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开宗明义，劳瘵（zhài），究竟是个啥病？
通俗来说，这是一种流行于明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因过度劳累而患染的综合症。
在明朝的文坛和官场，有许多人曾罹患劳瘵，但这一病症却极具两面性，甚至还有一些戏剧化的表现，且在众多明朝文人的笔下，成为了某种带有“调侃”意味的谈资。
所谓戏剧化表现，比如很多厌倦官场但不到退休年纪的文臣，会以“身患劳瘵”的名义向皇帝请辞，然而等皇帝同意辞呈，该名文臣告老还乡后，没过多久便生龙活虎。
于是有一些文人便以此为调侃，通过各种文章或传记，来隐射“劳瘵”其实是一种请辞的借口，以此涌现出各种关于劳瘵的有趣事例。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很像现在某些朋友，哪天不想上班儿了，随便找个头疼的理由请假一样，当然这也属于调侃，那么问题来了，流传于明代文人口中的顽疾“劳瘵”，是否的确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症真实存在？还是只作为一种请辞的“借口”而广为流传？
明朝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冯琦
首先咱们来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大臣冯琦，他在向皇帝请辞时，便曾如此详细描述自己不慎患上“劳瘵”的初期症状：
顾臣于三月中偶感痰症，虚火上炎，日夜咳嗽，饮食顿少，精神渐消，旧日肌体，瘦减十分之六。屡经医官吴海张鹤年等调治，皆谓脾肺两虚，已成劳损。非需之岁月，难以望痊。——《宗伯集·为抱病日深旷职已久恳乞圣明俯容回籍调理以延残喘疏》
这段关于病情的描述，我相信理解起来并不难，首先是“偶感痰症，虚火上炎”，类似现在我们所说的咳痰不停，肾阴亏损，失眠多梦，发汗盗汗。
再是“日夜咳嗽，饮食顿少，精神渐消，旧日肌体，瘦减十分之六。”
总结来说无外乎八个字：
食欲锐减，体重骤降。
上述阶段性的病症，冯琦说是“劳疾”，此时还未确诊为是“劳瘵”，大概就是表明自己因劳累过度而各种身体不适。
但明神宗对此并未做出明确批复，因为冯琦作为礼部尚书，职责重大，而突然间宣称劳疾，一时间也没法找人接替，况且劳疾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所以当冯琦向明神宗表明自己很劳累，身体抱恙之后，仍旧继续为官，明神宗也并没有同意他回乡调理。
明神宗·朱翊钧
于是冯琦继续上奏，这一次的描述则转为严重：
臣病转笃，始而肉消，今且骨立矣。始而唾痰，今且带血矣。声哑喉干，神伤形惫，多医罔效。——《为病势沉重痊可无朔恳乞圣恩早放生还疏》
这段话虽简短，但可见冯琦已然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并且每天睡醒后的咳痰里还带血，最终四个字做出总结：
多医妄效。
也就是说，多次医治都不见好转。
我个人认为，这段话很能证明两个关键点：
第一，劳瘵是具体存在的病症，而非口口相传的请假借口。
第二，劳瘵属于具备阶段性的综合症，起初会让人感到是因为劳损而各种身体不适，即使及时调理身子，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就会转化为“劳瘵”。
这显然对一名文臣的仕途，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如果是主动请辞想以此为借口，自然还有回转的余地，比如确实厌倦官场的勾心斗角，向统治者表明的确无法胜任要职，这样可以非常体面的告老还乡。
但如果是某位胸怀壮志的文臣，在为官过程中不慎患染了劳瘵，即使尽力接受医治，但恐怕仕途也会就此中断。
从这个角度来说，劳瘵作为一种流传甚广的病症，具备复杂环境下的“两面性”与“戏剧性”。
然而延伸来说，我个人认为，这种两面性，恰恰又能成为某些人攻击官员的政治工具，因为在明朝万历年间，以劳瘵为由请辞者，并非个例。
一般情况下，若是大臣主动向皇帝表明劳累过度，想回家休息，皇帝不会轻易允许，原因在上文已经说了，一是突然请假，找不到合适人选来顶替职位，势必就会造成朝廷体系运转的卡顿，二是劳累过度并非多么严重的理由，说句难听的，皇帝并不是傻子，那么多官员大臣都很劳累，今天你说一句得了劳瘵想回家，明天他也这么说，到时候大家都以这个借口请辞，那朝廷干脆关门得了。
此种观点并非我信口开河，反而在历史上有文献佐证，如天启五年进士凌义渠，便对朝中大臣们纷纷以“劳瘵”为由请辞的现象严加批评，并直言不讳道：
吴甡积劳成瘵，实实难支，累牍告哀，徼恩允放。圣明固信其无他，亦人人知非假托者也。乃一时边臣妄谓此例可援，纷纷各以病至未老而乞休不已。无疾而呻吟在床，何为者耶？——《奏牍·卷七》
凌义渠影视剧照
我个人认为，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名为吴甡的官员积劳成瘵，以此请求退休，皇帝准许了。
第二，许多大臣一看这个方法可行，便也纷纷效仿，都称自己劳累过度得了劳瘵，而向皇帝表明同样的意图。
第三，凌义渠认为背后其实是无病呻吟，目的是为了骗取皇帝的同情与理解，而提前退休，回家养老。
当然凌义渠针对此事发表的见解，并非针对某个人，相较于将“劳瘵请辞”作为攻击别人的政治工具，他的表态可谓相当温和，但我们不难发现，劳瘵实际上已经从一种病症，演变为一种负面消极的现象，而久存于明朝官场，其背后所隐现的本质，或许能帮助我们更为具体的理解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
支撑我这一结论的论据有二：
另外补充一点，虽早在宋朝就已有劳瘵的相关记载，但具体出现年代并不可考，而且劳瘵是较为民间的说法，再加上具备一定传染性，所以此处我们只讨论劳瘵在明朝文臣之间发挥的作用与意义。
基于以上的观点，再来说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早期，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
首先就是万历年间的内阁纷争，自高拱担任内阁首辅以后，因个人秉性太过自负，而得罪了同期的诸多大臣，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内阁之争，而高拱本人，也在这场争斗中失利并被明神宗直接免职，并以此引发了万历年间首次官场大地震，最终在兵不血刃的权争中，一位重要人物登上了历史大舞台，正是万历名臣张居正。
张居正
可以说，万历早期发生的官场派系之争，最大的赢家是张居正，之后为了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在朝堂中与旧臣保守派势力，以及各方反对派人士之间的斗争，自然会让许多大臣因此感到重重威胁，并逐渐萌生退意。
而联想劳瘵请辞现象的诱因，我个人认为，能让一众大臣们纷纷以此为借口提出辞呈，官场的权争即使不是最大因素，但也可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因素之一。
毕竟没有人会甘愿舍弃仕途，而选择用一个模棱两可的理由，去主动提出辞官请求，一来前途走到尽头，二来还会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
崇祯即位以前的明朝，正是朋党之争的白热化阶段，自万历年间三大案发生以后，东林党与阉党以及浙党之间的党争日趋浮出水面，而不再是隐于朝堂内的暗斗。
代表性的斗争事件，如众所周知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参魏忠贤及阉党二十四大罪，但因魏忠贤实在太过权力滔天，因此在发表《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后，杨涟的诉求与揭发非但没有得到明熹宗朱由校的重视，反而被魏忠贤诬陷受贿白银二万两，并最终含冤受刑，惨死狱中。
之后魏忠贤以此为引，将与杨涟亲密的一众大臣异己尽数铲除，使得整个明朝内阁都处于阉党横行的阴云笼罩之下， 因此人人自危，在这一特殊且异常紧张的背景中，才会出现大臣们纷纷借病引退的现象。
魏忠贤影视剧照
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把“劳瘵”当作借口隐退，实与万历以后不断升级的政治斗争有莫大关系。
综上两个论据，我们就可以看出，劳瘵其实除了两面性与戏剧性以外，还兼备一种被迫性质，即原本作为一种谈之色变的疾病，理应受到当朝医疗系统的重视，并加以针对性的进行研究，然而最终却相当荒唐的演变成为一场带有戏剧色彩的“大臣群而请辞”的负面现象，探究这背后的成因，权谋之争自然成为了潜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复杂激烈且时刻充满危险的争权夺势，大臣们也不必会纷纷效仿，急于找借口告老还乡，试问能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做到重臣的人，谁又心甘情愿放弃大好前程甚至是名留青史的机会，而用一个被文人调侃的理由来请辞呢？
所以这一现象，也给我们现代人敲响了警钟，尤其是从商或者从事管理职业的朋友，如果在职场内出现员工频繁请假的情况，其原因并非完全来自于个人，如果试图去理解的话，很可能是内部组织出现问题，或是有基层领导滥用职权导致员工不满，或是为了争夺业绩而互相排挤，而最终导致员工纷纷请求辞职或请假的现象出现。
反过来说，如果对类似现象深入分析，就能及时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及时加以处理解决，如此就能规避掉因大批人员辞职而导致的各种生产问题。
当然，归根结底来说，促使这一切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逃不过一个利字，如果没有利益之争，自然也就不会出现权力之争与派系之争。
明朝文人大臣以劳瘵为由请辞，自然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甚至是生命安全的考虑，而皇帝应允也好，不准也罢，也都是出于朝廷秩序能正常运作的考虑，以及为了权衡各方势力从而所作出的选择，不过就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已。
最后再补充一点，后世考证，明朝时兴起的“劳瘵”，很大概率就是现代所说的“肺结核”，但在医学方面以今类古，我个人认为凭本文难以阐述详实，因此便不再赘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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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宗伯集·为抱病日深旷职已久恳乞圣明俯容回籍调理以延残喘疏》：顾臣于三月中偶感痰症，虚火上炎，日夜咳嗽，饮食顿少，精神渐消，旧日肌体，瘦减十分之六。屡经医官吴海张鹤年等调治，皆谓脾肺两虚，已成劳损。非需之岁月，难以望痊。
《宗伯集·为病势沉重痊可无朔恳乞圣恩早放生还疏》臣病转笃，始而肉消，今且骨立矣。始而唾痰，今且带血矣。声哑喉干，神伤形惫，多医罔效。
《奏牍·卷七》：吴甡积劳成瘵，实实难支，累牍告哀，徼恩允放。圣明固信其无他，亦人人知非假托者也。乃一时边臣妄谓此例可援，纷纷各以病至未老而乞休不已。无疾而呻吟在床，何为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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