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六位皇帝当中，洪武、永乐二帝，自然是英明神武，后来的仁、宣和孝宗也算是一代仁君，先后开创了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可自孝宗后，画风突变，“奇葩”皇帝接连出现，不潜心管理朝政，退居深宫研究个人爱好，极不符合圣君标准，时常拿来作为后朝皇子教育的反面典型，这一点也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从正德皇帝开始好像都中了魔咒，行为风格变得怪异另类，难不成皇室基因突变，变得懒惰不作为？其实不然，分析明朝运行轨迹，奇葩现象的背后其实是皇帝对与大臣权力博弈的妥协，这与明朝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

明朝一整套政治制度是专为巩固专制皇权而安排的，朱元璋为此不惜废除了沿袭千年的丞相制度，设置内阁，并直接统管六部，同时还设立了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和只听命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用以维护专制集权统治。

这道严密的制度体系应该说是非常利于皇权统治的，然而历史跟朱元璋开了个玩笑，让他依然挣脱不了历史规律。经历洪武大案，元老勋贵被屠戮殆尽，文官集团开始兴起，后又遭逢土木堡之变，武将集团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文官集团走向独大。明中叶，内阁大学士也不再单是皇帝顾问，从幕后走向台前，虽无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内阁首辅更是位高权重，是为最高行政长官。至此，武将集团难出猛将能人，后来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政治附庸，抗倭英雄戚继光也正是依靠张居正才在朝廷站稳脚跟，张居正一倒，戚继光也迅速倒下了。

啰嗦这么多，只是想说明朝中后期文武集团的平衡被打破了，文官集团在朝廷中占据了绝对话语权，文官可以领政治国，也可以统军作战，后来的谭纶、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莫不如此。

文官大臣们弄出了一套帝王规范，皇帝只需要照着做就行，皇帝一旦想随心所欲，大臣们就拿着礼仪规制不允许皇帝有出格行为，拿着尧舜文景的榜样提醒警示皇帝要做圣君。文官集团的强势崛起，必然削弱了皇权，皇帝也必然要想方设法夺回权力。

与大臣相斗往往是把皇帝气的半死，身心疲惫，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想要自由，看着这群酸腐文人，想必内心十分讨厌，但又不能公然违背圣贤之道，皇帝心中郁闷，身边的太监就陪主子开心，还是身边人贴心听话啊！皇帝眼光自然落到了身边的太监身上，这群人对自己忠心，做事不按套路出牌，正是对付文官集团的不二人选。

要知道朱元璋在位期间对于宦官集团的管控十分严格，明令宦官不得干预政务，《明史》有记载：“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但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得到了不少宦官的帮助，宦官开始活跃，郑和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后来宣宗正式设立内书院，教授太监读书习字，宣告了明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宦官政策的大转折。宦官出身不高，又由于身体残缺大都带有心理极端，这个时候有了文化，正所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皇帝将“批红”权下放给司礼监，用以钳制内阁。

宦官寄生于皇权，离开了皇帝生计都难以保障，所以宦官虽然飞扬跋扈，甚至乱政，但始终处于皇帝的掌控之中，一张诏书就可以将他了结，刘瑾、冯宝、魏忠贤这些最牛的太监面对皇帝的问责几乎不能挣扎。但文官们就不一样了，这个群体能量太过强大，有的是实干家，有的是空谈家，反正就是要挑皇帝的毛病，要皇帝遵守圣君之道。

年轻的武宗皇帝爱贪玩，大臣们以死相逼不让他外出；嘉靖皇帝想认生父母，而大臣们想让他改换父母，为此还搞出了一个“大礼议”事件；万历皇帝想立福王为太子，大臣极力反对，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最终以皇帝妥协结束。这些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皇权受到了较大限制，皇帝不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清朝就不一样了，在高度封建集权统治下，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九子夺嫡中，康熙是想换谁就能换谁，不用看朝臣脸色，满清一朝有忠臣、有能臣，但少谏臣。

在这场权力拉锯中，皇帝把宦官推到了台前，用他们的去对付难缠的文官，自己躲到深宫中作最后决断，正德沉湎于豹房、嘉靖痴迷炼丹升仙、万历称疾不上朝、天启爱好木工，反正就是不想看见讨厌的文官们，不与他们发生直接争辩与冲突，隆庆皇帝干脆不管不问，任你内阁折腾。虽然皇帝行为看似很荒唐，但并不意味皇帝什么都不管，权力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过这样也催生了严重的党争内斗，激烈的斗争严重损耗了朝廷实力，伤了国家元气，致使明朝较快亡国。清朝内耗要小的多，即使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也坚持了大半个世纪，最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才宣布结束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