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刘索拉

以下为采访摘要

没想到我能做出这么快乐的音乐

在十一月底的北京，排除疫情中的种种困难，终于见到刘索拉。最近，为纪念中国动画百年，刘索拉受邀创作了交响舞曲《大圣传奇》。
《大圣传奇》是刘索拉大病初愈后的首部作品。重病卧床四年，直到今年年初她的病情才有所好转。她强撑着每天工作半小时，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交响作品。

田川：您说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乐观的情绪，如果让您记录八个月创作中的一些细节跟故事，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时刻跟我们分享？
刘索拉：《大圣传奇》让我吃惊，因为在写它之前，我的音乐没给人感觉那么快乐。很多人都觉得我的音乐给人刺激性特别大，说你好像是在故意刺激人，故意让我们不平静。可能是因为我以前的性格，或者我以前身体太好了，能量太大了。我接受做《大圣传奇》的时候身体非常弱，每天只能工作半个小时，基本就是爬到电脑前，打开电脑，做半小时就完蛋了，之后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就想，写一个交响乐下来，我可能真的就死了。但后来想想，也不见得，要把事情往好了想。因为大夫跟我说，你要保持大脑的运作，它是指挥身体的，大脑坏了就没救了，病也好不了了。所以我就想，那至少每天让自己动一会儿大脑，就这样一点一点做了八个月。
做出来以后我一听，我说怎么这么好听、这么快乐呀。我这么悲观的一个人，没想到能做出这么快乐的音乐。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功劳肯定要归功于动画片本身就很欢乐，它让你没法悲观。剩下的可能就是我自己在变化，我好像喜欢这样轻松的、快乐的状态。

人们最早知道刘索拉，是因为她的第一部小说《你别无选择》。1985年，它被刊登在《人民文学》最显眼的位置，在当年轰动一时。那时刘索拉刚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不久，书中讲述的正是她和她那帮同学寻找自我的故事。
后来人们把这本小说誉为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开篇之作”。刘索拉也被冠上了先锋派作家的名号。

△《你别无选择》刘索拉 著

田川：生病之前您对生活中什么事感到悲观？
刘索拉：基本上我对什么事儿都感到悲观。
田川：那每天生活不会很压抑吗？
刘索拉：不压抑，这种悲观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悲观，它不是真的悲观，也不是把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它是不会把什么事都想的特别高昂。有些人说今天太阳真好，生活特别美好，对我来说这就特别傻。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笑话的人，会喜欢很黑色幽默的事情。
田川：什么事您觉得属于黑色幽默？
刘索拉：比如我在美国住的地方是尔湾，是美国最好的住宅区，那里的人每天早上都起来跑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傻，觉得特别好笑。一去尔湾我就会生病，他们说你怎么一到尔湾就生病，我说就是这个地方太健康了，空气太好了。就是你总会把生活翻过来想。有时候我就属于这类人，有一点暗，觉得什么事都特别可笑，是那样的一种悲观。
但是我现在连那种悲观都没有了。生病以后就开始校正自己，不要把事情想得太黑，就往正常人的想法转。因为你正常，抵抗力才能上来，免疫力才能提高，包括思维也转化。两三年前是最糟糕的时候，大夫说我可能还剩两个月可以活，突然就觉得，凭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活下来了，其实就是靠脑子启动的这个校正方法，就是你一定要把所有事都往好了想，否则这次的灾难可能会更大。生病期间我没有哭过，没有任何一个瞬间说我完蛋了之类的，我没想到自己这么能扛。

1955年，刘索拉出生在北京一个干部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刘景范是中共早期高级将领刘志丹的弟弟，曾任中顾委委员、民政部副部长。母亲李建彤是作家。在刘索拉的整个童年时期，因母亲撰写了小说《刘志丹》，一家人深陷政治漩涡。

田川：那时候您年纪还很小，当时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了吗？
刘索拉：家里不想让我知道，父母想给我一个幸福的童年，这一点他们成功了。所以是越大才越想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文革”的时候，才明白。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文革”以后他们也保护不了我了，我就懵懵懂懂的跟着他们的命运，沉浮了十年。但其实还是不懂，也不想懂，因为太复杂了。然后家长觉得你要有自己的前途，不要想家里的事情，所以就让我学音乐转移注意力，完全不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在艺术世界里，我完全就脱离了当时的环境。
田川：您从没觉得特别苦，或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吗？
刘索拉：就是学会关门了，怎么样都行。

△刘索拉

关起门来，写字画画，父母特殊的“关门式”教育，让刘索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清楚父母的身份、他们的经历。直到刘索拉上中学，父母先后被关押，她失学，跟着境遇相似的小伙伴混迹街头。

她描述自己在青春期的形象：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可以张嘴骂人，在什么高雅场合下都可以自然地把脚放在桌子上卖弄时髦思想。在独自长大的日子里，她用反叛对抗着当时的际遇，也渐渐磕碰出了自己的模样。

田川：您会刻意回避它带来的负面回忆吗？
刘索拉：我写的《混沌加哩咯楞》就是一本关于“文革”的小说。我记得有评论说觉得非常朋克，玩世不恭的感觉。其实那个就代表了当时一些北京孩子的状态，受完苦后，你会用一种很酷的方式把它抹掉，就变成黑色幽默了。所以黑色幽默的状态从小就影响着我，很多特别惨的事，别人会伤心的事，到我这儿就会变成一个笑话或别的东西。久而久之就成习惯了，好像有一种关门的感觉，受伤后不想再因为回忆被伤害。所以和别人不一样的问题在于，可能伤害太重了，就说不出来了。
田川：更多时候选择用调侃的方式把它轻松地说出来。
刘索拉：对，调侃了一辈子就是在避免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不会了。

要相信事情会有所转变的

刘索拉是中央音乐学院在文革后招的第一批学生。她和她的同班同学谭盾、叶小纲、陈其钢等一批响当当的作曲家，构成了中国音乐界的黄金一代。

△刘索拉(右一)与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同学合影

大学毕业后，刘索拉意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但文革后对知识、艺术的如饥似渴，让她很快就放弃了眼前的成绩，决定到国外继续学音乐。1988年，她飞往英国。

田川：您出国的时候准备了三大箱行李，还超重了，里面其实都是上等面料的衣服，但出去后似乎总是穿错衣服。
刘索拉：衣服后来全送给留学生了，国外的年轻人不穿那么好的衣服，他们穿的其实很破，买二手的衣服他们就很高兴了，又便宜又酷。
田川：我也在英国待过，就是每天想穿什么好像是一种思维训练，不是在赶潮流，是在寻找自己，在思考你到底是谁。
刘索拉：对，你是谁这个很重要，比你穿的衣服多少钱更重要。尤其现在国内都这么有钱了，还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还在训练大家怎么认识那些品牌。“你是谁”不是钱搭起来的，是你的思维搭起来的，所以你要穿什么衣服，都是你思维的产物。

刘索拉到英国后，乐队平克·弗罗伊德的前经纪人和她签约，她和其他几个音乐家组成了一支小小的东方雷鬼乐队，开始去世界各大音乐节演出。虽然有好的演出团队，有知名经纪人帮忙运作，但刘索拉在英国的发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

刘索拉：后来觉得在英国根本没法做想做的音乐，很难。
田川：为什么？
刘索拉：英国种族歧视其实挺厉害的，即使融进去了，你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就必须得做出少数民族的状态，得符合他们对少数民族的要求。比如我太爱笑了，笑起来声儿特大，他们就觉得你不能代表中国女性，中国女性不是这么笑的。他们会有好多“眼镜”给你框住，会把你套在第三世界异国情调的套路上，我不喜欢那个状态。不是异国情调你就不对了，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不了解中国。那个环境特别压抑，他永远站在文化制高点上，你永远是错的，这种感觉就憋死了。

刘索拉形容在英国的自己：

我这个笨蛋，学了半天音乐，只学会怎么正确地把自己套在别人的框架里，像一只老想上套的驴······你觉得古典音乐束缚个性，跳出来钻进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吵闹中，声音大了，可套子更套，绝对不允许有任何越轨的想象力。

△刘索拉

一次在录音间，著名音乐人Paul Simon的经纪人问刘索拉，你将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刘索拉信口瞎说，组织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但有新节奏的乐队。

田川：那会儿很受打击吗？
刘索拉：倍受打击。你想孤零零在国外受到这样的待遇，没办法。
田川：那您是在什么阶段开始慢慢寻找到自己了？
刘索拉：在我到纽约做完《蓝调在东方》以后，就开始形成了自己音乐的特点了。在纽约我碰到了特别顶尖的音乐家们，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马上你就听到了更多的东西，找到了知音。所以我就有了机会做我想做的，而不是去想怎样适应别人的要求。

△刘索拉(右)与音乐家阿米娜

在美国，刘索拉把自己置身于各种乐队去听、去看。也是在那时，她创作出了她的代表作《蓝调在东方》，当时刘索拉的音乐被美国权威音乐杂志称为“一种新流派的酝酿”，并被列入《英美新世界音乐》排行榜前十名。逐渐找到自己，形成风格，刘索拉在英美先锋音乐界引起驻足。当时她被视为“唯一有能力在世界主流爵士音乐节上演奏的中国音乐家”。

刘索拉：当时在纽约，感觉需要突破的是中国音乐家的能量。国外的音乐家演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的音乐会，一气呵成不会累，他给你的第一个音是足200%的能量，等到演两个小时，还是200%，没有一个音会掉下来。中国乐队如果没有外国人撑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量会掉下来，刚演半个小时就发现他们累了。但现在的新一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是吃的好了。
田川：我看您也会给音乐家们调菜单，说作为音乐家的两个条件是要能吃能睡。
刘索拉：对，其实是纽约给我的启发，我的纽约音乐家朋友们都是能量特别大的人。而且其实挺难打破所谓的亚洲印象，就比如我们的声音是要小声的，温柔的，没有放浪形骸的。其实不是的，中国原始文化里是非常放浪形骸的，它有一种特别嚣张的东西在。所以我在乐队里就启发大家忘我，你忘我了，才会有最有魅力的东西出现。

不规则的旋律，接近于巫师般的吟唱，刘索拉的音乐时刻挑战着人们的传统听觉体验。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至今已成立二十五年。他们不主流，但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是当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乐队之一。

他们的演出现场，总是布满玄机。未知且令人兴奋的即兴演奏，变幻莫测的人声与口技，刘索拉把民乐玩出了一种新的节奏。有评论说，刘索拉在寻找新的道路，以避免完全向西方的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投降·····这样的全球化，完全可以对西方置之不理。

田川：疫情三四年的时间，像看病啊，经济啊，所有都是有点未知的状态。尤其年轻人，他们会觉得特别恐慌。您怎么看待现在这种状态？
刘索拉：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要把事情往好了想。就像生病了，你要往好了想。比如我们的作品不能演出了，我们就想明年它会演出。我们的音乐家们都没有放弃教学和练习演奏，都在坚持工作。乐观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不是早晨起来跑步说太阳真美好。所以乐观是内心的东西，是你内心想着事情是可以转变的，希望是有的。
我相信人的身体是有启动免疫力的能量的。所以在对付特别重大灾难的时候，你不能放弃启动自己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包括头脑。我相信有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们，战胜一些事情。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制片人：张燕

编导：伊帆

编辑：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