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69628997246124556/ ）一步错，步步错。

1936年3月至1937年秋，上海情报科由上海地方党组织领导，由徐强负责。

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上海成立了上海“八办”，上海情报科改归“八办”领导，由“八办”秘书长刘少文兼管，情报科具体负责人仍是徐强。

1938年下半年，刘晓、刘少文、徐强根据中共中央通知，成立三人上海工作领导小组，依旧由徐强任组长。这仍然是一个专门的情报工作领导机构。

刘少文将军

​1938年底，上海情报工作领导小组改组，由刘少文接替徐强负责。

1939年2月，上海情报科开始直属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

1939年4月，中共南方情报系统领导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再度潜赴上海，着手加强和扩大情报力量，并建立与延安党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同年夏，徐强和妻子李云被召往延安，另一位前特科成员吴纪光接替负责。

1939年6月，中共上海情报科又划归潘汉年系统领导，业务工作由吴成方（曾是“北平特科”负责人，吉鸿昌入党介绍人）指导，即由吴成方接替刘少文领导上海情报科，由吴纪光担任具体负责。此后，上海情报科就成为潘汉年系统的组成部分，不再是一个独立系统了。

汪精卫秘书汪锦元

情报界一直流传这样的形象说法：吴纪光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南京的西里龙夫是“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为“第三军”，已在汪精卫身边担任日文翻译兼秘书的汪锦元像“独立旅”，其他在上海、南京、无锡的情报员是“游击队”。李德生负责的南京组，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站，把得到的情报由交通员张明达迅速送到上海，再通过电台发报给延安。

汪锦元 陈一峰 西里龙夫

此外，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大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人，等于驻华北的“野战军”。这个以几位日裔特工为经纬编织的情报网，往往从日伪高层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及时为中共中央判断时局变化和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依据，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1941年10月中旬，当日本的尾崎秀实被捕前预感到危险时，人在上海的中西功接获发自东京而仅有三个字的电报：向西去。从发报人署名“白川次郎”，中西功明白是尾崎秀实发来的警讯。中西功早年撰写带有左翼观点的文章时，用过“白川次郎”的笔名，这只有尾崎秀实知道。可是，他却没有向西到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根据地去，反而乘船回了一趟东京，既确认尾崎秀实等人已经被捕，又发现日军准备南进的战略动态，回到上海后继续坚持对新的战争动态进行分析报告。大半年过去，他似乎没有了危机感，结果在1942年6月16日被日本特高课警察诱捕。同一时间，西里龙夫在南京、白井行幸等人在华北被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作为要犯，被押送东京都内的巢鸭拘留所。在狱中，他们经受了漫长的审讯，受到严刑拷打，甚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

在过去，我们对外一贯的说法称，中西功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只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才向中共提供情报的。但！如果仅仅是这样，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不会再有后续的事件发生。

程和生

然而，1942年7月29日，在上海，日军警车辆持续的呼啸声中，上海情报科与这两位日本籍情报员有关系甚至沾点边的成员，包括在上海的情报员程和生、倪子朴、丁弢，南京组的负责人李德生、情报员汪锦元、陈一峰、陈三百，悉数被捕。唯一的例外，是往来沪宁的交通员张明达临机应变，逃遁脱险。很明显，日本特高课的搜捕行动是有备而来，非常精准。这是一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场原可避免的“地震”。尾崎秀实被捕，中西功等人有足够和充足的时间撤退，而中西功等人的被捕，上海情报科其他成员也有足够的时间撤离，可是，都没有。为什么呢？

回到那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且押回日本，这在第一时间就为中共情报系统所悉。对于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情报单位来说，这就是火警。按照周恩来领导特科时期就定下的铁律，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这时，上海情报科的上级原本也应当机立断，通知所有与这两位日本同志有工作关系或有过联系的情报员立刻转移，可是，历史在这里撞车。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恰恰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要求有关人员坚守岗位。

中西功

​按照事后检讨，当时这个决定，不咎是一场豪赌，是希图通过表面的原封不动，让日特高科误解，以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清白无辜的，也得不到指控他们的证据。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超出常人的想象，也需要相关人员（所有人员）具有坚强的意志。但方案奏效的前提，是已经被捕者坚贞不屈，坚不吐实；若这前提不存在，中国战友的坚守就毫无意义，反而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整个上海情报科被摧毁。这是一个极其危险而胆大的对赌，只不过，输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