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漪园内的退休老太太

光绪将要来的大婚意味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的终结

在光绪皇帝大婚前夕的1889年，执掌大清王朝权柄已有二十八年的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不管她内心愿意还是不愿意，但她终究还是把手中的权柄交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而自己则搬进了作为其撤帘归政的交换和补偿的清漪园，过上了颐养天年的日子。而大清国的命运，一半把握在光绪皇帝自己手里，另一半则落入了帝师翁同龢为首的南清流帝党集团的手中。

慈禧太后的归政，在很多人眼里是伴随着被迫和不甘，似乎大权旁落的寂落是这个被早早贴上女独裁者的女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年近六十、且已执掌权柄且劳心劳力近三十载的老太太而言，权力的诱惑未必比归隐的诱惑更大更重。自咸丰皇帝驾崩后，慈禧太后就一直是个劳碌的命，1875年失去了原本寄予厚望的亲儿子同治皇帝、1881年失去了同舟共济的慈安太后、1884年将恭亲王排挤出权力中枢后又失去了最可靠的助力。经历一次次的磨难和波折留给慈禧太后除了权力的成就感之外还伴随着疲惫，因此当1889年光绪大婚在即按照祖制应该撤帘归政的时候慈禧太后并没表示出多少异议和不舍，只是提出要有个养老的去处。考虑到紫禁城冬冷夏热，实在不是什么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太后的这个要求也属合情合理。几经商议，最终在翁同龢等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决定将乾隆年间兴建、现已荒废已久的清漪园加以修缮，充作慈禧太后的养老之所。

慈禧太后的交权归政背后是和帝党的政治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在一般人看来，为慈禧太后修清漪园作为养老之所是出于被“贪图享受的皇太后”的威逼胁迫，但是从光绪皇帝亲政后的踌躇满志和帝党官员的扬眉吐气以及对洋务运动的压制陡然升级的结果来看，给慈禧太后修缮清漪园的举动更像是帝党们以掌握权力为最高目的的政治交易。

政治交易的结果是：紫禁城储秀宫里的皇太后消失了，而在清漪园中出现了一个颐养天年的老太太。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终于品尝到了百分之百的权力的滋味，蛰伏十余载的帝党集团也终于拜托了最后一道权力的紧箍咒，得以随心所欲的放开手脚辅佐他们心目中的“圣明天子”万万年。

光绪皇帝大婚图

1888年，带着将要初掌大权的快感，光绪皇帝批准了翁同龢以黄河决口治河经费紧缺为由提交的《请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在慈禧太后还没完全撤帘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向洋务派发难。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正月二十七日，十八岁的光绪皇帝结婚了，虽然正宫皇后的人选遵循了慈禧太后的意思点了皇太后亲侄女、承恩公桂祥之女叶赫那拉-静芬，但作为交换，光绪皇帝中意的他他拉氏被封为珍嫔，也算遂了少年天子的心意。大婚盛典隆重而又奢华，在别的用度方面抠抠梭梭的户部尚书兼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学生的婚礼上却分外的大方，大笔一挥批出了白银五百五十万两。一方面，驻防北洋的新式海陆军碗里的白面馒头变成了玉米面窝窝头；另一方面，以节约经费为由把白面馒头变成玉米面窝窝头的人却一掷万金的给自己办婚礼，花费优先程度甚至超过了为慈禧太后养老修建的清漪园工程，承揽清漪园修缮工程资金筹措差事的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被迫从海军衙门的经费中时常拆借银子给具体承办园子修缮工程的内务府（前后拆借出数百万两，但这些钱内务府在短期内都还清了），还以海军事务衙门的名义出面向各省督抚摊派“海防捐”，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积极协调奔走下总共募得白银二百六十万两，全部存入银行生息，以利息贴补清漪园工程（本金经慈禧太后允准，预备在她六十大寿过后充作北洋海军购舰购炮的经费）。导致1889年后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清漪园工程的“造办处”和“提款机”。在以孝治天下的清代，皇太后的事情按道理比皇帝的事情享有更大的优先权，但此刻皇太后的养老地修缮工程给光绪皇帝的大婚“让路”，可见放下权柄的慈禧太后变得低调和弱势，“撤帘归政”也绝非“做样子”。

颐和园雪景

战争搅黄了万寿大典

内务府真的很忙，忙完皇帝的大婚，接着忙修皇太后的养老园子，待到园子修得差不多的时候，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又迫在眉睫了。

不少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慈禧太后不顾一切、不顾国家民族危亡的要过这个生日，本人曾经也很不理解，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这是慈禧太后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必须要负的罪责。但对照了历史大事年表的几个时间节点后似乎恍然大悟，也渐渐理解了为什么慈禧太后如此重视她的这个六十岁生日。

慈禧太后其实很命苦，1854年和1864年的二十岁和三十岁的两个大生日被肆虐东南的太平天国战乱搅泡了汤；1874年的四十岁生日因为日本入侵夷州没过舒坦；1884年的五十大寿由于中法战争也没过得了；终于到了1894年，六十岁的老太太一定要过一个称心如意的六十大寿。即便在民间，不论从民俗传统还是伦理孝道，父母长辈的六十大寿也是一桩值得隆重、正式、热闹、大操大办的大喜事，更何况是代表着国家体面的皇家。所以从人情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的愿望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过分。更何况，在当年平均寿命不足七十岁的年代，即便是养尊处优的皇太后也不敢排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活到七十大寿这一天，因此，这个六十岁的大生日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将心比心，谁乐意自己活了一辈子，连一个舒坦的大生日都没过得了就撒手人寰呢？

只不过，慈禧太后根本不会想到日本人会在她过六十大寿的这一年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从没有迈出过紫禁城一步的老太太，能未卜先知的预见到日本人会在甲午年向中国发难么？

对于老太太想过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把“孝道”作为立国之本光绪皇帝和帝党大臣们并没有表示出多少异议，而是积极的为皇太后筹备和营造万寿大典普天同庆的氛围。按照计划：万寿大典当天，早上先在皇宫接受王公大臣的朝贺，然后銮驾仪仗出皇宫西华门，走北长街，折向西安门大街，经西四路口，往北沿西四北大街，经新街口，出西直门，直奔修骏后改名为“颐和园”的清漪园。然后在颐和园内听大戏，开大宴。为此表隆重，担任皇家宗人令的礼亲王世铎担任庆典总办，除将皇宫、颐和园妥为筹办外，还要在西华门至颐和园的几十里大道旁，沿途点缀景观，搭建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组织僧道念经，戏班演戏，夹道欢迎，供皇太后途中观览，这就是庆寿“点景”工程。西四路口的两座转角楼，就是在这次“点景”工程中营建的。建此楼作用，一是可以遮掩后面不够美观的民居，二是增添喜庆气氛，三是可以在楼上制高点设置警戒。

战争搅乱了慈禧的庆寿计划。“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罪名万万担当不起。因此，慈禧太后于9月25日下旨：万寿大典一切从简，颐和园的庆典及沿途的“点景”工程一律取消。同时下旨，将先前为修清漪园，以“海防捐”的名义筹措、存入银行生息的那二百六十余万两“报效款”本金提出，交给北洋购买军舰、炮械和弹药（由于手续问题，最终在甲午战争期间只提取出了一百八十五万两，李鸿章用这笔钱购买了“飞霆”、“飞鹰”两艘鱼雷炮舰以及大量的速射炮及弹药），兑现了先前对李鸿章和北洋的承诺。文武官员的朝贺大会也直接开成了战时会议。史载，1894年11月7日(即阴历十月初十)，慈禧的六十岁生日，只是在宁寿宫中黯然度过的（可悲的是，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清政府“严守中立”，增兵辽西以防战火西移，直接导致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也泡了汤。一生没有过过一个舒坦的大生日也成了慈禧太后终生的遗憾）。

“飞鹰”号鱼雷炮舰的购买费用出自以贴补颐和园工而筹措的“海防捐”

示弱最终是为了爆发

甲午战争爆发的初始阶段慈禧太后的“退休生活”依然过得波澜不惊，自光绪皇帝大婚后的慈禧太后就不再过问朝政，朝中大小事务悉数由光绪帝亲政，对这个亲妹妹所生、管自己叫“亲爸爸”的儿子，虽然才干不足，但她自认为做一个守成之主还是勉强够格的。但是不久，她发现：她错了。

通过对光绪亲政后的表现，慈禧太后发现她高估了她曾经寄予厚望的这个“儿子”

“高升”轮事件爆发后，舆论情绪一片激昂，但是北洋海军的几次出海巡敌都无功而返，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北洋海军主力第四次出海巡敌后的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威海卫，这一切都被帝党控制的御史言官添油加醋的小报告灌输给了光绪皇帝，“义愤填膺”的少年天子认为这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无能所致，于8月26日下发上谕：革去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一职。深知这一职位重要性的慈禧太后第一次出手干预，光绪皇帝被迫收回了那道上谕，丁汝昌得以以戴罪之身继续统领北洋海军，避免了大战将至的北洋海军出现群龙无首的危险局面。

随着甲午战争前线战局的日益崩坏，光绪皇帝和其倚重的帝党集团的无能和瞎指挥的恶果日益体现，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也坐不住了，作为爱新觉罗家的媳妇，生性好强的她绝对不允许夫家的江山就毁在这群满口道德却无真才实学的“愤青”手中。最终，皇太后复出的第一步就是在自己可以施加影响力的后宫，对帝党的后宫支持者珍妃开刀。

珍妃也不是无缝的鸡蛋，因为生在广东、所以特别喜欢洋玩意，再加上本人生性阔绰，出手大方，妃位每月三百两的月例银对她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为了弥补用度亏空，珍妃通过胞兄志琮干起了卖官鬻爵的勾当，闹出了轰动一时的“鲁伯阳案”和“玉铭案”，搞得朝廷一时间威信大损（鲁伯阳用四万两白银通过珍妃买了上海道员，上任一月不到就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出并革退；玉铭更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一个，未赴任就被开缺）。于是乎现成的借口摆到了慈禧太后的面前。

为了贴补用度，珍妃利用光绪皇帝的宠爱没少干不法之事

受了慈禧太后一通切责的光绪皇帝也觉得珍妃闹得太不像话，于10月29日下旨：“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为人低调厚道的瑾妃因为是珍妃的亲姐姐，因此也被拉来陪了靶。慈禧太后顺势提出此后要浏览每日的奏章、上谕的要求，成功的迈出了对“帝党”宣战的第一步。

老实厚道的瑾妃因为是珍妃的亲姐姐也因为妹妹卖官鬻爵而躺了枪

但是复出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帝党自然也不甘心将权力拱手让出，1895年1月16日，慈禧太后看到了光绪皇帝以“贻误军机、失陷城寨”为由下令处斩盛军勇将卫汝贵的上谕。直觉告诉慈禧该案情有可疑，于是立刻命令暂缓执行。在当日午后召见翁同龢等军机大臣问对。

面对慈禧太后“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为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的询问。一连问了三遍、铁了心要削弱李鸿章淮系势力的翁同龢等人“三问莫对”，以无声的“冷暴力”来作为抗辩。失去了耐心的慈禧太后干脆以商量的口吻直抒己见：“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即便按照清流加给卫汝贵的罪名最多也就是秋决，绝对不到斩立决的地步），不得不慎。”一听到太后有意从宽处置卫汝贵的弦外之音，原本一言不发的翁同龢立刻争辩，拿“不杀不足以申军律”的大帽子对慈禧太后强势施压，经过半小时的对峙，慈禧太后选择了妥协。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后利用职权对淮系海陆军百般打击

最终在当天傍晚时分，年过六十、在平壤前线作战英勇的卫汝贵将军身穿死囚囚衣被押解到菜市口行刑，面对围观的人群，这位曾在朝鲜大同江畔与日军第九旅团血战的淮军老将一直哭骂喊冤不绝，在甲午年的北京坊间也留下了“卫汝贵鸣冤赴菜市”之词。

本人一家之言：甲午战争爆发后的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和帝党的作为不闻不问，完全是一副不作为的状态，甚至任由这群毫无政治经验的“愤青”们胡作非为。可这恰恰就是慈禧太后想要的结果：当帝党集团因为战事不力而越发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是她重掌权柄的时机。最终，以对光绪宠妃、帝党重要支持者珍妃的发难为节点，蛰伏了五年之久的清漪园退休老太太又开始出现在了权力舞台之上。并且在戊戌年通过“戊戌政变”幽禁了不靠谱的光绪皇帝，重新掌握了全部权力。

权力鸦片下的赢家和输家

权力就像是鸦片，凡是尝过一口就会不可救药的沦为权力的俘虏。为了权力一切都可置之一旁。在权力争夺场上，慈禧太后是当之无愧的赢家。联合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发动“祺祥政变”，一举扳倒了大权独揽的肃顺等八大臣，开创了“叔嫂共和”的新格局，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甲戌年面临亲儿子驾崩无后的权力真空局面、再次联合慈安太后选定了亲妹妹的儿子继承大统，使垂帘听政和叔嫂共和体制得以继续；中法战争期间的“甲申易枢”事件：首先利用主战清流的鼓噪打压了老成持重的李鸿章，复用盛昱的弹章将控制军机处的清流首脑全部挑落下马、顺带收拾了早就想收拾的“鬼子六”恭亲王，将数位清流干将推上前线、借法军的枪炮打破书生的胆气和傲气，几乎将清廷上下各个实力派敲打了个遍，而自己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甲午战争中已经退居颐和园的慈禧太后通过不作为的方式放任帝党的冲动和无能首先整垮了呈藩镇之势的北洋势力、当帝党集团完全无法掌控败局的时候借势重新走上前台。在权力平衡运作方面，慈禧太后无疑是成功者，然而个人成功的代价是国运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但我们后人却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去要求慈禧太后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再来一遍”，且不说在权力斗争的漩涡里，太多的前车之鉴证明着一个血的真理：如果有朝一日失去了权力，下场之悲惨可以预料。仅凭在权力的魔力笼罩之下的我们若置身其中也未必能比慈禧太后做得更好。

本厂长认为慈禧太后固然有错，但在权力的大背景下本厂长并不认为有谁能比她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