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戈林是赫尔曼·戈林的亲弟弟，由于帮助犹太人的行为前后被盖世太保逮捕了4次，但都因为戈林的干预而被释放了。

而根据阿尔伯特的私人医生拉斯洛·科瓦奇回忆，阿尔伯特还在瑞士银行建立了基金一个账户，用来资助科瓦奇医生帮助犹太人逃亡到里斯本。

在此期间阿尔伯特更加的讨厌纳粹，他曾对科瓦奇医生说过：“我蔑视希特勒、我哥哥和所有的纳粹。”有一次当阿尔伯特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停留时，两个纳粹军官认出了站在阳台上的帝国元帅的弟弟，并向他行举臂礼，高喊“Heil Hitler！”，阿尔伯特却冷冷地回答：“你可以亲我的屁股。”

战争开始后的40年，在戈林的帮助下，阿尔伯特当上了捷克斯柯达武器工厂的出口主任，而他利用身份拯救了更多的犹太雇员，其中包括了导演Jon Moravek一家。在此期间他保护了一些捷克地下抵抗分子，并为他们的几次行动提供了掩护。1940年阿尔伯特甚至向抵抗组织提供了德国计划入侵法国的具体时间，该情报被抵抗组织提供给了英国人。

斯柯达工厂

阿尔伯特的秘书卡雷尔·索博塔回忆了一些阿尔伯特在斯柯达工厂任职的故事：阿尔伯特拒绝向来访的纳粹军官们行举臂礼，当时这种行为已经足以让一个人入狱了，但阿尔伯特干的比这更多，某天一个纳粹高官来访，未经阿尔伯特允许就进了阿尔伯特的办公室，阿尔伯特盛怒地将这名纳粹高官赶出了办公室，让他在办公室外等着，然后阿尔伯特把卡雷尔喊进办公室海阔天空地侃了30-40分钟，最后阿尔贝特说：“好吧，索博塔，现在是时候让那个守夜的（党卫队的蔑称，因其黑色制服而得名）进来和我说话了，让他进来吧。”阿尔伯特还授意索博塔提供给工厂员工翻译错误的生产计划，或使得各种文档“莫名其妙”地丢失部分内容。得益于阿尔伯特的帮助，斯柯达工厂的怠工行动十分成功，生产计划总是无法按时执行。

阿尔伯特还到集中营去要求劳工，在得到需要的劳工后他会派出车辆去将劳工运回工厂，然后这辆车子会停在某个僻静的地方，让车上的犯人逃跑。

当战争结束时，赫尔曼·戈林被盟军逮捕并判处绞刑，赫尔曼·戈林在行刑前要求与其弟见面，在阿尔伯特答应了赫尔曼·戈林代为照顾戈林的妻子艾米丽和女儿艾玛后，赫尔曼用藏在身上的一个氰化钾胶囊自杀了。赫尔曼的自杀时间离其执行绞刑的时间只差两小时。可以猜想赫尔曼·戈林完全是为了想和阿尔伯特见面托付后事才拖着没自杀的。

阿尔伯特·戈林入狱时的照片

自此戈林的故事终结了，但阿尔伯特的麻烦似乎才刚开始。纽伦堡审判对其进行了起诉，但受过其帮助的人们替他作证使其最终被判无罪，但随后捷克政府又再次逮捕了他，虽然在受过其恩惠的人们的帮助下阿尔伯特最终再次获释，但当时年近70岁的阿尔伯特已经历了数年的牢狱之灾。在关押其间崇尚自由的阿尔伯特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并向狱医抱怨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当狱医希望帮阿尔伯特治疗其背部的关节痛时，阿尔伯特抱怨说：他一直是一个反纳粹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曾主动接近美国人，结果他们却用监狱来回报他。像他这样一个曾经因帮助犹太人而4次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是无法治好的……

但是在阿尔伯特获释之后麻烦还没有结束，由于战后德国社会上充斥的对纳粹的憎恨情绪，作为赫尔曼·戈林弟弟的身份使他根本无法有任何的工作机会。幸而在之前帮助过的人们的接济使他渡过了几年失业的日子。其后阿尔伯特以写作和翻译谋生，并在一间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设计员的工作。过着与其早年辉煌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隐士式的生活。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阿尔伯特·戈林是靠政府的养老金生活的。

报纸刊登阿尔伯特再次入狱的新闻

最后阿尔伯特·戈林于1966年离开了人世，在去世之前他完成了人生中最后的一项善行——为了报答他的管家对自己的照顾，阿尔伯特·戈林在去世前一个星期与自己的管家结婚，以使她可以在他死后以遗孀身份继承他的养老金而不必继续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