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
天府家风馆
中国传统家教文化积淀深厚，影响深远，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训是家教文化的文字凝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特定群体的教育，一类是对特定个体的教育。前者以家族教化为主，是家族之训，简称族训；后者以家庭教育为主，是家庭之训，简称庭训。两者虽然都是家训，但由于教育对象的不同，可以看作是家训的共性和个性关系，是传统文化中立体化家教的核心内容。尽管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传统家教文化有相当部分不能适应当今社会需求，但是其仍然有较多的合理内核，可以在当代被继承并将之现代化。
集族训庭训于一体的传统家教体系
族训是教育宗族子弟的行为规范，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的方方面面。魏晋南北朝时，加强对族内子弟教育是士族兴旺和入朝为官的重要途径。中国第一部系统化的家训（族训）《颜氏家训》便在此时应运而生，全文共七卷二十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旁涉道、佛思想，涵盖了从饮食起居、修身养性到为人处世、求仕致学等多方面内容，重点关注道德教化。与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之后流传的族训相比，《颜氏家训》的涉及面仍然不够全面。因为宋代之后士族瓦解、宗族兴起，宗族形成了一套“家国同构”的治理机制，家训（族训）成为基层自治重要的规约习俗，这个体系不仅涵盖《颜氏家训》的思想，还吸收了司马光的《家范》、袁采的《袁氏世范》、朱熹的《朱子家礼》、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治家名篇中的大量内容和经典名句，涉及敬宗收族、冠婚丧祭礼等各方面，重视宗族谋生训诫和家风传承，关系族人的睦族交游、鳏寡孤独、义田义学、完纳国课等。为了保证家教体系完备，不仅通过家族组织实施家训教化，还制定了相应的家规甚至家法，成为家国同构框架下的重要内容。“故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能拘束一般之人民，家规能拘束特定之子姓。是家规与国法并重，则家规尚矣！”
但是，比族训更早的则是庭训。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家庭以来，就有庭训。庭训的载体或者是口口相传，或者是见诸简短文字，或者是体现在书信中，其反映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更加具体细致，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充满了人生智慧。与族训相比，庭训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族训一般都是洋洋洒洒几百字甚至上千言，但庭训即使有文字记载，也是非常简练。如刘备临终前教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晚清政治家曾国藩家书中也不乏经典语录，比如“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等。
二是内容多样，因人而异。族训涉及修齐治平各个方面，体系完备，但庭训则针对特定个体、不同使命，具有非常典型的因材施教特征。如司马谈的《命子迁》是希望自己死后，儿子司马迁能够继承他撰写史书的事业，“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诸葛亮诫子做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当代钱均夫教育儿子钱学森，“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表达了对儿子修身做人、报效国家的期望。
三是言传身教，身范为先。族训制定大的原则，庭训则是以身作则。周公旦要求儿子伯禽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往矣，子勿以鲁国骄士”。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给了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陆游的《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自己就是主战派，多次献计抗金，所以在临终前，他也要求儿子爱国报国，关心国家大业。
四是口语特色，情真意切。族训用语严谨，甚至刻意文言文化、排比对仗，引经据典、首尾呼应，形成一套教育体系。庭训的口语化特征则十分明显，也非常丰富。流传于书信的口语化庭训主要体现在近当代。比如，梁启超家庭教育传出“一门三院士”的佳话，他教育子女要尽孝道，“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傅雷教育儿子傅聪谦虚为人，“理直也不要气壮，得理也要饶人。态度谦恭，虚怀若谷！”
总体来看，庭训和族训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相互补充，互不缺少，二者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家教体系。族训规定了宗族子弟为人处世的基本规则，对不遵守这些规则的子弟予以一定的惩罚，具有一定的成文法特征。庭训则是父辈对子孙的教化，虽然有一些基本原则，但很多都是通过具体的行为训诫，身教大于言传。庭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把族训具体化、特色化。
传统家教文化的合理内核
经过千年发展，家族的家教体系日臻完善，涵盖了展祠墓、重谱牒、敦孝悌、习礼仪、正夫妇、豫蒙养、尊圣训、崇学术、肃闺阁、睦宗族、和乡邻、慎交游、拒迷信、救贫困、勤职业、节财用、息争讼、戒酒色、除恶习、输纳课等方面，这个教育框架很全面，除了一些已经没有存在空间如建祠宇、修祖茔之外，其他的理念价值基本上均可以为当代所用。
但是，传统家教文化特别是族训的弘扬，又存在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因为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宗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人口大规模流动，传统的熟人社会被工业化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家族曾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均已消失，宗族强关系变为姓氏弱关系，族训（包括族规家法等）失去了载体。另一方面，传统家教文化的总体框架不错，但其深度解释的内容，从现代社会看来却有相当一部分不合适。比如，孝顺长辈在当代也是必须的，但是一些传统家训内容追求愚孝，如“天下无不是父母”，甚至引用“卧冰求鲤”这类典故，就有些强人所难了；兄弟和睦应该提倡，但是引用“田氏紫荆”“大被同眠”的典故，则背离了基本的教育原则；遵守妇道当然正确，但是引用“授受不亲”“不出中庭”亦显然是过分要求。另外，传统家训刻意强调男尊女卑，压低女性的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职业歧视，畸形重视科第功能等，这些都是封建糟粕，应当舍弃。还有不少家训充斥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内容，这也是现代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几千年的家教文化就可以完全弃之不用，没有存在的价值。《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家庭教育的最大不同是“养”与“教”结合，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无法取代的。只要这个功能还在，我们根据现代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实际，对传统家教文化予以扬弃，保留其合理内核，通过一定的机制融入庭训中，便可在当代继续弘扬。
具体做法可以是，保留优秀家教文化的合理框架，扬弃封建落后的思想和内容，根据时代要求重新植入和补充。比如，《王士晋宗规》里提到的睦族“三要”（尊尊、老老、贤贤）、“四务”（矜幼弱、恤孤寡、周窘急、解忿竞），被各姓多支家谱收录，其所承载的核心价值，在当代还应弘扬。此外，还有一些家教名篇的经典语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都可以被继承下来。
因此，把传统族训的合理内核移植到庭训中来，可以解决庭训的框架缺失问题。传统族训的惩戒手段如族规家法的消失，在庭训却有类似的替代，比如批评、警告、面壁思过、适度体罚等，仍然可以确保庭训的教化功能。系统化后的庭训不仅应该是体系完备、具体生动的，而且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对象，都有不同的教育内容。比如，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教育、以“勤俭”为核心的品德教育以及以“耕读”为主体的处世教育，都可以通过庭训方式在不同年龄阶段和对象予以具体化传承。
传统家教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已经从“国家—宗族—家庭”体制，转化为“国家—社会—家庭”机制。宗族的教化功能丧失，但是家庭的教化仍然存在且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特别重视庭训对子女的教育。比如，李敏和李讷回忆起父亲毛泽东对她们的教育：“爸爸要求我们政治上要积极进步。要为人民做工作，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陈云常以这样的家教告诫自己的子女：“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当前家庭教育工作：
一是提炼传统优秀家教文化的合理内核，完善当代庭训。家训家教家风既是一个家庭家族治家经验的总结，又是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浸润着崇德向善、修身养性，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忠孝廉悌、爱国敬业等方面的中华传统美德，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对此系统化地扬弃完善，汇编成册，加以注释，成为当代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是健全家庭、学校、社会育人机制。建议在大学对青年学生开设一门婚姻家庭必修课，把夫妇和睦、教育子女、孝顺父母等传统的家训文化教育列入教学内容；在社区开设相关讲座，让各个年龄层次和社会阶层的居民，均能从优秀家教文化中汲取营养，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等。通过立体化教育，对优秀家教文化有所知、有所畏、有所行，进而使言传身教落到实处。
三是做好“模范家庭”的宣传工作。一个行动胜过一沓纲领，身教胜于言传。再好的庭训，如果没有家长的率先垂范，也会最终落空。建议各级妇联评选的“五好家庭”“社区好人”“孝顺模范”等，都要在相关媒体和社区层面予以宣传。“逢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自黑”，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好家风、好家教文化氛围，有利于当代家庭形成新风尚。
（作者：钱运春，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