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23日，李先念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上，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4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李先念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
李先念长期主管新中国财经工作。由于中国财经和农业粮食的密切相关性，他对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发展问题给予了很大重视。当选全国政协主席不久，他就对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1988年4月16日，李先念视察河北省石家庄市及栾城县农村时指出：10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靠进口是不行的，一定要重视农业发展。发展农业离不开水，要解决华北的干旱，需要尽快实现南水北调。发展农业还要重视有机肥料，增强地力，才能保证稳产高产。在听说该县土改时人均三亩地，50年代人均二亩半地，而现在人均只有一亩多地时，他对县委负责人说：一定要把土地管理好，不允许乱占土地。工业建设一定要少占土地，农村盖房也要向空中发展。
1988年4月17日、18日，李先念在河南信阳地区视察，对河南省和信阳地区的党政领导干部说，一定要十分珍惜土地，要移风易俗，控制人口，农村宅基地、坟地不要乱占耕地。一定要重视发展农业，发展支农工业，发展乡镇企业，保证粮食稳定增产，改善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生活。
1988年4月19日至5月28日，李先念在湖北省视察工作时特别强调，抓农业、抓粮食，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三年困难时期，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也可以说是饿怕了。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注意粮食问题，就是吸取了那时的教训。李先念指出：“要教育各级干部保护农民的耕地，不要随意浪费和侵占。一亩好的耕地，能收1000多斤甚至2000斤粮食，可以养活二三个人。占用这样一亩耕地就等于砸了二三个人的饭碗。从这个意义上讲，乱占耕地就等于犯罪。”
1988年7月下旬至8月26日，李先念在大连休息期间，听取辽宁省和大连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说：“抓好农业，才能稳定经济，稳定市场。要抓好农业，保持农业生产的后劲，除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外，当前特别应注意施用农家肥料，改良土壤。施化肥是必要的，但忽视农家肥料，地力会减退，土地会板结。有了肥料，还要有水。要加强水利建设，做到有水能蓄，蓄水能灌，积水能排。”
1988年10月15日，李先念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并转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对经济问题的几点意见：粮食问题要高度重视。我是被粮食问题吓怕了的。陈云同志说无粮则乱，这是真理。何况中国有10亿多张嘴巴。农业生产要有个长远的打算。农业投入、农业基本建设、经营管理方式、发挥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等，都要有具体措施，并认真落实。毛主席讲，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这个话的精神并没有错，只是以前在理解和执行上出现了偏差。
1988年11月1日至5日，李先念在视察江苏省无锡等地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是个10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是个大事。尽管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但仍然一时一刻不能放松农业和粮食生产。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水平，推广优良品种。要认真搞好农业后劲。要依靠正确的政策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当前特别要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1989年10月9日至11日，李先念出席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时说：现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不少，形势是严峻的。看来农业的发展，除了把政策调整好、扩大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必须增加投入，特别是农民的劳动投入。要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要组织他们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广积多施农家肥料，大力发展农林牧副各业生产，不断增强农业生产的后劲。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知识和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李先念对知识分子和科技发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1988年9月14日，他为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30周年题词：广泛团结科技工作者，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
1990年5月4日，李先念就陈岱孙90诞辰致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指出：我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和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原理，许多同志为振兴中华和建设社会主义奋斗了一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岱孙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李先念对此高度重视。经政协党组讨论通过，7月李先念在政协上送此《建议》时，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知识分子、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还不少，目前存在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问题，就是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想各种办法逐步加以落实。要经过调查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加以解决。鉴于当前财政困难，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从最迫切的问题着手。现在要起步走，使问题逐步缓解，而不要越积越多，越来越难办。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重视发挥本国科技人员作用，我认为十分重要，建议认真做调查研究。我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优点，一是爱国，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对国家发展以及现在遇到的问题十分着急，很想为国出力；二是很勤奋、有能力。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有水平的人才。建国以来，他们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不光是两弹，许多方面都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眼界开阔了，对外交流增加了，引进了不少先进科学技术，成绩很大。但是，由于认识上不清醒，也产生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部门、有的同志把希望寄托在引进上，没有很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放松了依靠本国科技力量建设现代化的领导和规划，只想用钱来购买国外技术和产品。结果一方面造成重复引进，而且有许多是低水平重复；另一方面造成国内科研资金不足，科研条件和科技人员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科研力量分散，大量人才闲置，有的纷纷出国。这样下去很危险。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尽可能多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同时一定要有国内科研和生产作为坚实的基础，并且把组织国内科技力量研制、攻关与引进相结合。全靠购买是靠不住的，特别是高技术、军工技术，人家一定要卡，而且把它作为诱压我们的政治工具。说句挖苦的话，如果只知道引进，不注重消化吸收和研制攻关，那就只能把我们的现代化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因此，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要闲置着，更不要搞散了。在这方面，不仅要看得准，而且要抓得狠。要统一规划，统一认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落实。不仅科技人员，整个知识分子问题都要处理好。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吸引和鼓励他们同心同德、全力以赴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除了其他有关政策和思想教育外，当前最要紧的是给他们派任务，让他们担担子；同时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条件方面的实际困难。在这方面多花点钱是值得的。只有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1990年11月24日，李先念委托王任重主持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稿》。《建议稿》指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方针，重视发挥本国科技人员作用。增加科技投入，为科技人员献身四化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条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切实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
李先念指出，《建议稿》中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方针都很好。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对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要给人给钱、组织攻关；二是要有一套把科技成果和经济建设相互结合的有效办法，但是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这几件事都要抓住不放，用切实的办法一件一件解决，不能光是一般号召。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推动我们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在政协主席任上，李先念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多个方面谈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988年2月，李先念将在中共十三大期间及其前后，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的端正党风问题的讲话，整理成《党风建设是件大事》一文。其中谈到，解决党风不正问题，首先要加强教育。面对新的环境，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做得生动活泼，深入细致，不搞形式主义，不讲空话大话。
1988年10月，李先念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并转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所谈的问题中指出：只讲物质利益，不讲精神文明，不讲理想信念，那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思想混乱、精神空虚的社会。何况，现在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党的领导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几年有所削弱。最近中央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我完全赞成。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没有根基，没有方向。
1989年8月24日，李先念致信祝贺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召开。他指出：邓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9月5日，李先念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西方大国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来颠覆我们。我建议根据这份报告，认真地好好想想我们的问题。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应该引起全党切实注意了。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机关特别是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队伍的建设，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注重政治素质……当前，我们要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一步稳定政治形势，把经济工作切实搞好。政治稳定了，经济繁荣了，群众就会更加拥护我们，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管是帝国主义的‘二次进攻’，还是多少次进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9月12日，李先念在会见尼加拉瓜客人时指出：近年来，放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这是需要认真总结的深刻教训。新中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决不容许任何人颠覆它，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想让我们在这方面作出妥协和让步是不可能的。中国与外来势力之间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干涉内政与反干涉的斗争是长期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政治上坚持原则；外交上独立自主；经济上自力更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建设好。
1990年12月21日，李先念在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后致信江泽民，指出：现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还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国际局势也动荡不定，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我们要充分考虑这些情况，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困难局面。在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计划时，要具体地、充分地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等重大原则和方针，力争做到有备无患。
1991年3月25日，李先念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3月29日，他在接见湖北省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时说：在中国，我们究竟应该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是救不了中国的，这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历史经验。
1991年4月27日，李先念致信江泽民、李鹏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送去魏巍给我的一封信，请参阅。信中表达出一位老文艺工作者对党的事业的耿耿赤诚之心，令人感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既是长期的，也是十分现实的。海湾战争后，美国的尾巴翘到了天上，已经而且必然还会对我们施加压力。国内恐美、崇美、亲美情绪有所抬头。于是，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认为机会又来了，趁机蠢蠢欲动，这个动向应引起重视。当然要内紧外松。思想理论和文化战线非常重要。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丢了，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苏联、东欧的前车之鉴，可以为鉴。因此，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不管国内外反动势力如何造谣惑众，纷纷扬扬，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不能退让。
1991年6月12日，李先念致信江泽民并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坚决反对自由化并同搞自由化的人划清界限，就不能团结大多数，不能有安定的局面。中央提出，一定要把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非常正确，务必要有切实的组织措施加以落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内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并没有告一段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确实是唯恐天下不乱，正在暗中组织力量加紧活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重新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我看，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当然，只要我们的各级组织立场鲜明、方针正确、举措得当，他们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 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共同富裕。但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李先念关心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为了促进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倡导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前身），并担任名誉会长。
1989年2月1日，李先念致信项南、林乎加、朱荣，就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的工作提出三点具体要求。根据李先念的意见，基金会拟定工作方针为：只服务，不营利；只帮助，不代替；多造血，少输液；多开发，少救济；要脱贫，靠自己；要致富，靠科技。3月13日，李先念出席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成立会。他在谈话中指出，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全国性民间扶贫社团，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其宗旨是广泛争取国内外各方面力量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接受有益于中国贫困地区的各方面的援助。各级政府不能因为有了这个基金会就不再向贫困地区拨款。在财政允许的条件下，应该给贫困地区的钱，一分钱也不能扣，扣了就是没有党性，没有群众观点。扶贫资金要用在发展生产上，绝对不能挪作他用。
1992年5月27日，李先念向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发去贺信。贺信中说：“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贫困地区，通过干部交流，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创举。希望你们协同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把这项工作做好。并望开好这次交流干部工作的座谈会，认真总结经验，以便逐步推广。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贫困地区人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标准低，不稳定，困难多，一遇自然灾害，仍有复贫的可能，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扶贫济困，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我们应当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下，通过先富帮后富，发达帮贫困地区，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协作，尽快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扶贫工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扶贫工作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要努力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子，加快扶贫开发的步伐，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5月，他在病中接见中国扶贫基金会领导同志，并在听取汇报后说：搞好扶贫，造福当代，荫及子孙，功在千秋。
■ 推动老区社会经济事业发展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区域一般是在自然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这使革命老区有部分和贫困地区重合。
1988年4月19日至5月28日，李先念在湖北省视察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尽快改变老区仍然贫困的面貌，国家仍然要大力扶持，但重要的是群众不能丢掉艰苦创业的精神，基层干部要充分调动并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要教育青少年，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无论在什么时候，丢掉了这个精神和传统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老区经济建设要上台阶，关键是要发展生产。这些老区都是山区，就应该靠山吃山，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
1991年4月，李先念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详细询问大悟改革开放的情况。他指出，老区脱贫致富，政府的扶助是必要的，但主要还是要搞好改革开放；还要发扬老区人民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努力把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水平快一点得到提高。
1991年11月12日，李先念将四川省达县地委关于对老区进行扶持和开发的建议报告批给陈俊生。批语说：大巴山老区人民，当年对川陕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请你与有关部门商量，对大巴山老区实行对口扶持和综合开发。
1992年2月25日，李先念在北京医院对前来看望的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心思的话，那就是老区的建设怎样加快。这些年来，我想了两件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石油，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腾飞；二是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冶炼攀枝花的矿石，综合开发，推进整个大西南经济的发展。
1992年4月15日，李先念致信李森茂和房维中：听说京九铁路的设计方案中，在湖北段有一条自干线到武汉的联络线，据说这条联络线有三个方案，其中有一个出麻城经红安到武汉的方案。我认为从发展老区经济、繁荣大别山区的长远观点看，这个方案较好。■
（来源：《党史博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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