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巢州

作者：李桂芳

1954年的照片

1、请看我这张照片，一身衣服显然是大了，又肥又长。上级不许修改，袖子，裤子都长了，只好卷起。记得有次出操时，军区副参谋长突然来到操场，查看军纪。他发现一女兵把衣服改了，命她回去换衣服并要把现穿的改回来（她只是往里缝了些）。以后我们再不敢自动改军装。

照这张照片也是有原因的。

那时有一位高三同学，和我一同参军，我们在合肥分配时，他分到海军，我分到华东军区。他到海军三分校学习时，我们还通了两封信。后来各自都完成预科学习，分到部队。我们就失去联系。四年后，我已调到淮河以北。突然收到他来信，我当时有点莫名其妙。他怎知道我的地址？他的全封信只有二十五个字。后来我祖父来信告知他的地址，想来他是从家里人那里知道的。

原本我们从小认识，两家世交。实话在家时我还偷偷喜欢过他，几年不通信了，心就淡了。此时我回了一信。没几天又收到他的信，这封信长点，是找我要照片。谁无事照相？我还真拿不出照片来，有的也是单张的合影。

我干通信的，看信封就知道他大概是干什麼的，猜想他要我照片干什麼。开个玩笑：就穿着这又肥又长的一身军装去照了这张照片寄给了他。此后数月没收到信，我知道他误会了。但我不想再连着去信说明，等他来信我再说明。

我忙于文化学习，把事忘了。三四个月过去了，我又收到他的信，这下字写的不少。看后我大笑起来，正是我估计的那样。他信中问我家庭情况，还说什麼原来家庭和现在家庭。屁话：我连恋爱都没谈，有什麼现在的家嘛！

当时部队有规定，女兵可以在服装上看出有没有结婚。没结婚的穿连衣裙，结婚的穿列宁服。我这张照片就是列宁服。但他不知道南北方有区别的，我调来北方后，发的两套军单军装时，一套连衣裙，一套列宁装。

我把信给我的好友——一位大学生看了。她开心笑得前仰后合：阿芳又有人来追了。这次我没否认。她又叫：“顽固碉堡要被攻破了。”叫她保密，却不到一天，全站都知晓了。我只好说，八字还没一撇。

我给他回信说服装事。他接着就来信。那不是二十五个字，而是四张纸。从我们儿童时说起，说到一起考学校。但从头到尾没说到我们感情事。两封信后，他给我寄来两本苏联小说——《领航员日记》与《飞行员的成长》。而我的回赠也是苏联小说，《普通一兵》。

这下越法不可收拾，他竟然一周来封信，甚至一周两三封信。弄得我单位的兵们，见信总不及时给我，说把信埋进沙坑了（军训时挑木马或挑平台的沙池），或说放到机架上了。

……我的恋爱是有名无份。比我大十个月的他，把生命献在皮山岛上，牺生那年，他还不到二十九岁。

1956年的照片，二十三岁

2、全军实行军衔了，大军区的军人们都带上了牌牌。而我们下级又下级的单位还是老样子。听说小单位不留女兵了，要把她们：回乡，调军区。我们几位无所谓。

一天我值夜班，下了班就睡觉。主任中午在食堂没见到我，就问：“阿芳哪去啦？”我的战友答：“她夜班，还在睡觉呢。没军训，她会睡到吃晚饭。”

主任像家长似的：“小猪，你看她都胖了一圈了。你去叫她起来，我事找她。”他指我一位同行说。

我的战友吃完最后一口饭，就跑上楼叫我。我不情愿的说：“我还没睡够，有事晚上说。”那时我们生活很单调，除军训，上文化课，就是看那几份报纸。没有电视，又不许个人有收音机，我们听到的广播还是从友军那里拉来广播线，由人家控制。所以没事睡觉。

“主任说，有任务……”

我跳下床。跑到楼下水龙处洗好脸，就往主任办公室跑。吹事员见了叫道，“小芳，快来吃包子，我给你留了三个。不吃就凉了。”我进了食堂，我这位老乡给我端上三个包子和一碗开水。我快速吃了一个，就说饱了。就跑到主任办公室，叫了声报告，主任见我那急样，笑了。

我问：“什麼任务？”

“马上到照像馆去照张免冠照片，明天下午就要。”

“给我授衔？三个杠（上士）还是光板子（准尉）？”

“你想得倒美，不过是好事，快去。”

我跑到离我们住处不远的照相馆，才想起，我急大急呼的连头都没梳。我要回去梳头。照相的说：“我这儿有梳子，不过看来你不用梳，就这样很自然。”

我照照镜子，也行，我还是像没睡醒似的，照了这张照片。看头发乱的。当主任拿到这张照片时说：“这张照片倒像你人似的，没走样。”

我改工薪制了，定了邮电级：三等二级。我的女同伴们，有的做家属，有的回乡，有的调走了。全站就留下我一个女兵。

主任告诉我：“实行义务兵役制，我们站分来几个义务兵，有你来带他们。”

“女兵？”

“男的，都是十八九岁的。你当老大姐（那年我二十二），任务完成后，你调军区总站。”主任有他的打算，他在打报告，要调我去机房（想留下我）。一年后兵带出来了，可是主任的报告军区没批。我一气之下，考取邮电学校。走了。

这张照片贴在我的三个证件上：部队工作证，复员（留队办复原拿了复原费去支农）的复员证，及我那年被评为技术能手的荣誉证。

这就是这张照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