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诗人荷马曾说，“诗人们必然是各民族的最初的历史家”，如果小说恰如巴尔扎克所言“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这个“秘史”的意义肯定不在于“补正史之阙”而是要在历史的缝隙间寻找发生的可能，讲述一个只有小说家才能够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种记忆、另一种历史和另一种想象自我的方式。
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阅读主体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个体经验，金庸也不例外，从整体上看，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在武侠小说这个文本类型上的一次总结性书写，是一次承上启下的文化建构。它勾画的知识、伦理、权力等多重轴线分别纵横于历史的隐性世界和江湖的显性世界当中，构成十四部复调文本，其间的暗喻和反讽功能，遥遥地指向以儒家文化为内核、佛道法统一的中华文化建构下的伦理个体和历史政治环境，而金庸小说所谓的宏大叙事大抵也都潜藏于此。
金庸武侠小说作品集
金庸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言说者，有着圆熟的历史观，其间夹杂着政治、国族的寓言，它们代表金庸个人对历史秩序的重新认识。重视历史的文本品质。
金庸小说多写乱世，乱世之道王纲解纽，国家价值体系崩溃。《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乱世之道在小说家看来充满超现实的浪漫色彩，国家机器的不作为，政府和法律的软弱，让历史的间歇出现了基本无政府状态。“游侠”乃在这样社会分裂时期的时期应时而出、横空出世，在最合理的文化状态下介入这段历史。与传统武侠小说不同，金庸将其笔下英雄侠客放置在现代叙事的视野中，作品一开始就把英雄的自我分裂与国族分裂、个体的焦虑与矛盾结合起来，将“存在”式的命题集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带着侠客群体的困顿进入叙事逻辑。他结合正史、野史、杂史、以及民间传说编织了一副金庸视野的历史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作者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拼贴起一个引人深思的悲剧性世界。这个历史地图带有金庸式的启蒙与祛魅，昭示出一个“国族”不可撼动的历史规律和寓言。
社会的分裂的表征是民族斗争、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礼崩乐坏，权利轴线全面挂帅。人性的分裂来自于社会的分裂，冠冕堂皇的国族伦理以集体主义大一统的名义扼杀了被抛入荒诞情境的侠客群体。封建国族伦理在“外儒内法”的文化逻辑下努力制造顺民与犬儒，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自由个体的存在始终没有出路。本质上，这类个体的结局和宿命首先是一种文化逻辑必然的衍生结果，然后才是他们个人的选择。
在历史分裂的背景下，侠客们活跃于庙堂文化边缘，在社会分裂的同时扮演着自我分裂的角色。在《天龙八部》中，一心想称帝的慕容复、段延庆，为了帝王江ft梦而不择手段、背叛自我，放弃人类基本的感情，最终发疯发狂，成为被江ft文明上异化的精神分裂者。金庸借无名扫地僧之口道出：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消于无形，大燕复国是空，不复国亦是空”。而大英雄萧峰更是介于契丹后裔与汉人丐帮帮主身份之间的危机之中，不断地自我追问、自我求证，民族分裂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他身上的自我分裂的矛盾，历史的偶然性、非理性是这种王霸逻辑必然的结果， 金庸解释了“空”才是人生的“真相”，厮杀搏斗,成败输赢都是虚无缥缈的镜花水月，转瞬即逝的刹那芳华。
金庸笔下的侠客们
他在戏拟、反讽、隐喻的功能上叙述了一个个被精心修改过、属于他眼中的历史故事，也抹去了历史表面厚厚的油彩，为历史知识极其有限的普罗大众祛除了历史的魅影，解构真理的先天性历史深度，拆散一个原来认为连续的故事，这就使得真理无法借终结来完成自身的历史。无疑，在这里历史并不仅仅是游戏和娱乐，在这一系列文本中，金庸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严肃感和使命感，他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大胆地重估历史，否定即成的历史定论，挖掘着封建中国在自身中包含的终结因素。
“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 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 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 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任我行
岳不群
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中，某些中国文化政治的阴暗面，以及这个文化系统下的国民劣根性总是无法改变和超越，历史时间的前进无助于人性的改良，在《笑傲江湖》后记中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突破了中国历史传统的诸如朝代更替论、线性进步的历史认知， 体现了一个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深刻的警醒和明显的失望。它反映了，在金庸小说的世界里，历史并非理性的前进，历史政治是一部“厚黑学”， 天生不擅长权谋的草莽英雄们，只能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透过文化的夹层我们看到了无休止的历史的诅咒。
天龙八部
在《倚天屠龙记》的正文以及后记当中，作者提到了在历史政治文明的逻辑下，主人公张无忌这样的草莽英雄肯定没有出路，政治家需要的三个素质要求他半个都不具备，真正的侠客英雄在历史文化的异化逻辑内只能扮演悲剧角色，“张无忌一生只重视别人的好处，宽恕(甚至根本忘了)别人的缺点。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领袖。当然，他自己根本不想做，就算勉强做了，最后也必定失败。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周芷若和赵敏却都有政治才能，因此这两个姑娘虽然美丽，却不可爱”。“张无忌甘受灭绝师太三掌，在光明顶上奋身而挡六大派，不是求名，不是逞勇，只是觉得“应该做”，所以他决不会去和朱元璋争做皇帝。”
苏有朋版 张无忌
【新华书店旗舰店官网】倚天屠龙记 金庸正版共4册 天龙八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金庸小说作品集经典武侠小说畅销书排行榜 ￥70 购买
如果说鲁迅在中国文化中看到的是“吃人”，那么金庸则在中国的文化政治中看到了“流氓”。透过对历史症候的偶然性和非理性的反思、以及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追问之后，金庸全面总结了中国文化政治最后的出路——“流氓”主义。
在金庸笔下所书写的“历史世界”中，三千年来中国文化政治所孕育出的政治赢家就是“流氓群体”，所以他在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中，别有深意地创造了流氓精神集大成者——反英雄的韦小宝。在其修改的《鹿鼎记》后记中，金庸坦陈：“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
影视剧中三个不同版本的韦小宝
接着他又说，“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 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
在这里，金庸梦想在中华文化里寻找一种超历史的普遍规范和普遍真理，企图以知识分子的先知冲动揭示三千年历史政治文化的规律。吊诡的是，金庸所昭示的历史普遍规律却是一条成王成霸的逻辑，在书中无论哪个英雄都要被这个历史文化逻辑吃掉，最后剩下了流氓主义。关于“流氓”与侠的关系，1931 年， 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这就是中华文化唯一合法价值系统， 金庸本身似乎想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和欣赏，但潜文本中却一再显示了这个历史系统里诸多不光辉的谱系，他在无意中抹去了这些价值系统本身被历史赋予的圣光，使读者一反过去所思、所说、所做的禁锢和奴役，让人们的思想成为发生差异的一个时刻。
马克思曾说：“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乃至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同样是侠客拯救社稷江ft的历史命题，在金庸以往的作品中总是安排悲情的结局，但在《鹿鼎记》中却一改前戏，以闹剧的形式来解构。在这部封笔之作中，金庸小说的历史虚无感和盘托出，韦小宝这个出生于妓院的小混混，凭借一身流氓本事逍遥于庙堂与江湖之间，他不问今生是何世， 民族大业、社稷冲突对他来说全无所谓，谁给银子就是主人，他凭借着市井社会学来的下三滥招数帮助康熙皇帝排除异己，稳固江山，依靠流氓伎俩混迹江湖， 倍受世人崇敬，最后明朝知识分子遗老们居然推举他为反清复明的盟主。历史和江湖的政治逻辑在他这里恰倒好处地展开。金庸看透了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腐朽与虚无之后，创造了一个文化的毒瘤，并借这个人物形象颠覆了整座历史武侠小说大厦。难怪鲁迅说：“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而作为书中另一个主角——康熙，更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皇帝的流氓本质早有史家论及，汉高祖刘邦发迹之前，流氓成性，为非作歹，“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刘邦以后，流氓皇帝谱系历经千年，一个个流氓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鲁迅说：“中国的开国皇帝都有些流氓气”。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说过：“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正因为这样，取得最后胜利的皇帝们才常常得意地嘲笑安分守己的农民为“愚民”，嘲笑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为“书生气”。
吊诡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金庸，却格外推崇贤明的帝王能臣，《鹿鼎记》在韦小宝的虚构经历之外，实写康熙一朝的内外大事， 书后还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金庸认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这是对《鹿鼎记》主题的一种诠释，更是金庸历史观的真切体现，这些态度表明了他的精英主义立场，在金庸的观念中，历史乃英雄创造，胜利者方为英雄，只有皇太极、朱元璋、康熙、乾隆等流氓主义精神代表才符合中国历史政治文化规律的期待。
现货鹿鼎记朗声旧版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广州出版社9787546206127 正版书籍2013年04月出版【新华书店直接发货】 ￥94 购买
请关注文史包袱铺，并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您对金庸笔下的历史国族和江湖乌托邦的小说人物，有何看法？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