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 重庆西南军区总医院门前

照片中蹲坐于草地上的是杨觅楠与他的初中同学徐方伯，蹲坐的女军人是徐方伯的夫人晓阳，立于他们身后的是徐方伯的警卫员。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杨觅楠与徐方伯同在陕西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求学，同级不同班，交往极深，堪为挚友。那时学生全都住校，但他们常常在下课后溜出学校，去南院门一带逛街，逛累了就穿过南大街，来到西柳巷杨觅楠家吃饭留宿。

徐方伯是从商州镇安来西安求学的，回家一次不易，所以学校放假后他就常常住在杨觅楠家。徐方伯待人诚恳直爽，很有主见，有他在的时间，家中气氛总会变得比往常活跃。虽然家中还有空房和空床，但徐方伯与杨觅楠总愿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他俩几乎夜夜长谈，杨觅楠喜欢谈自己身边的琐事和学校里的话题，徐方伯却喜欢谈时局，谈政治。

杨觅楠记得有一次和徐方伯骑自行车去户县游玩，玩了哪些地方已经忘了，但记得徐方伯在户县的亲戚还请他俩吃了一顿饭，还记得那天天气晴朗，头顶是蓝天白云，路两旁是收割殆尽的麦地，身前身后全飘荡着麦茬的清香。

徐方伯不常回家，她姐姐有时从镇安来看他。那时从镇安到西安不通汽车，仅有一条可以走骡马的小道，还要翻越两千多米的终南山。他姐姐每次来看弟弟总会给杨觅楠家带来几挂熏肉，这些熏肉是镇安特产，好吃又耐储存，只要杨觅楠与徐方伯回到西柳巷，杨觅楠的母亲就给他俩蒸熏肉吃。

好像是一九三六年初夏，徐方伯的姐姐抱着自己刚满周岁的孩子，又从镇安来看他。这一次他姐姐给他带来一把手枪，手枪就藏在包裹孩子的小棉被里。他姐姐讲，路上遇见了打劫的土匪，搜去了些钱，但没搜孩子，所以枪保住了。和手枪一同带来的还有一些子弹，徐方伯就带上杨觅楠去城外的荒野里放枪玩。

西安事变发端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的学生请愿游行，徐方伯是中学生游行队伍的组织者之一，杨觅楠是横幅旗手。三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徐方伯因为身份暴露再没有在学校出现，他托人告诉杨觅楠，他去了北边。

西安事变后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与延安之间的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困难，杨觅楠曾收到过徐方伯从延安的来信，给他寄去了一对羽毛球拍和羽毛球。杨觅楠为了追寻徐方伯，也曾两次北渡渭河，终因阻拦而返。再后来就渐渐失去了徐方伯的消息。

一九四零年杨觅楠读高中二年级时，辗转传来徐方伯的的一些消息，知道他已经改名叫北沙，正率兵打日本鬼子。

一九四一年秋，杨觅楠由西安赴兰州考取了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紧张的学习生活使他对除过功课以外的事大多无暇旁顾，但对好友徐方伯的关注却并未消减。大学毕业后杨觅楠被征调为军医，并在一九四八年最后稳定于重庆国民政府陆海空第四总医院。

这时的解放战争正进行的热火朝天，有关战况每天都见诸报端。杨觅楠在报纸上偶然也能发现有关北沙和他的部队的报道，这些报道大多是有关北沙和他的部队被击溃的消息。但杨觅楠并不相信，他觉得自己的同窗挚友肯定是一员百战百胜的将军，眼前这个腐败的政府一定会被他和他的战友们推翻。他还相信，徐方伯不管走到哪里，一定不会忘掉他这个朋友，一定会来找他的。

果然，分别十三年后，徐方伯找杨觅楠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没几天，徐方伯一身军装来到西安西柳巷，从杨觅楠的母亲那里得到了他在重庆的地址，然后率领解放军一零八师沿着宝鸡凤县一路奔向四川。

一九四九年年底重庆解放，杨觅楠所供职的医院整体改编为解放军西南军区总医院，没过多久，徐方伯带着夫人晓阳出现在杨觅楠面前。

这是历经十三年久别后的重逢，他们的人生轨迹在国家的动荡中又走到了一起。从此杨觅楠与徐方伯再也没有中断过往来，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相距千里，虽然其间因为各种动乱而略有停顿，但他们的友谊一直在延续，哪怕到了耄耋之年，徐方伯的贺年片也肯定会在春节前摆放在杨觅楠的书案前。

徐方伯二零一二年八月在北京与世长辞，时年九十三岁，长他三个月的杨觅楠此时也久卧在床。两位世纪老人的友谊即将画上句号，或者说两位老同学的友谊将在另一个地方永存———那里永远是蓝天白云，那里随时可以看到故乡的土地，土地上的麦浪一望无边，醉人的麦香正随风飘荡在天际。

1951年 重庆嘉陵江江岸

江岸高处朦笼所见的建筑为重庆西南军区总医院，此院系1950年5月由前政权的陆海空第四总医院改编而来。十位医生得闲暇，相约江边散步，江雾中留此照。他们大多都是前政权军医，那时他们厌恶军装，全着西装或便装上班。时隔两年，新政权的军装已欣然上身。

1953年 重庆 嘉陵江畔，左一为杨觅楠，他的儿子杨小重居中

1953年 重庆 郊游

部队医院组织部分医护人员的一次郊游。

这张照片应当是中午拍摄的，一人发一个面包权当午餐，一人一个吃态。不要看这些人一身军装，其实没几个人打过仗，基本上都是医学科班出身，不乏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医科大学或华西协和大学的高材生。

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历经了政权更迭，脱下国府军装又换上了解放军军装。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他们在这张照片中表露出的笑容——直率、爽朗、轻松。因为新政权初期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重用以及宽松自由的工作生活环境给他们带来了一片期待已久的阳光。

1953年 重庆 杨觅楠在军民春节联欢会上表演节目

表演节目者是西南军区大坪医院的医护人员，男女的表演服全仿制于当时的苏联，表演的节目也应该是照本搬来的苏联歌舞唱，就连村庄也改叫农庄。那时正是中苏结盟友好的年代，社会上的许多变革照搬于当时的苏联。

1955年 重庆 杨觅楠的四个孩子

1958年 西安 奉调回西安后在老宅和家人合影

1960年 杨觅楠夫妻与孩子们在西安革命公园

1961年11月 北京之行

1963年 杨觅楠（杨觅楠）在西安空军医院礼堂前与同事合影

1963年 西安 开始扯个子的哥仨

"现在每个人每月还供应二两糖，三年的灾荒逐渐就要消逝，今年的雨水很及时，估计夏收一定会很好。

由于生活改善了，孩子们开始发胖，个子也开始扯长。星期天在家中又继续搞了一阵卫生，这期间小三的老师到家中家访，说他有进步，这是件大好事。

现在到街上走走，情况已经与前几年大不相同，不只是百货继续增多，好多东西不要票证也能买了。西安不出品的东西也增加了，久已绝迹的香烟现在满街都有销售处，只是名牌尚无，价格略高而已。由于供应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自行车和手表的价钱略高一些，但是买的人却不很多，原因是人人都在等着这两样东西跌价后再买。"

————摘自杨觅楠先生1963年4月14日日记

1966年 杨觅楠和同事在西藏班公湖旁

1970年 杨觅楠在兰州空军岐山五七干校

"在干校有些人是不准佩戴领章帽花的，他们每月只能领十五元零用钱，有些人则还要被其他人负责看管。他们没有资格被喊作老张老王，而是叫名字。据说原来很"严"，当兵的和当区队长班长的都很凶，之后就慢慢好了一些，强调"自动、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这就是拼命劳动……"

————杨觅楠先生回忆

1972年 杨觅楠在兰州空军大荔农场

"几个老头子被分配在一起劳动，因而还常有说有笑。每逢人家开会时，我们就被撵到草堆子里或者存猪食的半地下室里。每到黄昏，老许就把收音机拿到东墙下，大家自然会聚在一起听广播，这也会被副指导员高某说成"影响不好"，但我们没人理他。

夏收季节，全队老小一律背上背包，到几十里外的赵渡去抢收豌豆。去时还是红日当头，到了后马上用木头棍和野草搭窝棚。谁知来了大雷雨，窝棚里的雨不比外面的小，只能蜷伏在雨衣下睡觉。连续割了三天豌豆，感觉黄河滩确实是个生长庄稼的好地方。

1973年3月30日，西安庆安公司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拉上了我和老尤，一路向西安飞驰。我沉思着几十年的往事，整理着这四年来的经历，我想，这对我绝不仅仅是一场教育，它应该有更深层的含义。

一段被迫害的历史就是一段应对迫害的历史。"

————杨觅楠先生回忆

1979年 平反决定的文件

2001年 杨觅楠九十岁时获评为陕西省健康老人时留影

杨觅楠先生早年学医，开始悬壶济世，先后在解放军西南军区总医院，第七军医大学，空军西安医院工作，成为著名眼科专家。

虽然迁徙多，坎坷多，但杨觅楠对故土的眷恋未减丝毫。他只要在西安，就肯定要在旧历年时回到长安县四府村，他会在祖父和父母的坟茔前久久伫立，他会给婶娘的坟茔烧纸供香，他会带上点心去拜访家族中和他一同玩耍过的兄弟姐妹。

如今，杨觅楠已经叶落归根，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怀抱，大小排行的兄弟们陪伴在他的左右，没人会告诉他，往日他所眷恋的故土已经面貌全非，也没人会告诉他，淳朴的乡风正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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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作者长子杨惕先生授权

由"终南山故事"独家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