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兵制的变革一言以概括，即为“民兵之制渐废，而募兵之制逐兴”，以下详谈。

战国至秦为大争之世，攻伐几乎无岁不有，故需举国皆兵。以秦制而言，男子十七岁“傅籍”，以后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可征集入伍，即无战事亦需演武训练，岁至六十，或爵至“不更”方可免役。

汉朝初兴其制度犹存，只是年限稍宽，引《汉仪注》言“民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为庶民。”

文、景治世，与民休息，讲武训练制度渐渐废弛。引《汉书 邹阳传》言“吴、楚之王.......驱白徒之众，与天子争衡。”所谓“白徒”即未经训练的白丁，此为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所语，可见当时旷日未经训练的民众正多。

新莽篡弑，光武中兴，天下惨遭丧乱，以急需蓄养民力故，中兴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民兵之制遂废，讲武之制亦成粉饰。引《魏书》奏言“......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三国魏武承汉制，可见“讲武”已徒为礼仪，于武备则全无用处。

民兵即已渐废，遇有战事则不得不募兵，后汉马援伐五溪蛮，以十二郡募士，募兵之用虽渐广，尚依需索于内。至窦宪逐北匈奴时，作战主力已为胡兵（该次战事窦宪、耿秉各领汉军四千骑，南匈奴出军万骑，羌胡出军八千骑）。此时后汉兴盛，故胡虏尚能依附，当后汉内争衰弱，祸患立起，百姓被难，诚如孔子所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民兵制度的废止，虽得一时之利，然而武备不修遗患颇多，下文举其关乎国运者两条。

一、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汉文帝时，晁错《言兵事疏》论及汉与匈奴的军力比较时曾言“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概言之，汉军野战实不逊于匈奴，此一方面固然由于汉军兵戈犀利，甲胄得当，而民众素习兵事、遇敌敢战亦为一重要因素。

迁延至后汉，大将军梁商谈到与匈奴的攻守形式时只能说“良骑夜合，交锋决胜，夷狄所长，中国所短。乘城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长，夷狄之短。”可见当时的汉军已怯于野战，徒能守备而已。战力之消长，关乎民族精神之强弱，此诚可谓武备不修，忘战必危的祸患之一。

二、外强中干、战依胡骑的形式凸显。

后汉光武帝取河北时已颇依靠边兵渔阳突骑，《后汉书景丹（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传》记载，景丹与王朗大将儿宏战，纵突骑破敌，光武赞叹“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而突骑中已多杂乌桓异族。

后汉中叶，大凡攘外之战，已多用藩兵，如明帝永平年间，击北匈奴，已杂用南匈奴、羌、胡、乌桓、鲜卑兵。

及至后汉末年，心腹中弱，边陲强悍的偏重之局已成。当时之名士郑泰曾言“天下强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谷、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皆百姓所畏服。”此八种多北方边境胡骑。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边衅常开，就地取士便利之外，中原积弱当为主由。诚如后汉学者应劭所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此则民兵制度废除的遗患之二。

中原因与民休息而逐渐富庶，又因武备废弛而失去自保之力，实启异族窥觑之心，如易经解卦所言“负且乘，致寇至”，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百姓被祸之惨，实为触目惊心。兹录蔡文姬《悲愤诗》的一段以为佐证。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

失意几微间，辄言弊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此仅董卓进洛阳时，百姓所遭受的劫难，更遑论五胡乱华之际“两脚羊”的惨剧。

异族凭陵之祸虽不全由汉代民兵制度的蜕变，然而“国虽大，忘战而必危”此固当为恒理。

以上浅近之论，望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