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　茹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革命作为时代主题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党十分重视国统区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为了组建一个在党领导下的爱国作家团体，使作家们团结起来，以文艺这个武器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征得鲁迅同意后，1929年中国共产党文艺委员会决定，以鲁迅为领袖，以左翼作家和围绕在鲁迅周围的青年作家为核心，组建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鲁迅和周扬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的创建人，鲁迅为“左联”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那时，我党由于斗争经验不足，在领导“左联”的斗争中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导致了青年作家的被捕或牺牲，致使“左联”的力量遭受了严重挫折。面对这种情况，鲁迅除了提出中肯批评之外，还为“左联”提供了很多经济上的援助。

“左联”的最高权力由党团书记掌握，鲁迅作为“精神领袖”而存在，并无实权。1933年5月，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虽然“左联”成立仅一年多，并处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之下，却卓有成就。自此，鲁迅与周扬有了较多的合作机会，其矛盾也由此逐渐产生和展开。

《汉奸的供状》及“左联”的内部斗争

1932年11月，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为了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芸生在诗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吓甚至下流的语言，比如“×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鲁迅看后认为有批评的必要，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即著名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指出“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表达了鲁迅对《文学月报》类似文风和导向的批判，其目的是确保“左联”斗争的正确方式，使其既拥有充沛的战斗力，又具有端正的文风。作为主编的周扬，鲁迅的信于他而言是一种批评和期望。

这封信被周扬发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里，随后，周扬以貌似缄默的方式向鲁迅的意见提出挑战，把鲁迅推上了矛盾和论争的焦点上。1933年2月3日“左联”的刊物《现代文化》就出现了公开反驳鲁迅的文章，即《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1934年《大晚报》指责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这使鲁迅感到“左联”内部的复杂性，有人存心与他暗中为敌。1935年鲁迅对萧军和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935年鲁迅在给学生萧军的信中写道：“那个杂志（即《文学月报》）的文章难作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作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暗指“左联”的党团领导周扬等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一文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由此可见周扬势力对鲁迅的内部斗争，也可以看到鲁迅所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

当时“左联”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领导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找来这期刊物，发现其内容是总结1934年全年工作的报告，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很尖锐，作为领导人的鲁迅却一无所知。1935年1月26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表示不满：“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的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绳索，由一个公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过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称谓，明确表达对周扬的反感：“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另外，鲁迅很看好萧军《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帮助出版，并为之作序。此书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在上文中他又对徐懋庸说：“……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自此，鲁迅与周扬的矛盾公开化。

“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在鲁迅的眼中，周扬将“左联”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完整的权力结构，不允许异端的存在，他竭力建立个人权威，志在做“文坛皇帝”。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的阶级关系，根本上还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193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萧三写信给“左联”，认为“左联”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建议解散“左联”，建立新的文学团体。周扬等人认为“左联”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应解散“左联”，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鲁迅赞成组建新的文学团体，但不支持解散“左联”，理由有如下几点：1.“左联”是革命文学青年们用鲜血和生命战斗来的，解散“左联”意味着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原则。2.由“左联”的外部力量或上级而不是“左联”的成员决定它的存亡，本身是不能接受的。3.“左联”的作家们还很幼稚，同资产阶级作家讲统一战线，有丧失独立性的危险。得知“左联”不得不解散后，鲁迅提出发表一篇解散“左联”的对外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以避免外界的各种猜测，但是这个简单的要求也没有被采纳。1936年2月18日，当鲁迅得知“左联”已解散时非常失望，“脸色一沉，不发一言”。后来他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条战线”。解散“左联”没有郑重地征求和听取鲁迅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也使他对周扬的看法雪上加霜。

随后，周扬等人所鼓吹的“国防文学”口号，在宣传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和忽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的倾向。于是，鲁迅与胡风、冯雪峰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周扬等人对与之相异的口号进行猛烈攻击。后来，鲁迅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设想，周扬等人不予理会，他们对胡风和冯雪峰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趁机扫除异己。当冯雪峰站出来说口号是他提的时，周扬竟声称：“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忌，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特反。”

鲁迅的病故和令人遗憾的结局

此时，已身患重病的鲁迅深深感到，必须超越这无谓的争吵，整体地看待中华民族的苦难，寻找新生的路。他在《半夏小集》里写道：“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他要告诉世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做异族或“自己人”的奴隶，这是原则和立场。然而可悲的是，周扬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到延安之后，走进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权力阴影之中，直至晚年，似乎才清醒了一些。但是对曾被他无情迫害的胡风、冯雪峰等鲁迅的学生们，他的歉意始终那么浅淡，甚至对受害很深的丁玲却没有任何歉意,在她的平反问题上还屡设障碍。也许他的一生都不曾走出“摆出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束缚，是一个“被政治和权力异化了的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两人的矛盾戛然而止。鲁迅辞世前在《死》一文中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吧，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可见，鲁迅自始至终坚持他的原则，直到生命的尽头仍然没有放弃与他的对立面的斗争。“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对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