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四库》底本与《永乐大典》遭焚探秘

自从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12种书,这些书均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四库总目》是流传极广的治学入门之书,这才使《永乐大典》的影响达到普及的程度。《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两部书均保存于翰林院中,其命运当然紧紧捆在一起。

放火者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使馆区的安全后方英国使馆施火攻之术。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围圈里的使馆人员。

从翰林院被纵火焚烧的6月23日,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当联军先头部队来到使馆区解救被围人员时,清兵与义和团已提前撤退。

问题的提出

《永乐大典》22877卷、《目录》60卷,自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陆续散佚,最后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役,这个通行的说法延用至今,几乎家喻户晓。

清朝乾隆间大规模动用人力、财力纂修《四库全书》79897卷(据文溯阁本),抄成七部,分藏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其中文源阁书毁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文汇、文宗二阁书毁于太平天国之役。文澜阁书亦遭太平军破坏,后经丁申、丁丙兄弟等陆续补抄而获全。文渊阁书被携往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书现存甘肃省,文津阁书现存北京图书馆。而赖以纂修《四库全书》的“《四库》底本”,包括“存目”书6793种以及重本、禁毁书,合计一万数千种,其保存情况、被毁情况,向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全都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之役,此说最通行,在学者中,尤其古籍研究界,大都知晓。二是《四库全书》底本毁于八国联军,而“存目”书、重本等毁于同治八年武英殿大火。两种说法也都与八国联军直接相关。

至于与八国联军直接挂上关系的地点,则是与使馆区比邻的翰林院。

笔者认为《四库》底本、《永乐大典》的确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地点也的确在翰林院,但翰林院被焚却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

《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的因缘

“盛世修书”好像是一种传统,北宋太宗时期修成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四大书,明代永乐时修的《永乐大典》,清代乾隆时修的《四库全书》,俨然成为一个时代“文治”之象征。

不过乾隆修《四库全书》却直接导源于《永乐大典》。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大兴人朱筠上奏,建议访求遗书。当时建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集佚书。尽管在这之前,乾隆帝也下诏购访遗书,但总有些例行公事的意思,各地总督、巡抚也不大认真对待,应付一下而已。这次朱筠上奏,则直接导致开馆校书的结果。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乾隆帝即在朱筠奏折上批示:“原议大臣议奏。”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将商议结果上奏,其中需要马上办理的实事是:清理《永乐大典》,并从中辑集佚书。由于翻检工程浩大,当天乾隆帝即下诏:“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二月十一日又下诏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会同遴简分校各员,悉心酌定条例,将《永乐大典》分晰校核”。二月二十一日刘统勋上奏,要求把翰林院“迤西房屋一区”作办事处,从翰林中“酌选三十员,专司查办”。当天乾隆批示:“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从这些史实,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后来大规模纂修的《四库全书》,最初是从辑集《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开始的。

四库馆目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385种,收入《四库全书》,另有127种入《存目》,合计512种。其中的名著如《旧五代史》、《元和姓纂》、《直斋书录解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景文集》等,早已是传统学界的常用书了。还有些书用《永乐大典》本校勘,取得显著成就,《水经注》即是典型例子。戴震在四库馆,发现《永乐大典》卷11127至卷11141“水”字头下几乎保存了一部完整的《水经注》,用来校通行的朱谋?本,“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月乙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同时,经文、注文各本多混,戴氏据《大典》本理出头绪。郦道元《水经注序》一篇,各本均佚,也赖《大典》保存。经过这样的校勘之后,戴氏认为《水经注》“神明焕然,顿复旧观”。

由于《永乐大典》中的许多书已辑出来单独收入《四库全书》或入《四库存目》,所以《永乐大典》本身就不宜再整部收入《四库全书》,而仅仅入于《存目》。不过,《提要》称“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则是欺世之语。嘉庆中修《全唐文》,仍然从中辑得大量唐文,参加《全唐文》纂修的学者徐松,借便辑出大部头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300卷《中兴礼书续编》80卷等,为搜辑历史文献作出了杰出贡献。直到今天,《大典》残卷中的佚书仍有不少有待辑集,真可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永乐大典》在《四库全书》完成后一直存放翰林院中,嘉庆以后时时被翰林携出院外,光绪元年查点,已不足5000册,光绪二十年翁同?入院查点,仅存800册了。

《四库》底本的数量及保存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从《永乐大典》着手的,但其主体部分则来自全国各地献来的图书。当时乾隆命各地督抚采购、借抄、劝私人藏书家进呈,同时清理武英殿库房藏书,经各方努力,共收集到13176部书(据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刘墉奏折),这些书最初都交送到翰林院敬一亭,在每部首页盖上“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外封皮上另盖木印,填写进书人、日期、部数、册数,以便发还。例如北京图书馆藏《太易钩玄》封面有木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吴玉墀家藏《太易钩元》壹部计书壹本。”共三行。各地交送时造有清单,这些清单后来汇集成了《四库采进书目》,可以查阅。

各地献书集中于翰林院四库馆,先由四库馆臣分头审阅,写出内容提要,分出“著录”与“存目”两大块。“著录”即抄入《四库全书》,“存目”即仅存目录,不收其书。由于翰林院容不下这么大摊子,所以把抄录、装订这些事放在武英殿办理。至于特别罕见的重要书籍,又挑出138种用木活字排印为《武英殿聚珍版书》(内有4种刻板)。所以在办理《四库全书》时,凡是要抄录的“著录”书,均送武英殿,其余大宗的“存目”书、重本、禁书则仍存翰林院。

在《四库全书》办理过程中,乾隆帝曾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两次下旨,要求把已办完的部分书和四库存目书发还各省藏书之家。但由于当时誊录、校勘工程极大,加之书籍清理困难,大臣缺乏责任心等原因,除发还两淮300种外,其余发还工作没有实施。

在《四库全书》誊抄完成后,“著录”各书原本(即《四库全书》底本)被收拾整齐,存放在翰林院,等于一部《四库全书》,供士子查阅。其余“存目”书、重本等9000余种曾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永王容报请乾隆批准,“交与武英殿另行贮藏”。但不知何故,乾隆以后的许多记载,证明“存目”之书及重本9000余种仍存翰林院。是当初交武英殿后又移回翰林院,还是根本没按计划交武英殿,不得而知。例如嘉庆二十年福申从翰林院借抄“存目”书《掌录》等多种,他在跋中明确说:“《四库书》蓝本,贮署之东西库。其未入《四库》而仅存目者,分藏讲读、编检二厅。”同治十年孙诒让从翰林院借抄“存目”书《黄文简公介庵集》,载于《温州经籍志》卷二十五。光绪十年王懿荣从翰林院借抄“存目”书《止止堂集》(戚继光著)等等,都说明同治八年武英殿失火,殿内并无《四库》采进图书,所有《四库》采进书都在翰林院。

不过,正如《永乐大典》在翰林院有所丢失一样,《四库》采进本也有丢失现象。光绪初,杨晨从翰林院瀛洲亭得到天一阁进呈的抄本《叶海峰文》,光绪十七年返回家乡浙江黄岩时,就把该书带回家了。光绪二十七年叶海峰(良佩)的后人从杨晨那里借抄一部,刻印出来,杨晨在序言中记述了这件事,毫不隐讳,可见当时翰林院管理很不严格。

《四库》底本和《永乐大典》同时被焚

《永乐大典》的名气很大,但在修《四库全书》之前,它的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据我所知,早在明嘉靖末年,张四维参与重抄《永乐大典》,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两部法律名著,前者于隆庆三年由盛时选刻印,现仅存一部蓝印本,在上海图书馆。后者于隆庆五年由淮安知府陈文烛刊行。清康熙中开馆修书,徐乾学等曾借用过《永乐大典》。乾隆元年全祖望住在北京李绂家中,通过李绂借阅《大典》,每人每天读二十卷,请四个人抄写其中的佚书,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60卷、高氏《春秋义宗》150卷等多种重要典籍。但这些对《大典》的利用都是少量的,所以知之者甚少,《大典》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扩大到一般知识分子中。

自从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12种书,这些书均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四库总目》是流传极广的治学入门之书,这才使《永乐大典》的影响达到普及的程度。而《永乐大典》本身也作为一部书列入《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部分。所以《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两部书均保存于翰林院中,其命运当然紧紧捆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1900年“庚子事变”外在的表现是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营救使馆人员,迫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等仓皇西逃(历史上称“庚子西狩”)。后经谈判,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事情才算了结。

八国联军进京的时间是1900年8月14日(《辞海》“八国联军”条),在此之前,使馆被围攻50多天。当时在英国使馆被围在内并参加战斗的普南特?威尔记下了每一天的情况,比较详细。这本书叫《庚子使馆被围记》(冷汰、陈诒先译)。根据威尔的记录,当时英国使馆最为安全,“英国使馆藏于中央,不露于外”,“英使馆之南及西方之半为美、俄使馆所遮蔽,其东则为法、德、奥、日本、肃王府所遮蔽。唯其余两方无蔽,但西方为上驷院,乃一大草地,只有五六幢黄顶之房,若自此方来攻,极易以枪弹扫之,故难施攻。北方则为翰林院,乃不至于毁者,故亦无虑其自此来攻。”所以首先受到攻击的不是英国使馆,而是别国使馆,“意大利使馆方失火,其防线自然废弃,予等之仇敌用火炬抛进,以致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已被焚”。在这种情况下,各使馆公使及卫队集中到英国使馆,统一行动。英国大使因此也有了资本,“英使以严冷之态鹄立于中,各公使环绕之,而现恐惧推崇之意,以诚恳之辞,将最高司令之权交与英使”。“彼等盖以英使馆为藏避其身之地”。这是1900年6月23日的情境。

就在这之前的6月20日,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枪杀事件:“至九点钟,公使十一人又会议于领袖公使之署。……此时克林德男爵起立,言曾先同总理衙门有约,定期十一点钟聚会,现虽有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之至,虽有战事,仍愿践约而不失信。众皆劝其勿去,以相形之下自觉太怯也。但克君言已说过,不愿中国政府讥其因恐惧而破约。……少顷即坐其绿红呢官轿出来,通事西君亦坐轿同行,复有骑马之:中国人随之。盖克君不愿带其卫队也。德使坐于轿内,口含烟卷,容态萧闲,如赴宴然。予当时同俄使馆阿尔男爵散步于防御线外,均悬想克君不知几时可回。然仅过十五分钟,忽见骑马之二中国人,力鞭其马狂驰而返,……言彼跟随克君轿后,忽闻枪声,克君遂死。”

此事在德国也引起轩然大波,据陈?一《睇向斋秘录》记载,当时中国驻德公使是吕海寰(后来升至外务部尚书)。克林德被杀消息传到德国柏林,“全城人士大愤,集会演说,佥曰:‘华人戕我外交大臣,吾人亦何不可杀其使君?’”吕海寰因此“一夕数惊,卧榻屡迁,目不交睫,喃喃自语曰:‘吾命休矣!吾命休矣!’”不久德国外务大臣来访,转达德国皇帝之命:“克林德之死殊可惋惜,曷忍目睹贵使为彼第二!已严禁此种非法之集议矣。”紧张局面这才平息。

且说中国北京使馆区这边,众公使以为最安全的“避身之地”英使馆,于众公使“把最高司令之权交与英使”的当天(即6月23日),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就被放火焚烧了。据《庚子使馆被围记》6月24日所记:“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众公使大惊。……予前已述过,英使馆之东、南二面为别使馆所掩护,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线之人失守而退,敌始能至耳。西边因有上驷院之保护,亦不必十分设防,故敌人之能直接来攻者,唯馀二处:一为窄狭之北方,一为西南角,其间有中国矮小房子接于使馆之墙,彼中国人奇异之攻击,只能于此二处发展,初自西南角来攻,今则转其锋于北面,放火烧翰林院。”

威尔对翰林院当时这样评价:“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

由于翰林院为英使馆北邻,大火立即威胁英国使馆。“未几英国使馆外面房子亦被焚,北风甚大,火舌将及于正室,无数男女老幼之人皆到井边,以数百种不合用之器具汲水泼之”。“数公使夫人,竟取房内水钵,满盛以水,跚跚而行。危险既临,多时未见之面貌亦被烟薰出,予之首领亦在其内”。可见,当时英国使馆人员惊慌救火之情形。

至于翰林院里的图书文献,威尔的印象是这样的:“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

图书文献被焚情形则是:“数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而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

使馆中那些参加救火的文化人见此局面,怎不动心?“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出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由于放火者大面积投火种,所以火越烧越大。“扑灭一处之火,又有一处发生,因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藉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抛弃浇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翰林院经此大火,图书文献可称灭顶之灾。放火者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使馆区的安全后方英国使馆施火攻之术。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围圈里的使馆人员,他们不会在孤立无援、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雪上加霜,放火烧他们自己。

6月25日威尔又描述过翰林院的情形:“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置有沙袋等防御之物,阻隔敌人。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在这种惨局之中,我们的《永乐大典》,我们的《四库》采进本,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一排排书版,等等,遭遇还用设想吗?

从翰林院被纵火焚烧的6月23日,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当联军先头部队来到使馆区解救被围人员时,清兵与义和团已提前撤退,慈禧和光绪皇帝在5个小时以前已从北门仓皇出逃,使馆周围没再发生战斗,因此,翰林院被焚,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永乐大典》与《四库》底本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之说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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