旱连年，哀鸿遍野；江南织工屡次举行罢工；而沿着运河千余里的驿运线上，不仅昼夜不停地运送漕米，连江南的新鲜鲥鱼也赶运北上。银价、米价、盐价一直上升。乾隆初年，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米价每升十余文；到了嘉庆初年，白银一两换大钱一千四百文，而米价每升涨到五十余文。米珠薪桂，碰上凶年，“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的家庭往往有之。从当时的卖身文契看，五六两银子就卖掉亲生儿女。有的还出卖耕牛。再以盐价来看，市场售价每斤五六个文，而在盐池产地的官牌收价每斤才十余文。通过这种残酷的剥削，盐商们一转手就可立致千万。而晒盐的“亭户”却过着“得盐尽人豪贾手，终年空作牛马走”的生活。扬州著名诗人金兆梓曾为此发出浩叹：“蔌蔌贾人子，广厦拥厚资。牢盆牟国利，质库民脂。”高利贷当铺的盘剥，无情地抽吸着人们的血髓。当时，一个教书的秀才每月收入才只有白银一两，郑板桥曾慨叹为“半饥半饱清阅客”。由此可以推想一个职业画家的生活又该是如何清寒。
清室经过一番经营取得政治、经济上的安定局面以后，最不能放心的是汉族知识分子中潜在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东南一带的地主阶级，更不容漠视。于是在全国制造“文字狱”，从文字著作上寻找李端，宣榜各地，引诱揭发思想不稳人物，无中生有，借题发挥，疑神疑鬼，罗织罪名，一时妖雾四起，杀气蔽天，往往以一诗一字之疑，灭族戮尸，株连千百人家，弄得读书人望文生畏，噤若寒蝉。与此同时，消廷还看出科举虽开，而汉族中真正“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并不屑走进这个笼络人的圈套；为了进一步怀柔网罗汉族知识阶层，于是又开“博学鸿词科”。所以扬州八家所处的是一个阶级悬殊，民族矛盾尖锐，也是人民生活特别痛苦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的前夕。从扬州画派画家们的生活经历来看，也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实质。面对画派画家们的生活经历来看，也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实质。面对着黑暗的满清皇室、贫富悬殊的社会、吃人的科举制度，艺术家创作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伟大的作品，抨击了黑暗的现实，这是大家所共知的。在绘画领域特别是在八家的作品中自然也有所反映。
再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除一部分人受了一些王船山、黄梨洲的哲学影响以外，极大部分还被困惑在“理学”、“考据学”和一无用处的“八股文”里；拟古思想笼罩着文坛，诗人们填书塞典，无病呻吟；画家们步前人后尘，相习成风；北京宫廷中的画师，歌功颂德，言不由衷，调脂弄粉，粉饰太平；江南的“四王”、吴、恽及其门徒，尚复古模拟的风气，宗派门户之严，窒息着南北画坛。
扬州，这个官商资本泛滥的中等城市具有特有的市民阶级的哲学、文学、艺术上的倾向。皖派大师戴震高举起“扬州学派”的大旗；石涛高唱起“太古无法”⑩的歌声，给扬州的艺坛吹来了清新的空气。扬州没有那么严重的封建约束，也没有江南那么多偏狭的门户之见。这里正是艺术家们所喜爱的土壤。扬州八家在康、乾时期，不发生于江南，不发生于北京，而发生于扬州，这都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因为画风新颖解脱，特别是他们几位诗书画印样样精通，社会影响逐渐扩大，也在不断发展中形成南北各地京里京外都知晓的艺术流派了。
但事情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保守派永远不会甘心，就在乾隆年间就有人开始对他们吹起冷风，说他们不会郑重其事画工笔重彩的人物花鸟，也不擅长山水，只是东涂西抹画几笔写意的松梅兰竹而已，而且那几笔“四君子”也没达到前人的水平。说到底，这样“率汰三笔五笔”的画和“胡诌五言七言”(11)的打油诗，不能登大雅之堂，于是以不屑一顾而又无奈何的态度送了他们一个不光荣的称呼——扬州八怪。今天冷静地分析一下，所谓怪也可以说是革新的同义词，是对新生事物一时还不理解或则带有贬意的词，时过境迁，到了今天，再也不会去大惊小怪了。
说怪也真怪，这几位画家不但没有被正统派踩死，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乾、嘉以后，日益显著地为人欢迎，到了19、20世靶，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赞赏，直到今天，提起扬州八家几乎是文艺界无人不知的了，看来，他们敢于突破藩篱，勇于革新的探索精神，对于推进民族绘画值得借鉴，在中国绘画史上，扬州八家的名字闪耀着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